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保留适当的土地，能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但并不是所有土地都得平均分配。按现有人口，平原地区每人保留六分地就可以了。其余的，让国家、县、乡、村经营土地，明年起，逐步转轨，应该是到时候了。前面说私人承包，后来一想不行。为什么不能私人经营农场？私人大面积承包，农民之间会暗中捣鬼，以往的池塘承包就出现过暗中下毒药的现象。土地承包时间长，法治很难保障。农村人口毕竟占大头，而农田不像工厂，可以建围墙，安全上无法得到保障。

如何提高农民的收益，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这里就存在相反的认识。提高农民的收益是一个非常共性化的说法，而共性化必须建立在最基本的认识上。如关注农民收益水平问题，存在相反判断。从基本的共同点认识，也是从社会的稳定角度认识，中央应该重视，如基本的福利保障，基本的公共设施，文化设施、工资标准的提高，合法权益的保障等。若从个性经济的发展认识，作为中央,不要管得太细，要让各地有紧迫感。这就如同祖父不要管到孙子的前程，否则，就会滋生子孙的惰性。你不管，地方领导就得管。何况，地方领导也需要政绩。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之一，就在于缺乏经济上的层次性，缺乏相对的独立性。我们需要大胆创新，强化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发展。从城乡比重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工业、文化、教育和服务行业诸领域的发展，不是主观上加快城镇化建设能解决问题的。其它产业需要的人数多，农村人口自然会转移。前者是客观决定主观，与之相反，就是主观决定客观，它体现在农村人口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他们有了技术，懂得了科学管理，自然会寻求发展，寻找新的产业。因此，如何提高农民收益的问题，主要得在最基本的方面有保障，如加大对少数贫困地区的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的投入，文化设施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