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能没有资本家

资本家都是精神病患者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一位文学评论家的一篇文章就有这样的暗示。威廉•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不堪的行为，包括“做假账、逃税、倾倒有毒废物、违反产品安全、操纵投标、过度贪欲、作伪证”等。他的结论有个前提，即自由市场是非道德的，资本家的价值观也与基督教价值观不符。诸如“占领”运动、甚至是近期法国选出一位社会党总统这样的爆发事件，都是被宠坏的社会的产物，很多人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由于人们普遍不了解物质文明是如何获得发展的，因此学者、政客以及工会领导人正日益激起人们对各类财富创造者的仇恨。那么这类活动分子是否认为新产品和服务的出现是政府干预的功劳？在他们看来，道路、学校、警察局、医院的建设费用都是从哪来的呢？他们是不是认为消费创新、技术进步、税收资金都是从神圣的公共部门来的？为什么追求利润的动机在人们眼中如此邪恶，而在大学这样的地方工作却显得如此高尚？

这种仇恨或许是出于嫉妒，或许是出于对“交易”的愚昧蔑视，或许是因为对出门卖东西谋生的惶惶恐惧感，抑或是因为一种恩将仇报的普遍趋势。我担心的是，西方社会慷慨的福利体系让我们如此舒适，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去工厂探索商业生产到底意味着什么，去体会一下一旦资本家离去，会是何种情况——私人部门将失去活力，投资和借贷也不复存在。毫无疑问，未来几年希腊将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个经历有可能很不是滋味。经济活动都是循环的，但这一代是如此富足，以至于几乎无法忍受一种长期衰退的可能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的家、住房补贴、外国假期等等。所有这些慷慨的享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由企业精神激励企业家们创建自己的公司。从这些企业产生了工作、出口、税收、以及其他现代文明的构成因素。如果放弃了这些，社会体系就会动摇。这似乎就是希腊现在的状况，由于强烈的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利感和依赖感，整个国家都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驱赶资本主义“恶魔”的一个常用方法：更多的立法、监管、税收。然而，巴西、土耳其、中国这些创造最多就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国家，对公司征收的税率却远低于西方国家。聪明的反商业知识分子，要用与世界上最活跃的经济体相反的政策，来解决我们的失业、债务、以及工资停涨的问题。与此同时，左翼经济学家认为，治愈政府赤字的方法就是增加债务。
这些主张已经得到选民认同的情况很令人担忧。或许，资本主义不擅长自我鼓吹、标榜功绩。但我们要驳斥左派宣扬的“苛待工人、伤害消费者、破坏土地”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公司能够避免破产的命运。毫无疑问，多数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一些厉害的个体。一些人违反了规则，但将极少数人犯的重大错误归咎于整个阶层的做法是有害且欠考虑的。这是一个告密者盛行的时代，如果这些企业家是骗子的话，一定会被逮住。此外，我总觉得顶级教授、医生、编辑、建筑师、科学家、以及每个职业的顶层人士，与商业和金融领域的领导者一样求胜心切、以自我为中心。我敢打赌，在实验室、阶梯教室和手术室里，争夺名利、权力、甚至金钱的残酷野心，根本不比董事会里的少。在我看来，每个面临困境的人都希望为他们眼前的困难寻找替罪羊。资本主义、银行家、企业家等等似乎都是合适的谴责目标。但如果我们为了集体所有制和中央计划而放弃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本文作者管理着私人股本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并担任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主席。

卢克•约翰逊主席的小短文犹如一个精神病人在翻看电话本的喃喃自语，剧本不短，出场演员太庞大！一个担心，其思维会不会跳跃到火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