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1965年10月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笔信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信任程度，尽管格瓦拉离开了古巴。由于不同地区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对立和争斗，格瓦拉只能对卡斯特罗坦率地报告自己对刚果行动的重重疑虑。）

　　刚果，1965年10月5日

　　亲爱的菲德尔：

　　来信收悉，阅后百感交集——因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保证，我们正在犯一个错误，而且代价可能很大。我本人也担心自己可能被认为正在滋生一种无端悲观的可怕疾病，这可能是因为我写信时还不够认真，也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我。

　　当你的那位希腊天才（古巴中央委员会委员埃米利奥•阿拉贡内斯）来这里时，他告诉我，我有一封信给人留下了自己是一个被宣判的格斗士的印象。（古巴卫生）部长（何塞•拉蒙•马沙多•文图拉）在传达你的乐观主义信息时，证实了你正在形成这种看法。

　　你可以与带这封信的人详细谈一谈，他会告诉你视察了前线大部分地区后的第一印象。出于这个原因，我无需多谈了。我要告诉你的是，据这里与我关系密切的人说，我已经失去了看问题客观的声誉，因为我面对这些实际情况毫无理由地保持乐观态度。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是我，这个美丽的梦想早就随同周围发生的灾难一道破灭了。

　　在我过去的信中，我要求不要派很多人，而要派干部。这里并不真正缺少武器（除了特殊武器），实际上，这里有武器的人太多了，这里缺的是战士。我特别提醒说，不要送经费了，除非经费所剩无几，而且是在多次要求之后。我说的事情没有一件引起注意，并且还制订了一些荒唐的计划，这些计划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国际声誉，让我的处境非常困难。

　　我现在向你解释一下。

　　苏米亚诺（刚果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加斯东•苏米亚诺）和他的同志一直在欺骗您。如果要将他们编织的大量谎言罗列出来简直是太长了。

　　这里有两个地区存在着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一个是我们所在的地区，另一个是谬勒尔（皮埃尔•谬勒尔曾在卢蒙巴政府中担任部长，是第一个拿起武器的领导人）在开赛省占据的部分地区。

　　在这个国家的其它地区，还有一些团伙聚集在森林里，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他们一仗未打就失去了一切，就像他们一仗未打就失去了斯坦利维尔一样。然而，比这更严重的是这个地区各组织（只有一个与外界有联系）之间的关系。

　　卡比拉（当时是最高革命委员会的第二副主席，是格瓦拉所在的东部前线的负责人）与苏米亚诺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并被用来作为不打一仗就拱手让出城镇的借口。我非常了解卡比拉，对他不抱任何幻想。对苏米亚诺，我不能这么说，但是我看到了一些迹象，例如他对您所讲的一系列谎言；他不愿屈尊光顾这些穷困地区，他在达累斯萨拉姆常常喝醉酒；我也看到了他与什么样的人联手打击另一个组织。

　　最近，冲伯部队（亲政府）的一批人来到巴拉卡地区（在这里，一位忠于苏米亚诺的少将手下有不少于1000人的武装部队），几乎未打一仗便占领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他们现在在争吵谁应该对此负责：是没有抵抗的人，还是湖中那些没有运送足够军火的人。但实际情况是，他们无耻地逃跑了，丢弃了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两门82迫击炮。负责使用这些武器的士兵不见了，现在他们要求我让古巴人将这些炮弄回来，让它们投入战斗。

　　他们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保卫离此地30公里的菲济；他们不愿在唯一的穿山公路上挖战壕。

　　这些让你对此地的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关于需要选派合适的人、而不是许多人的问题，你和政委向我保证这些人是好人。但是，这不是问题所在。你必须真正磨一磨性子才能容忍这里发生的一切。这里需要的不是好人，而是超人……

　　我的人还是200人。相信我，目前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除非我们决定永远单独作战，这么一来，我们将需要一个师，而且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要对付多少敌人。或许，这有一点夸张。或许只需要一个营就可以打回我们刚来时的地区，对阿尔贝维尔形成威胁。

　　但是，人数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能去解放一个不想打仗的国家。你必须培养一种战斗精神——这项任务越来越难以完成。

　　经费问题是让我最痛心的问题，毕竟我曾经提醒过这件事。在我“挥霍”最厉害的时候，而且还是在他们大吵大闹之后，我向一条战线（最重要的战线）提供经费，但条件是我要指挥这场战斗，并且组织一支由我直接指挥的特混纵队，根据我向您大致说过的战略。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估算了一下，这么做每月需要5000美元。

　　现在我得知，只经历过一次战斗的人得到的经费是这个数字的20倍，他们因此可以在非洲各国的首都生活得很舒适，根本不去考虑他们享有的免费食宿以及常常从主要的进步国家得到的旅行费用。没有一分钱会送到可怜的前线，而那里农民的生活，你想多惨就有多惨。还有他们保护者的贪婪，一分钱也到不了苏丹的穷人那里。（威士忌和女人不在友好国家的报销项目之列，而且如果你想要上等的，价格很贵。）

　　最后，50名医生将会让刚果解放区医生与病人的比例达到令人羡慕的每千人一名医生。只有苏联、美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两三个国家才能超过这个比例。但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这些医生是根据政治优先权分配的，没有一丝卫生组织的痕迹。不要采取这种大型化的做法，最好派一支革命医生小分队来，然后根据我的要求增加小分队的人数，再派一些有经验的护士来。

　　所附地图概括地介绍了这里的军事形势，因此我只提几个建议请你客观地考虑一下：别理那些有名无实的负责人；培训100名干部（不一定都是黑人）；至于武器：新式火箭筒、自带电源的雷管、一些R-4枪目前就这些了；不要步枪，它们不解决任何问题，除非是电子的。我们的迫击炮必须放在坦桑尼亚，这些炮，再加上补充来操作这些炮的新战士，现在就足够了；别去管布隆迪，策略地讨论进攻问题。（别忘了坦桑尼亚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在那里必须按规矩办事，别去考虑我引起的这个小问题。）

　　尽快派机械师来，还有能在湖中安全驾驶的人来。这个问题已同坦桑尼亚讨论过，他们同意了；让我来处理医生的问题，我让一些医生到坦桑尼亚去；在分发经费时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他们感到经费紧张时就会求我，如果他们能得到大量经费，他们肯定不会理我。稍稍相信一点我的判断力吧，不要只看表面。

　　我努力说得清楚、客观、全面、真实。你相信我吗？

　　衷心的问候……

题：从古巴到刚果

——切•格瓦拉刚果日记摘编

　　连载 田斌 译

《参考消息》2000年8月25日

　　【英国《卫报》2000年8月12日文章】题：格瓦拉——从古巴到刚果，从梦想到幻灭

　　原编者按：

　　1965年，切•格瓦拉开始了他立志改变世界的雄伟计划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只被称为“塔图”（斯瓦希里语的数字“3”）的37岁的格瓦拉率领一批古巴游击队员秘密潜入刚果东部。那里已经拉起了几支叛乱部队，全都打着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名字和理想的旗号。卢蒙巴是刚果首任总理，1961年遇害。

　　关于格瓦拉这次以失败告终的冒险活动的报告被哈瓦那严格保密了30年，直到现在才全部公之于众。

　　70年代和80年代，冷战在非洲蔓延，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中，古巴的士兵、医生和教师身处彻底失败和相对成功之间，这份报告当时会成为送给古巴的敌人——尤其是美国的一份礼物。美国那时正在千方百计地搞垮这些左翼政权。

　　格瓦拉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带着一种早就不时兴的坦率。他的日记让人们对开展游击运动的那个世界的极端贫困有了详细的了解：事情的难以预料，对道德痛苦的怀疑，缺乏经费的沮丧以及内部勾心斗角。

　　今天刚果的情况与格瓦拉当时的所见所闻惊人地相似：反叛组织分成三派，不仅要与金沙萨软弱的中央政府军较量，还要随时准备相互残杀，并且要依靠外人来发挥作用。

　　格瓦拉当时并不欣赏的一位过去的叛乱领导人洛朗•卡比拉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以下是从格瓦拉日记中摘选的三个片断（包括日记中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稿）：

　　反思与分析

　　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沦落为人们闲谈的话题，但这里混杂着反思和重要的分析。在我看来，这段经历的重要性或许在于，人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用于其它革命运动。

　　胜利是积极经验的重要来源，失败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与事件有关的情况不同寻常的话：行动者与情报员拿自己的生命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去冒险，那里的人民讲着不同的语言，与他们之间只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

　　更正确一点说，这是一段分化瓦解的历史。当我们抵达刚果时，革命处于低潮期。接着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了革命的最终倒退，至少是在当时和当地，在刚果这片广阔的战场上。

　　在这里，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刚果革命分化瓦解的情况本身，而是我们自身丧失斗志的情况，因为首创的这段经历不应该被浪费，建立国际无产阶级军队的计划不应该因为第一次失败就让它寿终正寝。关键是要深入分析这些面临的问题，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出色的战场教员对革命的贡献要比在和平环境下教授一批新学院的教员的贡献更多。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确保有过解放斗争（后来又在与反革命里的斗争中）经验的人与没有经验的人并肩作战，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刚果人的“古巴化”。这一点会被认为事与愿违，因为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古巴人“刚果化”的问题。在讲刚果化时，我们思想中出现的是当时参加斗争的刚果战士对待革命的一些习惯和态度。这当中没有贬低刚果人民的看法，但这确实是对当时那些士兵的看法。

　　撤离刚果

　　（到1965年11月，格瓦拉的梦想在刚果军队的彻底无能和缺乏现实主义的事实面前毁灭了。他坚决要求哈瓦那帮助自己手下的人撤出刚果，尽管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虑是否留下来，成为为履行革命义务而孤军奋战的榜样。）

　　部队几乎完全解体了。一些党员甚至建议召开会议，要求我撤离。我的回答提醒他们，我不会接受任何这样的要求，或者召开任何这样的会议，这件事要当作叛变行为处理。我还说，我会视允许这些建议传播的行为为懦弱。我还有一点能在古巴人中保持某种程度的凝聚力的权威，只剩这些人。但是刚果那边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

　　下面这一段让让你们对革命正在滑向地狱有个大致的印象。我将冒昧地向你们讲讲菲济地区人民的愿望、希望和建议。

　　一、人们要求，我们革命的军事权力应该交给前来帮助我们的友好军队，直到国家稳定。

　　二、人们要求友好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其中包括：

　　军事行动：人员、武器、设备、经费等等；

　　技术援助：工程师、各类技术人员、医生等等；

　　社会援助：教师、贸易人员、工业家。

　　下午2点30分，我们与基戈马（坦桑尼亚的港口）取得了联系。我们的电文是：

　　昌加（负责运输供给和信件的古巴船长）：

　　撤出人员的总数不到200人，随着一天天过去，撤离将越来越困难。我们现在在基班巴以南10或15公里的塞莱河畔。

　　我收到了期盼已久的答复。

塔图：

　　渡河定于今晚。昨天，政委没有让我们渡河。

　　人们兴高采烈。我与马桑古（东部前线的参谋长）谈话，建议晚上就从这里撤离。这位参谋长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由一名指挥官带着自己手下的人留在刚果，我们和其他领导人撤离。本地人组成的部队将留下来。他们不会被告知我们打算撤离，而且要以种种借口将他们派到附近的村里去。

　　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在湖中各个点之间来回穿行的船，其中一条小船来到这里，带上了许多刚果人，曾在我们部队中的那些刚果人觉得事情不妙，希望留下来。我下令从这些人中挑出那些表现最出色的人，与古巴人一同渡河。

　　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关键时刻。我们一离开，种种诽谤之词便会向我们压来。我的部队是一个混合体，我的调查表明，我可以从中最多抽出20人跟随我。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撤出，农民对我们表现出更严重的敌视情绪。但是一想到我们就要像来时那样走了，我的心就被深深地刺痛了，因为我们留下了无助的农民和屋子士兵，这些士兵没有战斗意识，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只能被击败，并且带着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留在刚果不是一种牺牲——不是只留一年，甚至不是我吓唬过我手下人的五年。这是我思想中已经成熟的斗争概念的一部分。我可以理智地预想到会有六个或八个人坚决地跟着我。但是，其他人这么做是出于一种义务，或是对我个人或对革命的道德义务；这样做，将会让那些毫无战斗热情的人去牺牲。

　　实际上，留在刚果的想法让我晚上迟迟不能入睡，或许我做决定并不是要成为一个逃避者。在我看来，刚果同志认为这次撤离似乎是可耻的。我们的撤离是一种逃跑，或者比这更糟，我们是蒙骗那些人留下来的人的同谋。

　　此外，我现在是什么人？我有这种感觉，在我给菲德尔写了告别信之后，同志们开始将我看作是来自远离古巴具体问题的其它地方的人，我不能要求留下来的人成为最后的牺牲品。我的最后几个小时是这么度过的，独自一人，不知所措，直到渡船在凌晨两点抵达这里，当晚便启程了。

　　我将3点钟定为可以离开那里的最后时刻，因为早晨5点半天就亮了，那时我们会在湖的中央。组织撤离的工作开始了。生病的人先上船，然后是马桑古的全体参谋人员，最后是所有古巴人。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不光彩的场面；我不得不将一直央求我们也把他们带走的人赶开。这次的撤退没有一丝的崇高感，没有违抗命令的表示。机枪架好了，我让手下人像平常一样准备随时战斗，以防那些人试图以陆上进攻威胁我们。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唠唠叨叨的抱怨，而这些逃亡者的领导人则一边敲击散落的泊船工具，一边诅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