呵呵，又偏离了“竞争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这个制度环境的大平台，进入了微观操作的小平台，应该保持同一平台，不要热火朝天的说了半天，结果根本不是讨论同一个东西。呵呵，不要生气，在讨论同时，学学主持会议的技术也算收获。

现在回到“竞争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这个制度环境平台。

现在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地方政府的研究比较深入，现在就先讨论地方政府的竞争问题

首先说说周黎安：他对地方政府的竞争有个另类的观点，他认为“地方同级官员的升迁竞争是“零和博弈”，因此政绩导致的外部效应反而给对手带来负效应，也就是说他从政治竞争的角度而非经济竞争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竞争”我对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单单是纯经济问题，更多的涉及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等东西

一直只知道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变迁的根本动力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

不知"学习和竞争称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出自那篇文章?谢谢!

birch的观点应该引自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但本人认为有断章取义之嫌。何况人口压力本身也是一种竞争压力，而且其具有很强的历史条件，不能作为一般的经济结论。至于本人的说法请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后简称《制度》）。
   多谢二楼诲人不倦的提醒，深表谢意，以下尽量抑制对现实问题的冲动。哈哈！
   我对二楼的再次捧场所提的观点作点探讨。政府作为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公众利益的代理人组织，其地方政府官员就是第2或n级代理人，他当然也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子目标追求，其中升迁应该是其中分量最重的变量。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坚持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座右铭的官员，——而且其中“做主”不但意味着提供保护和公正，还包括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就免不了追求政绩。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过程，实际也是政治体制激励机制的结果，在其个人那里是政治竞争的手段，从社会角度考虑却是一个生产性过程，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这一生产性过程是否真的是有效率的。正是这种升迁的“竞争压力”导致了代理人的学习（包括交流的知识和默认的知识——见《制度》）。地方政府官员的最大化行为，再加上历史上不合理的制度框架（科举考试）所勾勒的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取向，就造就了现在也许还要持续很长时间的流行的副产品——官本位思想（一种非正规制约）。
    诺斯论述了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影响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见《制度》），从这里看，组织中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也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种变迁可能是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上述分析应该没有偏离主题吧。敬请补充完善！

讨论制度变迁，我认为首先要界定几个方面：外生变量是什么，内生变量又是什么，用田国强老师的话说，什么是制度环境，什么是制度安排？ 然后要搞清的是谁是行为主体，组织抑或个人？诺斯说组织是主体，那么组织行动的规则（其偏好）是什么，这似乎又回到了制度安排。仅仅停留在泛泛地讲国家变迁或地方政府变迁似乎意义不大。当然，如果能证明国家变迁与地方政府变迁是同构的，就可以以小见大了。

纯属个人意见

先回答duandaodi的问题

1、 诺斯早期研究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参数的函数。后来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里，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最重要。

也就是说诺斯早先认为制度是外生变量，后来认为制度是内生变量

2、制度环境：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由一国的基本制度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还有一种称法叫“宪法规则”

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一般在制度环境里进行。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等，制度安排也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3、主体：在诺斯的理论中组织和个人都是主体。对这个问题，我不同意duandaodi的说法，诺斯的理论是建立在欧美宪政的制度环境之下（守夜人）的，所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并不如个人和组织。诺斯的理论在中国遇到的却是人民民主专政（专政和宪政的差别不属于本论题，暂不讨论），改革之初中央作为第一行动集团推动制度变迁，地方政府作为第二行动集团，改革进行到现在，地方政府基本成为第一行动集团。所以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集中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我认为是抓到了主要矛盾的。

最后国家变迁和地方变迁是不同构的，这点必须澄清。

现在回答greenork：

1、政绩问题：杨瑞龙认为地方政府“是中央的政治代理人，追求能被上级观察到的政绩最大化。中央（或上级官员）从“德、智、勤、绩”几方面考核下级官员，但前三者十分抽象，只有“绩”具体，且是前三者的显示信号。“绩”主要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来体现。”

也就是说经济绩效成为第一考核目标，也就是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核心标准；社会稳定只要不出大问题就是，这是个最低标准

2、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有着本土特色，首先，中国官员的经济利益来自其政治地位，这是事实，也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各个官员想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就是沿着金字塔式的官僚等级制度向上爬。金字塔式等级制度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是一件极端残酷的竞争，所以地方政府进行推动制度变迁以谋取潜在制度收益的动力是相大大的。

诺斯论述的经济组织和个人最大化行为：杨瑞龙认为“在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是两大支柱。在国家理论中，诺思抽象掉了地方政府行为，集中考察国家与产权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博弈过程。这一理论假说很难真实地描述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上，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渐进式制度变迁中的核心地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16 13:29:51编辑过]

对duandaodi的回应：

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其间的各个部分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不论是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还是正规制约与非正规制约。我们谈制度变迁，若只是拿着各种极为抽象的概念到处推理，我觉得那才是“泛泛而谈”，诺斯这样的大师也许有这种驾驽能力，而且其" 泛泛而谈"也是极为有价值的，但他也在著作中到处引用历史中的具体制度案例来辅助讨论。我们这里谈国家与地方政府，也是在案例中努力澄清学习、竞争与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的微观运行。nie之所以成功，很大的一点就是因为其重微观的分析。

我当然也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纯理论角度对学习、竞争与制度变迁的机制给予有价值、有创新的阐述，但我也很欢迎更多人提供更多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制度变迁理论没有案例的实证检验,是无力的

这是搞制度变迁理论的共识

首先，我们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什么是外生变量？这是我们讨论制度变迁的一个问题。如果宪法或是文化作为外生变量，那么宪法和文化就不能变化，这不符合制度变迁的研究论题。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个问题。

其次，把人的本性作为外生的，利益驱动，但这不符合诺斯说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力，显然，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冲突是微观的，但确实一直存在的，如何解决？诺斯只是断言，没有证明。

第三，实证与案例研究是不可少的，可是指标如何选择，如何度量，这似乎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

相反，在地方政府研究中这些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地方政府的研究就多一些。

谢谢回应

[em07]

不好意思,对那本书浏览了一下,也许是太快,没有看到诺斯有那样的论断.楼主能说说在什么地方吗?

个人觉得把竞争和学习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该是有问题的,属泛泛之谈,借用竞争这把万能匙分析只能说明变迁过程中(不是发生前)的选择问题.

而学习通过对知识的分析也只是表达微观层次上企业家关于诱致性"组织变迁"(不是制度变迁)的形成.

还是同意诺斯的相对价格变化,虽泛但难挑毛病.

1、Duandaodi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制度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诺斯在考察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时，还是依托了新古典中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生产要素、技术、管理等）的。

我估计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你在问什么是内生变量，什么是外生变量时，我读出来你问的是制度变迁的内外生变量问题。

还有宪法规则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宪法，可以大体等同于制度环境。这个认知错不得。制度环境包括产权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意识形态、宗教、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

2、个人和组织都是制度变迁的主力，不要对个人的作用小看了，你想想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小看就可以理解

3、制度变迁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静态的指标对它有些不适用，所以案例研究中，更多的是对过程的分析，和建立一般化的模型

现在回答Birch：

1、制度变迁理论有诺斯建立，但是诺斯的理论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全部，所以我们不能谈制度变迁就把诺斯当成唯一。

“青木昌彦（2001）等人通过一个演进博弈模型把诺思的框架形式化，在青木昌彦的模型中，诺思提出了一些问题得到更明确的解释和证明；斯密德（1987，2003）等人则进一步发展了诺思关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当事人的认知心理的观点，并在基础上引入结构－行为－绩效框架来解释制度变迁问题。”（周业安《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目前正处在市场导向的转型期，制度变迁理论的……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有着深远影响的本土制度变迁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1、早期林毅夫提出并影响深远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1994），……。2、周业安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2000.05）中针对林毅夫的理论，……提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理论”，……。3、杨瑞龙在《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1998）……提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在《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2000.06）中……构建了“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呵呵，本人写的）

2、nie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本来改革是“知识的冒险”（哈耶克），但是在“致命的自负”下也可能成为全国的冒险。”

这是中国的现实，执政党对执政知识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制度环境，所以楼主的对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是很有道理的

看了大家的讨论，觉得非常不错，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

我说几点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1、关于制度变量问题：制度至少可以分为制度环境（地理、宗教、习俗等）、制度安排（产权、法律、宪政等）、具体组织（企业、政府等）等多个层次。谁是内生变量，谁是外生变量，没有固定的区分，依研究的需要而言。对于中国而言，我觉得研究转型时可以把制度安排看作内生的，研究企业时则把制度安排看作外生的。

2、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这估计是“中国特色”了。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分权的好处，但是对于经济分权的坏处和政治集权的好处重视不够，不少学者现在开始重视了。

3、天则研究所做过几批制度变迁案例，应该还算可以的。

4、就方法论而言，新古典微观分析仍是主流，交易费用的方法正受到考验，计量和博弈论是两种主要的工具。

对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具体组织的解说，我同意nie的，呵呵，这就是理论素养的差距，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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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对制度环境的分发也有道理，现在找到周业安《新制度经济学》里面的一张图

回答birch：先表示歉意，也许是我的记忆力太差，犯了做研究最大的错误；也许是我记忆力太好了，竟把这个观点记得这么久！请见《改革》1995年第3期P53，诺斯的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演讲。至于学习（与竞争）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制度》里有专门一章作阐述，虽然没有明了的按照顶层的文字那样表述；但《制度变迁理论纲要》中表述的就更为明显了。顶层表述应该还算合适吧。如果这些还不够充分，请别见怪。

还有就是望各位不要把论题发展到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争执的地步，像warsky所说，保持论题的统一。

呵呵，看来既当裁判又当选手，还真的不行啊，呵呵

对于制度的分层，应该是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知识了，现在。我不过拾人牙慧啊。

再发几句：

warsky的幽默感也值得在学术研究中适当的运用，哈哈！

对方法论问题作个总结：

（1）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确定我同意nie的意见，其实那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事实，举个明证：威廉姆森在研究治理结构（制度安排）时就是把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至于诺斯包容了几乎全部制度的研究，其解释见第二条；

（2）duandaodi：“把人的本性作为外生的，利益驱动，但这不符合诺斯说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力”这段话抓住了关键。我想表达一下我的理解，人的本性及行为在任何经济研究中都会涉及，且对其进行假定是分析的基础，但“假定”（我对“人性是外生的”说法保留意见）并不是完全的固定，在这一假定下，人会随着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约束以及nie（指新制度经济学，不要误会）所关注的制度约束的变化，做出符合其人性假定的不同选择。——注意是不同选择。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人性可以假定，人的行为也可以假定（比如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效用最大化、机会主义等等），但如果其衍生的选择（对其研究已形成了选择理论）也假定，那么自由何在？这样的话，经济学也就走到尽头了。因此对人性的假定显然不会影响组织变迁，——因为有自由的选择权，从而也就不会影响制度变迁。不知上面的“胡诌”有无道理。望nie点评！duandaodi回应

（3）“实证与案例研究是不可少的，可是指标如何选择，如何度量，这似乎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这是duandaodi的原话。我这点可以肯定：duandaodi显然受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先入为主的影响，只注意到了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与计量经济学，而忽视了近来才受注视的比较制度分析，或分立结构分析。虽然nie继承了“老经济学”的一贯逻辑，但也要看到他的特殊的分析方法。望nie点评！duandaodi回应

忘了几句：

（1）尽量不要再谈方法论问题；

（2）请warsky也为另外一个响应贴“版面费的由来”发表思想，这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只不过连地方政府也比不上，更别说国家；也请nie更多关注。

回22楼:

因没有看过《制度变迁理论纲要》一文,不知怎么说.

我觉得顶楼的表述是不对的.但在22楼用"推动"一词较好.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探究应该是很重要的.

如果顶楼是对的,我认为诺斯违背了自己分析的逻辑,所以,不知我怎样能看到95年诺斯一文.

回15楼

我觉得在制度变迁研究中，制度的稳定状态与人的制度创新精神可能也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和后来的长期衰落。由于人们创新出的制度是优越的，表现出了良好的绩效，社会发展进入盛世；也因为长期的盛世太平，本来是内生变量的制度在人们的头脑中越来越神圣化和固化，结果成了外生变量，对人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祖宗之法不可变，人们的创新精神被自觉压抑到了最低限度，这个时候，由于时过境迁，制度本来的优势在慢慢丧失，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显现，结果制度的绩效表现也越来越差，结果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长时期的低水平均衡，等待人们的制度创新精神的缓慢苏醒，或者等待来自外来优势制度的挑战和冲击……

在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制度变迁与人互动的“周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探讨制度演进的周期规律。我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先说几句方法论的问题：

1。诺斯研究制度变迁是从历史的角度入手的，马克思也是。这种方法隐含假定人的本性，或是某个规律是不变的。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在他们那里，制度（生产关系）不过是人类为了发展而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一切都是可变的。用这个方法讨论长期问题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很多因素就不能忽略，我认为不合适。所以，我们讨论中国制度变迁，主要讨论20几年时间，即使再长一些，也不过50多年。仅仅从历史的角度是不够的。

2。至于个人和组织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我倒要感谢warsky的启发，任何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个人，都依托一个组织。诺斯的观点是，个人对社会的力量太小，所以他们才参加组织。而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由于某些制度的影响，一些共同利益者成立组织是非法的，就形成了olson所说的隐蔽群体。这次农民工的共同行动可以说是隐蔽群体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把隐蔽群体理解成一个组织的话，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观点，其实就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才能导致隐蔽群体共同行动。

3。我没有看过演化经济学，请问演化经济学与路径依赖有什么区别，在研究短期问题中，演化的方法好用吗？

再说几句关于竞争的话题

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除了通常分析的利益最大化考虑之外，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资源。生产需要资本、土地、劳动。劳动姑且不谈，资本要投资，必须有土地，这时候政府必须加入进来，否则投资就不可能。因此，地方政府参加到经济建设有被动的一方面。当然其自身利益的驱动是谁也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