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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浙江”的恶果 左大培 |
| （2005年2月28日） 2月14日辽宁阜新的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矿难，瓦斯爆炸造成200多名矿工死亡。 孙家湾矿难具有代表性，这是各地政府争相“学浙江”所造成的典型恶果。 近些年来，浙江省成了各地政府争相学习的典型。东北许多地方的干部说，“领导到浙江参观一趟，回来就大变样。”变样就是劲头十足地要将一切都私有化、市场化，理由是浙江私营企业的比重大，“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增长率高，“浙江人会经营，有钱”。于是乎浙江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圣地，落后地区的干部们虔诚地前去朝拜取经，个个恨不得立即把本地区变得像浙江那样。 其实有经验的人都能看出，光这么盲目的崇拜和模仿就一定会造成错误的政策。就算浙江的做法真好，那也不可能适用于一切地方，何况浙江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弊端，照搬照抄其做法更是有害。 温州是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典型。特别是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温州在浙江模式中具有代表性。早在4年前我就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温州的私营企业在制造假冒伪裂产品方面曾经为全国之冠，这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经济学界对温州私营经济的赞扬是极其片面的。可惜那些当官的根本听不进这样的逆耳良言，反而变本加厉地学习浙江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致造成今日的大祸。 浙江的、特别是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它们的私营企业为将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而毫无顾忌，同时地方政府对它们的这种行为又不加约束。这样的经营行为使市场经济不再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而是对广大群众造成巨大的伤害。 浙江－温州模式对人民群众的伤害，主要集中在产品的消费者和企业的员工两端。在产品的消费者方面，温州式的廉而劣生产方式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不仅使消费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使许多消费者（如伪劣电器开关的使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企业员工方面，浙江－温州式的私营企业更是以残酷的压榨而攫取高利润。那些企业不仅以工资低、劳动时间长而著称，而且在劳动条件的恶劣方面更为突出，老板们为了降低成本而不给员工提供工作场所中的任何保护，以致工伤、职业病和事故的死亡比率都创了纪录。 有人把浙江私营企业员工劳动时间长归结到“浙江人勤劳”上。中国不象西欧国家那样有颁布法律限制劳动时间的传统，我不反对让想自己多干活的人日夜不休息地操劳。可是浙江私营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老板“劳动”时间长，而是这些老板强迫他人特别是自己企业的员工劳动过长时间。 最近几年，在“全国学浙江”的热潮中，浙江的这种为老板挣钱而不顾工人死活的做法成了学习的榜样，连辽宁阜新的老国有煤矿都原样照搬。这就是造成孙家湾矿难的直接原因。 据“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某记者匿名文章揭露，孙家湾煤矿已经按照现在“煤矿业改革”的流行做法，把矿区煤矿的开采部分承包给了不同的工程队。承包商与矿上的承包方式是按照承包多少米巷道，交给矿上多少钱，然后包工头再雇工采煤。矿工们说，按照这样的协议，掘进得越深、速度越快，包工头赚的钱就越多。正是这样的协议，使得承包商视时间为生命，经常加班加点进行作业。我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经营方式也刺激承包商拼命降低采煤成本，而这必定会导致减少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和对事故的防范措施。 2月14日孙家湾矿的瓦斯大爆炸就是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中酿成的。这场死亡几百人的惨案发生在农历正月初六，还是在国家法定的7天假日之内！其实那些私营企业主从来就不遵守国家规定的任何假日。看看孙家湾煤矿的承包商们是如果强迫工人们在假日中以命换煤吧： 据上述文章说，孙家湾的矿工“告诉记者，春节前矿上规定，为了不耽误生产，从2月1日到2月23日期间只在大年三十（8日）放一天假。为了防止矿工在春节期间请假回家，规定从每人工资里面扣留400元作为押金，如果在这期间不请假，过完节后每人发给100元奖金。如果请假，一天扣除100元钱，直到400元扣完为止。”可以说，遇难的那200多名矿工是被强迫下井去送死的，而强迫他们的手段不过是这扣下400元钱的威胁加那100元钱的引诱！ 只要你了解死一个矿工对这些煤矿承包商的代价，你就会明白，这样的死亡惨剧其实必然会发生。上述文章说：“据阜新当地矿工介绍，在承包出煤矿后，部分承包商在阜新采用了新的用工协议模式，即矿主（承包商）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据记者了解，在”承包商“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与孙家湾矿工签订的用工协议中，对有关死亡处理的条款有如下注明：一次性给付矿工2万元整，不再负责其他善后事项。在当地，这种合同被矿工称为‘生死合同’。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与矿工签订的用工协议书还规定，如果矿工在井下作业时发生事故而丧失部分劳动力，将得到一次补偿金4000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则一次性补偿6000元，此后承包公司不再与矿工有任何关系，而附加说明中则称，‘春节期间’不保证出工，公司将与矿工解除劳动合同，并罚款1000元。”某接受采访的矿工“告诉记者，他不清楚他所在矿的老板是哪里人，”“当初签订用工合同时，只看到一页纸的条款，自己也不清楚是些什么意思，在对方的催促下就急忙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后这页合同就被人收走了。” 在提供合同时不让对方仔细阅读并思考合同内容，就这样连蒙带骗地让工人签订合同，把工人工伤死亡后雇工方的全部经济补偿限定在2万元人民币。而据报道，由于经济过热造成煤价暴涨，私人矿主每采出一吨优质煤所净赚的利润已经达到了200元。按照这样的工伤死亡补偿金额，每采一百吨煤死一个人，矿主就不会赔本。中国去年采煤17亿吨，矿难死亡不超过1千7百万人，矿主们就仍然有钱可赚。中国矿难死亡人数远没达到这个数字的零头，据此算来，中国矿难的死亡人数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太少。 说到这里，就已经提到了煤矿的承包商中有浙江的“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据报道，承包煤矿开采的工程队包工头“有来自浙江温州平阳、辽宁铁岭市铁法县等地的”。“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是参与孙家湾煤矿作业的3家承包商之一。代表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承包孙家湾煤矿的老板”“系浙江平阳县水头镇苍南乡大司村人”。“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隶属于浙江省平阳县经贸局（之前为该县乡镇企业局，后撤销改为工业局），公司在册员工50多人。据知情人透露，这家公司主要依靠批发资质，收取管理费，每年运作的投资于矿山的民间资金约100亿元。来自平阳县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县约20万人从事井巷工程建设，而大部分是通过这家公司‘走出去’的。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在全国矿业具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公司，是在辽宁各地方政府急不可耐地要巴结上浙江人的热潮中进入阜新煤矿业的。据报道，“去年9月，阜新市曾在温州组织召开过投资环境说明会”，“推出了32个重点出售、合作项目。”“阜新市公布的招商引资资料证实，采矿业包括金矿的开采、煤层气的开发、煤矸石的综合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非金属矿资源的开发等，是阜新招商引资的重中之重”。 这个“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显然是那种挂靠在某个国有单位（政府机构甚至企业）之下而实质为“民营”的企业。这种企业本身就是浙江式“市场化经营”的范例。令人惊奇的是，有半个多世纪现代化开采煤炭经验的阜新人现在忽然不会采煤了，竟然会把这种工程交给浙江农村来的包工头经营。不管阜新方面搞这种承包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取得浙江人的资金还是要利用他们的“经营头脑”，实际的事实却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在采煤上的真正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市场化的交易手段”，以牺牲矿工的安全和福利为代价来降低采煤的成本。造成惊人死伤的大矿难是这种浙江式“市场化经营”的必然后果。 当然，要说这种为了赚钱而以人命换煤的经营方式只是浙江人的发明，那可实在是有点冤枉。早在差不多20年前，我就听大学时的校友说过，当时在辽宁西部（阜新也就在那一带）出现了一些私营的小煤窑，其老板遵循的就是这种“以人命换煤”的经营模式，而且对矿难死亡者的处理也与今日温州“企业家”们所作的一模一样。 可是不管怎样，当时辽宁省的地方政府机构对这样的经营模式还是抱着反对的态度，不容许私营煤窑主们这样草菅人命。何况这样作的是纯粹私人开办的小煤窑，与国有的大矿无关。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之后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命越来越受重视，辽宁省的国有煤矿却退回到了“以人命换煤”的野蛮经营时代。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说是“学浙江”的结果：学浙江“企业家”按“市场评估的价格”用钱来买廉价的人命，以便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学浙江“企业家”把钱看得比人重要，“学浙江”学到了把人不当人的地步。 就是片面地迷信“浙江人的经营头脑”也是要不得的。造成这次孙家湾矿难的煤矿承包商中就有浙江温州的“企业家”。去年轰动全国的以宝马车为奖品的西安体育彩票舞弊案，主犯就是浙江的“企业家”彩票发行承包商。山西煤矿业也有人反映说，浙江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倒确实高人一头。而在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看来，善于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在转移财富上特别专长罢了。 我要郑重地奉告辽宁省、全东北的党政领导：不要再这样“学浙江”了。这样“学浙江”，辽宁省、全东北以致全中国和全世界，都会变成人间地狱！ 这样说绝不是在宣扬地域歧视。我只不过是主张，不要盲目地崇拜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要认为浙江所作的一切都好、一切都对，一切都照浙江的办法办、都要浙江人来办。各地的党政官员倒是应当好好学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这样的浙江人，学学浙江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学习他们与汉奸势不两立的斗志，学学他们发展和保护民族产业、不准外资染指的劲头。在继承岳飞爱国精神这一点上，你们怎么就不学浙江了呢？！ |
那么在浙江为什么没有屡屡发生矿难？为什么没有卖假彩票？为什么没有出现普遍的拖欠工资（我认识很多打工的朋友，他们普遍认为浙江的工作环境在全国算是很不错的），难道就真的“橘生淮南而为枳”了？
不把原因归咎于某些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而归因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我以为是荒唐的，也是情绪化的。
是指农民读书还是指你我读书呀？我看使农民愿意拿自己的生命赌博的那些政策就是你们这些死读书的人制定的。
难道国家 |
农民愿意拿自己的生命赌博
这可是调查矿难的人从农民口中记录下的话语，不是我的“发明”，或我的判断。
学弟，如果你当总理，大概会下令关闭所有小煤矿？那才是没有同情心。因为那意味着某个“侥幸”生在煤矿边上的农民甚至不能用自己的生命为孩子上县里的学校赚点钱。换了我也可能为在妻子生日给她买件新衣服去冒这个险。在你过30岁之前别轻易下道德判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0 15:25:48编辑过]
如果这也可以成为理由，那么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了，经济学不研究革命。
如果这也可以成为理由，那么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了，经济学不研究革命。
你说错了，经济学是“研究”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和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带给最底层民众的结果通常是：连进“血泪工厂”受“剥削”的机会也被剥夺。
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农村，有机会进矿当工，是备受羡慕的。而那时矿工的生活条件和安全条件，你可以去看看当时“铁人王进喜”的宣传资料，决不会比“血泪工厂”强到哪儿去的。
要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很容易，问题在于，有没有更好的改进方案？
你应当知道中国所谓的“革命”和民主革命是有本质不同的，推翻一个王朝取而代之一个皇帝不过是政权的更迭罢了，和革命毫不相关。民主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公民的生存权、劳动权、休息权、收益权受到这个政府公平的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领域竞争和缔约的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脱离了对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无论你数学功底如何高深、建模如何完备，都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在吴敬涟老先生的悔悟之语是里得到了印证的。
现实的确是硬梆梆，没有人想要主动革命，毕竟那血淋淋的代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过于残酷，用经济学的话说是社会成本太高。但如果将农民逼进除了到“血泪工厂”心甘情愿受剥削之外只有坐以待毙的路上，那么这个成本你不愿意付也会有人强迫你付的。这不是你讲不讲得清理论的问题，而是自然正义法则起不起作用的问题，凭什么经济发展的成本必须由一部分人承担，另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却心安理得的以为事实就该如此，一提起革命就觉得大谬不然？况且为什么经济发展就得有“血泪工厂”这样不拿人命当回事的成本，你又能论证得出来么？
你问我有没有更好改进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问了一百多年，前人不是没有开过药方，从胡适陈独秀，到杨小凯茅于轼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国人一生都在研究，从五四到6-四，许许多多普通民众也在一直探索，时至今日，至少民主和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这样的结论是勿庸质疑了。我们所做的只是一边思考一边说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希望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民生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用民主和法制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要知道，批判现实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会仅仅停留于批判现实的。
在vagabond看来，农民要么以命换钱，要么坐以待毙，没有其他出路了。但是真的没有吗？
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不会有。即便你是总理，提高扶贫力度，但那显然不可能达到他们有工作做时的水平。别说你给东北和山西各煤矿现在在职的工人每人每月1000元（假设数）的补贴没有资金来源，即便你解决了这批人的基本福利，你会发现除非你也给其他人同样的待遇，否则黑心的矿主绝对不会缺少矿工，你补贴约多则小煤矿越多。
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3万亿（26355.88亿元），按5亿人计算，你只能发6个月的工资！
美国有个专家写了一篇论发展中国家的童工问题的文章，乍读上去，你会认为她在支持使用童工，其实不然，她在责难发达国家的政府。她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使用童工的地区，儿童的福利状况更好。可惜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被我存放到哪张光盘上去了。
至于你谈到的革命，1911年和1949年分别发生了一次，每次革命当然有其进步意义，不过，在分配上做足文章的后果我们也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看到了。你以为现在的生活水平更高还是1976年的生活水平更高呢？如果你以为现在的生活水平更高，穷人得到的帮助更多，那么你或许会承认贫富差距的大小只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参照指标。
兄弟，你心目中的“好人”也有，卫生部在河南艾滋病问题爆发后就下决心要禁止有偿献血。结果呢？别说它其实靠强制公务员、军人、大学生献血才勉强保证血源，就说它要做到的事吧，各地不照样发现有人为钱而献血吗？直接卖血的收入还要高一些呢（毕竟你不需要找“血头”和制作假身份证或借身份证）。假设某甲的孩子考上了县高中，靠家庭收入支持他读书还缺那么三千元，又假设每次买血可得五百元，那么他的父母和他每年买血两次（按卫生部的说法根本不影响身体健康，反而有益；上海就允许并鼓励一次性献血四百而不是二百毫升）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是否认为他被迫放弃学业就更人道呢？估计你没结婚。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种地方也会为了孩子下煤矿，信不信由你。如果你认为我只是说说而已，那么我告诉你实际发生过的真事（以下内容删除）。你能揣摩到我的动机吗？我想你能。
打那么多字好累，我特地计算了一下，将近一千个字（我搞翻译至少要收九十元）。
希望你多少能相信他人不是冷血动物，对你的帮助就是例证，而热情和好心发展到极端对你和社会都没有好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5 19:11:55编辑过]
写这么多字来帮助我，让我觉得甚是荣幸：）
但恐怕vagabond会错了我的意思。如果你觉得扶贫或者帮助弱势群体就是每年拨给他们多少补助、禁止某些影响重大的做法，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是个系统工程，并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导关怀一下就可以立竿见影的。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的并不是其他阶层的怜悯和施舍，而是一个相对公正和公平的环境。比如拖欠工资的民工可以不需要通过总理关怀就能拿到他应得那份报酬，下井作业的矿工可以通过举报违反安全条例的矿主保护自己的生命，因卖血而遭受HIV感染者可以起诉那些黑心的血头而获得相对的赔偿。。。
我知道你反感所谓的道德说教，主张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和经济现象，这点我并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在实证分析的幌子下为社会种种丑恶现象寻找借口，正如你所举的童工的例子，如果社会物质果真匮乏得必须由少年儿童参与劳动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状态，那自然是迫不得已。然而在一方面官员大肆贪污浪费，巨额资金外逃，一方面未成年儿童不得不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温饱，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出了问题。所谓的有童工的地区儿童境遇比没有童工的地区要好，因此童工存在是合理的，就是个不动脑筋的论证（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论证），因为社会还存在更优的选择----遏制腐败、减少浪费，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更高层次上说，没有实现平等交易，交易一方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经济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甚至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为平等自愿本就是市场交易的起点。
谈到革命，这个令人心悸的词语，并不是某些人偏爱革命，而是因为不动脑筋的分析人士们缺少了对底层人们生存智慧的足够估计。他们会追问为什么我只能在缀学和卖血之间来选择呢？为什么不能走第三条道路呢？这恐怕是社会精英们不得不正视和面对的事实。在我看来，道德是降低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在法制极不健全的时候，道德就成为保证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线。这就是说，避开道德而谈经济不是不可以，但首先你要保证这个经济分析符合经济理论必要的前提，如果连基本的按劳取酬都做不到却谈什么边际效用、计算什么成本收益，那不是空中楼阁是什么？这种庸俗的经济分析方法又何尝不是替各种利益集团为虎作伥，将社会阶层进一步推向对立呢。
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种主动的革命，是推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伟大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并没有消灭地主，只有让地主阶级放弃对政权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食物更安全，生存环境更优美，自然资源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从国家财政中拿出大笔钱支持农业和农民（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另一种是农民革命，通常是农民到达被统治阶级逼迫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才会发生，当然其破坏作用也可想而知了，消灭一切统治阶级，然后自己取而代之。中国的二十四史正是这样反复循环的。
左大培是一个典型的受马克思理论影响的中国人。西方社会在马克思理论影响下，最终成立了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即民主党。中国人读了马克思理论后得到的结论是“造反有理”，一切有剥削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公正的，都不能存在。
实际上，左大培把两个本来不相关的问题放到了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中国现在不能走私有化。当然，我本人是反对私有化的，至少不能象目前这样走下去，否则将有可能再一次爆发农民革命、出现社会动乱，重返过去二千多年的历史。
学习浙江本身没有错，就象我们现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学习浙江，应该学习的是浙江人的精明、勤奋和勇于冒险的精神，就象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应该学会象美国人那样进行理性思考一样。但问题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急功近利，不安于职守，内心思变，总想着换个更好、更高的位子（当然，这种浮噪与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学习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存在滥用经济学揭示的一些原理一样。正是这种滥用和不具备美国人所有的现实理性思考，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危害。
矿难完全是更一个本质不同的问题，是一个矿井安全管理不当的问题。在中国虽然有一个统领八方的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但那纯粹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摆样子。安全生产管理特别是矿井安全管理，是一个日常的管理事务，那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参与其中。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没有几个有才华的人会愿意从事这种工作。“学而优则仕”，能人全都当官、争权力去了（可想而知，二千多年来孔子的遗言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事实上，中国的矿难与学浙江本来没有任何关系。历史上，中国的矿难比现在还多，只是新闻不报道，我们不知道，以为天下太平。现在的问题是每一起矿难都会在媒体上反映出来，搞得人心慌慌。然后，引起了一些充满良心的学者的各种联想。如果这种联想受到了一些不正确理论引导，事实上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然而在一方面官员大肆贪污浪费，巨额资金外逃，一方面未成年儿童不得不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温饱，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出了问题。
你的语气平和多了，很好，这对你来说是个进步，当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任何问题。
诚如你所说的，扶贫是个系统工程，但这个工程与我所援引的这段文字关系不大。贪污浪费的钱财未必会用在扶贫上。巨额资金外逃的原因更复杂，其中有一点肯定是你难以接受的：不和谐的社会导致富人对国家和未来丧失信心，而这种不和谐除了政治因素外，恐怕与相对贫困人口的恶劣心态不无关系（请看时事版那个博士求助帖的跟帖吧）。
进一步探讨扶贫问题，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授予鱼和授予渔。就前者而言，对实在无法自立的人来说，政府和社会有责任提供免费的救助，不过，这里也有适度的问题。事实上许多贫困问题是个恶性循环，例如越穷孩子越多，而且有一部分穷人的确要为他们的贫困负责（朱总理在云南关心过一个贫困家庭，省府因此把他家列为重点帮困对象，但他拿了救助去买VCD机等相对奢华的用品，并没有抓住机遇去发展，而是躺在了政府援助上）。授予渔当然是根本之道，不过，这个过程就复杂多了，譬如教育就可能要两代人才可能发挥作用，而在教育中显然需要加入自我适度评估和和谐社会的教育，否则培养出来的可能就是马加爵。
社会公平的理想也可能庸俗化，例如公务员公开招聘不限身份，听上去是不是很好听？倘若你是农民而考上了上海的公务员，那你的月收入至少在五千元，在上海能拿到这个数字的打工者也不多。可是你最好别结婚，因为你买不起像样的房子（至少是每平方米一万元），而你找乡下妹子，她可以不考虑日常生活问题了，你的生活水平可是与同事相比差几个台阶了。请问，有多少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保留学生时代的理想，保持平和的心态？腐败的虽然是少数，但捞点好处的恐怕就不是少数了，而且多数人一定会拼命向上爬，他们可不会同情弱者，不会为其他人着想。
我们单位要发住房补贴了，内部政策规定拆迁过的要扣除（算是享受过国家福利了），问题是拆迁的地方没有一处的口号不是“支援国家建设”。难道这些处级和科级公务员不知道在中国拆迁引发了多少矛盾？他们很清楚拆迁中的问题。他们在表面上可是为国家（单位）着想。在他们的领导下，我再遇到拆迁，即便没好处也要拖下去，我怎么相信党和政府，我甚至很难相信我的同胞。请记住他们都是上海人，大多是党员，他们就是这种黑暗心态。在这种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18楼写得不错，至少在大方向上，或许对你也有借鉴意义
什么是温州模式？在其本质上就是通过承包的方式以命换钱．国有企业能不能这样？当然不能，它可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只有私有企业才可以．可国有企业不能变成私有企业，那怎么办呢？就引进温州模式了．以命换钱的方式当然比不这么做的方式效率要高了．因此，引进温州模式的结果，肯定比不引进效率要高的多．如果我们就是要提高效率，其他的都可以不考虑，效率就是目的，就是一切，而人的生命，生活方式都是无所谓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引进温州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本质就是仅仅进行效率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只要一谈人，人家所谓的正统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要有意见了．这样的实证分析，它在本质上就是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的最终效果就是为现存的一切做论证和辩护．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现在剩下了什么？人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实证经济学家说，还剩下好多好多的钱啊！呵呵．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的实证分析终于实现了．他就差一点告诉人们，傻Ｂ们，看好了，我搞的可是吃人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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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农民愿意拿自己的生命赌博，他们没有其它的机会赚这点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读书可能带给我们的好处。光会发牢骚有什么意义 ----------------------------------------------vagabond你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