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在中国,当原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如四大家族)和民营资产阶级(如上海荣氏)消失之后,经过一段空白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一定冒出来,现阶段的中国就是如此。
民营资产阶级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但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权力致富”模式,就会导致社会伦理道德腐败堕落。当然,现阶段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经常改头换面。以民营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比如原中山市长李启红,本身作为官员,却利用权力围棋家族企业(原来没有什么家族企业,都是无产阶级,自从侵吞集体资产后,以集体资产为平台和依托,结合李启红的政治权力大肆发展),就是典型的官僚民营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