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目前的财政困难没有轻松的解决之道。自我强制性的紧缩政策换来的是公众采取更实在措施恢复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呼声愈加高涨。抗议人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的不满，他们对全球金融精英特权的谴责令人不安地近乎牵连到了ZF。

　　如果是以前，这种情况可能被视为革命的前夜。但当今世界这样的后果或许更为温和，但却同样令人忧虑：我们面临着团结的丧失、民族狭隘情绪的回归和更大范围的政治极端主义。

　　欧洲的形象因此遭受了损失，特别当你比照亚洲蓬勃发展的经济时这一后果更难以回避。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并投资创新研究的同时，欧洲却被公认近乎陷入经济和政治上的衰退。更糟的是，欧洲似乎已决意忽视它所拥有的持久的优势。

　　上述优势源于欧洲的科研基地，它在欧洲特色和文化遗产的形成方面不可或缺。无论是科学出版物、研究人员或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人群的总体数量，欧洲与国际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相比都毫不逊色。

　　于是，批评家们提出疑问，为什么欧洲出产的许多科学新思想和发现未能转化为适销对路的产品？

　　其实，这个问题与过时的线性创新模型不无关系。欧洲真正缺乏的是官方及公众对欧洲科学真正潜力的清醒认识。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自主权，科学好奇心仍然是社会发展不可预见的转变背后最强大的动力。

　　为了理解科学之于欧洲的作用，关键是要先明确科学——也就是由好奇心驱动的尖端研究——不能给欧洲带来什么：不能得到立即可以商业化的研究成果。

　　尖端研究的过程和创新类似，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当从事尖端工作并尝试进入到未知领域时，没有人知道会发现些什么。任何短期经济效益都是受人欢迎的副产品，而不是可以计划的主要“成果”。除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工作人员，科学也无法创造出人们所急需的就业机会。

　　相反，尖端研究开创全新工作方式(及未来工作模式)，这需要新型的知识和技能广泛散布到社会中并改变产品和服务。例如，它可能实现对自然资源更环保及更高效的利用，或者投资于更适应人类需要也能更好地与人类互动的各项服务。

　　科学是唯一内在长时间跨度的民间体系，这样的特点让人们对脆弱未来的信心得以保持。现代科学300年前在欧洲发端时人数相对较少——举世公认的科学革命如火如荼时也许还不足千人。他们开始系统性地调查自然界(和范围较小的人类社会)如何运作。他们获得了操纵和干预自然进程的全新知识。他们所发明的实验性做法拓展到实验室以外的世界。之后，它们开始巩固并与工艺进步相融合，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

　　我们的理解范围与制作能力成正比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新工具提供了新的调查手段，例如让研究人员能够加快计算速度，从而增加新知识的产出。科学和技术相辅相成，并同时通过社会结构逐步渗透。1700年代的情况即是如此，今天这条规律也同样适用。

　　现在让我们展望未来。按照卫生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Rosling)的说法，我们的星球到2050年将至少可能拥有90亿人口。其中60亿生活在亚洲、10亿在非洲、15亿在美洲，5亿在欧洲。只有保证对新知识的探索仍是一项优先任务，欧洲才能在人口与其他地区相比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捍卫科学革命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欧洲科研机构已经在不断发展并适应全球新挑战的需求。科研工作者和科技使用者(普通民众)将确保对人类进步永无止境的追求永远成为一项重要的欧洲特色。

　　光靠科学本身并不能拯救欧洲。相反，一个知道如何利用科学的欧洲不需要被拯救。

作者： 欧洲研究理事会会长 海尔格诺·沃特尼  来源： 财经网 2012年0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