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哈耶克之二
市场、竞争与人类福祉



　　
——重读哈耶克之二

韦森

　　
【提要】在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会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当代世界思想家中，可能无人能像哈耶克那样数十年始终如一地执着弘传自由市场的理念了。在20世纪后半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曾与哈耶克在同一个战壕进行了数十年的“市场经济保卫战”，但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和价格竞争机制的理解和阐释，却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在哈耶克在数十年著述生涯中，他还不时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发些批评性的“横炮”。

　　学过现代经济学的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基于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推理来论述市场经济之好处的。这种理论认定，完全理性且有着完备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会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最大化，达到市场出清的一般均衡，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任何垄断和行政干预，都会扭曲市场体系的最优资源配置，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和低效率。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优长的这种理性解说，不时引来一些持不同见解的经济学家和论者的质疑和批评。持批评意见论者一般认为，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家们所杜撰和幻想出来的理论上的“海市蜃楼”；现实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说明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美尽善的现世“伊甸园”。一个早年研究和赞同哈耶克的自由理念但后来又对哈耶克批评甚多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曾说过：“在实际中，自由市场很少根据经济学家构建的模型运行。有繁荣和泡沫、萧条和崩溃。只有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市场才是自我调节的。”格雷的这段似是而非的话，可谓是代表了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的典型批评意见。

  
　　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之优长的“传道”（preaching）方式不同，哈耶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把市场价格体系视作为“一种人类交流和沟通信息的机制”，一种自发成长且不断扩展的交换体系（catallaxy）。在1936年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所做的“经济学与知识”的讲演中，哈耶克就从人们的知识分工和信息利用来论述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在1945年的经典名篇“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市场秩序之所以能解决“资源最佳使用的问题”，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只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以劳动分工和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可能。

　　根据这一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到他去世前，哈耶克一直坚持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社会]进化方方面面的过程；正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才逐渐增进了我们的效率”（《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还曾基于这一推理批评过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些看法。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曾主张，应当用当时流行的一个社会主义口号“为用途而生产”，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为利润而生产”。对此，哈耶克批评道：“爱因斯坦似乎没弄明白，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和分配，方能够使我们所发现的资源得到精细地（intensively）运用，从而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所无法预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率地参加生产交换。”
　　纵观哈耶克的一生，与其说他是在沿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来宣扬自由市场体制的优长，而毋宁说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中心目标是阐释中央计划体制的非可行性。只是作为这一理论任务的副产品，他附带地证明了只有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才是惟一能增进人类福祉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多睿智的经济学家所能理解得了的。

　　在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大萧条，复苏之路仍然步履维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且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幻想和憧憬，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化和匿名的市场机制”。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哈耶克当时就尖锐和深刻地指出，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F. Hoelderlin）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也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奴役之路。

  
　　由此看来，在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中，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市场体制描述为一个完美无缺且高效率的现世的伊甸园，而是试图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有着分立知识和有限理性的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价格机制这种信息装置，会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增加人类福祉。换句话说，照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会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只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生成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并不限于“经济效率”这一维的考虑。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来论述市场交易体制的优长。他指出，那种“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会产生‘创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的观点，是宽泛的和肤浅的。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运用”，才能不断扩大参与市场分工的社会成员在天赋、技能和兴趣上差异，才会促进生成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说的“人类最为丰富多样性发展”的文明，最后形成他心目中“伟大社会”。这一点，显然又是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一致——尽管马克思试图采取不同的路径即欲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换来达致这一理想。
　　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经历了近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贫困，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了。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致的世界经济衰退，致使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市场体制的合理性，以致反思性地抨击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但若要再恢复用中央计划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恐怕今天即使有些左倾思想倾向和情怀的人士也不大会同意。在这方面，我们至少要部分地感谢哈耶克。人类社会思想史，将永远记下哈耶克这位执着且常常给人们有些偏执印象的思想探索者。

　　历史还在前行，故事也好像并没有讲完。在最近欧美各国政府负债累累和标准普尔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这当下，西方发达国家要走出经济衰退似乎变得遥遥无期。在此情况下，是否又会像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那样在全世界再涌起一波压挤、限制甚至试图消灭市场竞争机制并相应增强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思潮？在这目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2011/8/9谨识于复旦
本文于2011年08月15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笔者

重读哈耶克之一
常被误读的两大经济学家


  
——重读哈耶克之一（序）

韦森

　　
【内容提要】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非常艰涩难懂，多年来，他们二人也成了被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系列，能够尽量接近这些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
　　在世界当代理论经济学的殿堂中，群星灿烂，大师辈出，从马歇尔、瓦尔拉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阿罗到卢卡斯，从阿兰·扬、奈特、科斯到布坎南，从冯·诺依曼、纳什、奥曼到哈森义（John Harsanyi），举不胜举。然而，能够对整个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数来可能只有两个经济学家，那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影响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多少争议。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通论》），不仅创生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亦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为“凯恩斯革命”时代，这足以说明了其巨大影响。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重大影响，在1946年凯恩斯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就曾称：“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在凯恩斯1946年逝世后，其影响不但不减，反而更不断增强。1973年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陷入较深的经济衰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滞涨”，于是就有了“凯恩斯革命终结”之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由此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影响一直在，时隐时现、时消时涨、时弱时强。数年前，煌煌上百万字的《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曾在这部巨著的结尾预言道：“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又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政策，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如果说凯恩斯是20世纪对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争议的话，那么，说哈耶克也是一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巨擘，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然而，只要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从20世纪20至4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大论战，到1944年一出版就有石破天惊般效应的《通向奴役之路》，再到1960年出版的巨著《自由的宪章》和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数十年持之以恒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曾唤醒了世界各国的多少知识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和可行性盲信和迷梦？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又可以被认为是使哈耶克的思想和理念的实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也似乎是标识了哈耶克所信奉的市场经济理念的凯旋。试问：没有哈耶克数十年对市场竞争体制的弘扬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和批判，会有苏联、东欧、中国等中央计划经济各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会有中国、越南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巨大成功？没有哈耶克，21世纪初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这类问题很难有确定的回答话，但至少问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

　　哈耶克与凯恩斯凭借各自的理论贡献，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这一点似乎今天无人能置否。然而，似乎有点奇巧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两大杰出经济学家，两大思想巨人，两个互知对方学理套路的熟人，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在经济理论和政策导向上，又可谓是一对宿敌。在公开出版物上乃是在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曾进行过旷长日久的争论。即使在凯恩斯逝世后（凯恩斯长哈耶克16岁），这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一直到1992年逝世前，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地清算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
　　正是因为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看似完全相反，导致当代剑桥能源研究机构的两位财经作家Daniel Yergin和Joseph Stanislaw在2002年出版了500多页的煌煌巨制《制高点：世界经济争夺战》（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随后美国WGBH波士顿音像公司又把《制高点》做成了3集连续文献片。《制高点》的中心思想是20世纪是人类社会争夺“思想制高点”的一场激烈争夺战，而哈耶克经济社会思想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则是这场争夺战两支参战大军。按照《制高点》作者的判断，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市场理念曾在世界各国占据支配地位，控制着“制高点”。从40年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则夺得了全世界的“思想制高点”。从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改革和美国里根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尤其是随着80年代中后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改革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进行，以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又夺回世界思想的统治地位。然而，也许叶金和斯坦尼斯劳两位作者和许多经济学家几年前并没预见到，2007年之后全球金融风暴的暴风骤雨，以及随后而来的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又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大举反攻夺回世界思想制高点的历史契机。试问：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哪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学方法、学术观点、理论建构和政策主张上格格不入，且在许多方面恰恰相反，但二人却是私交甚笃的诤友，且上帝似乎一开始把就他们二人命运关联在一起送到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上帝好像正是为了凯恩斯而造了一个哈耶克，或反过来说正是为哈耶克后来的成就和巨大影响而先造了一个凯恩斯。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来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他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对此，哈耶克曾公开说，当时罗宾斯请他这几乎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教职且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小伙子来伦敦经济学院这经济学的顶尖学术府，并直接聘他为经济学和统计学图克教授，“这从头到尾全是运气。”由此似可认为，没有凯恩斯，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的学术之路。

　　哈耶克与凯恩斯，作为影响当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两大思想巨人，不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几乎针锋相对，在语言风格上也几乎截然相反。自幼受德奥思辨哲学语言教育的熏陶，加上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诸多领域，使得哈耶克的语言极其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近些年来，我接触到许多外国经济学的教授、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好像大家都说哈耶克的思想和文著极其难懂，甚至连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都直言告诉我说他读不懂哈耶克。另一方面，凯恩斯无论是著述，还是讲演，均妙趣横生，语言极其极美。这与哈耶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子中，许多人都认为，凯恩斯在散文写作方面已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作为英文散文作家凯恩斯，将名传千古。

　　然而，尽管凯恩斯语言极其优美，但他的《通论》也是一本举世公认的晦涩难懂的书，以致像美国一位当代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这样的大师也承认很长时间读不懂这本书，并在20世纪50年代还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制度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常说他十分欣赏凯恩斯的天才、文笔、赚钱之道和广泛兴趣，但他也常说一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

　　正是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是极其艰涩难懂，多年来，这两大思想巨人也成了被人们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一方面，由于从30年代开始就坚持弘传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理念，几十年从未改变过，使国内国外许多人把哈耶克理解为一个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大家又几乎全把凯恩斯想当然作为一个主张大政府、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国有化和政府干预主义的鼻祖。殊不知这均是对这两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深邃思想大师的误读和误识。
　　为什么会如此？两位思想大师的著作和理论高深、艰涩和难懂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今国内国外这大学经济学教育的流弊中，大家都只读教科书，只读时髦的最新papers，别说学生，就连大部分教师和教授们也花不起时间去啃哪些艰涩难懂的经典古董了。加上网络搜索时代的突然来临，今天还有几人能坐下来读些旧书经典？一些“名家”“大腕”说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什么，大家就人云亦云、众传我播，结果把哈耶克、凯恩斯等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大家理解和传播得面目全非。在此情况下，能安静地坐下来再读一些思想家的经典之作，理清他们的真实思想，还他们理论的本来主张，就变得尤其珍贵和难得了。于是，在本专栏中，将会出现重读哈耶克、重读凯恩斯。如时间允许，也许有还重读斯密、重读马克思等系列。

  
　　记得当代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30～2004）生前曾提出过一个“播撒”（dissemination）理论，意思大致是说，一旦某一思想家把自己的著述出版或发表了出去，原来的文字思想好像就成了有自个独立生命的种子，不断地在人世间和思想界“播撒”。现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两大思想巨人都仙去多年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今世界仍像有着自己生命的种子一样在不断地在“播撒”和“延异”（la différance）。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能够尽量接近认识这些思想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且尽量少“延异”。

  2011/7/31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于2011年8月2日于发表在笔者在《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如诗”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