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30年的经验可知,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而不是强势ZF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市场经济的效率来自1)私有产权提供的激励;2)劳动力市场上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3)价格信号反映了供需状况,比ZF更有效地指导了资源的配置。 经济学早已揭示了这几条原理,不存在特殊的“中国模式”。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财经时事 版,详细出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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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以上论述极为精彩,抄写下来,学习中。。。
(2)按照制度变迁基本理论,所谓强势ZF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个人认为,还是存在的。具体的情况,建议从比较生产率,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政策引导,以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及资源禀赋理论)与国际分工现实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他方面,因为个人不熟悉,不敢妄言。
(3)关于作者论述的第三段,很遗憾,不能苟同。个人以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永远没有过度或超前一说。尤其在我国,无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交通地理、能源地理、物流地理等等来看,我们的基本区域经济框架还停留在3000、4000年以前的大框架下,现在的所谓二元经济和城市群带的首位城市对其他城市财富的集聚(而非扩散)效应,也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基础设施能力,对于基本的经济要素输送和交流能力,也还停留在现代文明的“史前阶段”。当然,从网络经济理论来看,以上提到的所有基础设施类建设,也应当有网络效应(即边际成本递减和反规模经济的效应等),这个和我们对现实的观察正相反。但或不应因此否认第一代中国式量宽(四万亿)的积极作用。个人以为,近现代历史上,凡大国之崛起,都有此方面悲壮和伟大恢弘的建设过程。比如美国沿着五大湖的运河体系的开发,英国从北到南的水陆-河海运输体系。以及前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等等,很难想像,没有老摩根嫡系一群早期私募巨头们的远见、华工的血汗和生命;没有斯大林斗士智慧到近乎“**”境界地征集各类不同政jian者们到严酷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建设大铁路;如今的美国和俄罗斯难以拥有和有效控制如此广袤的领土。想来,中国的情况,也很类似吧。
P.S. 从金融的角度看,交通类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和盈亏评价,应有跨期或代际效应(财富转移或成本分摊),或不应简单地从短期或时点(比如2-3年或3-5年)上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