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中国经济走势：超预期较低位运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季度数据看，GDP季度同比增长率，这个曲线给出了2000年-2012年的趋势，今年一季度是8.1%，以8.1%作为标尺也就是图中红线，可以看到一季度的8.1%是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2个季度中的最低增幅。再拉开看，是自2000年起12年来少有的6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的季度之一。前面在这个位置上，2000年四季度、2001年二季度、三季度曾经有过三季度的低于8.1%。在2008年四季度、2009年一季度又低于8.1%。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一季度的8.1%是超预期的较低为运行。原来预期二季度有反弹，现在看二季度的反弹可能性比预期的可能小。
　　月度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月度增长，以10%作为标尺分析。今年4月份、5月份连续的都回落到10%以内。工业的月增长率回落到10%以内，根据经验判断GDP的增长就会到8%以下。今年4月，降到9.3%，也是低于社会普遍预期的。4月份的9.3%是2009年6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3个月以来的最低增幅。5月份虽然略高4月0.3个百分点，但是仍然低于10%。从2000年以来，149个月当中少有的15个低于10%的月份。其他的两处是2001年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刘树成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反应过度"主要表现在：一是主张大力度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刚刚沉寂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原因分析。从目前学术界和社会理论各方面的分析看，对于今年经济进一步回落我梳理了七个方面的原因。这七个方面的原因都有道理。一是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是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是预期的结果，包括宏观调控中偏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二是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如果第一个原因是短期政策，第二个原因是中长期政策。三是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四是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五是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六是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利润下降。七是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
　　以上原因也都存在，互相交叉起作用、互相叠加。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是不是还有第八个原因，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地方的有些领导说不抓GDP，省心又省力。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如果说没有这个问题当然更好，我觉得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潜在问题。
　　刘树成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每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赶上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推动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增长趋热的态势，相应防过热是为主的。今年我们又赶上了"双重推动年"，按照历史惯例应该着重防止经济趋热，但是反而经济增幅出现了较大的回落。当然也可能像1997年，当年增速回落的多一些。除此之外其他的双重推动年或者是经济回升比较大，1997年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的影响，如果存在上述所说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当中，我们需要把握好GDP增长的速度，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很快会产生"四高"问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由此导致随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的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无疑是正确的。
　　另一个角度看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增速太低会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GDP是提高和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分好，但是没有GDP蛋糕适度的做大就不能够分好这个蛋糕。第二个方面看，增速太低也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财政收入如果大幅度下降，则会有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实现也会受到影响。三是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就影响到了收入。
　　刘树成说，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这是我们常说的。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经济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现在我们提出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并非是说简单的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也不是重返高增长，也不是再次回归到GDP崇拜或者GDP的追求。而是在新的形势下，向各级ZF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就是要把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和谐发展的主线。
　　经济增长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太低，多少为宜呢？这个问题学术界大家共同关注和讨论，也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我提出一个角度，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多少为宜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有学者前一段正确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在2013年至2017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移一个大台阶。我个人认为，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长的下移是突变过程，4个百分点忽然下来了，是突变过程还是渐进过程，这是需要讨论的。
　　国际经验来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潜在增长率下移比较明显，二战以来下移的比较明显，比如日本。有的国家表现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比如韩国。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可能重新上移。比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很难给出精确的测算，可以测算，测算方法也很多，但是哪种很精确是很难把握的。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中，往往成为了经验的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的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ZF、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为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来的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或者10%以下。前一段也有人提出了次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经过一个中高速阶段，然后再落到中速7%-9%。然后再落到中低速6%-8%，再落到低速5%以下，是有台阶的，不是高台跳水。这样最好是分阶段的下移。
　　现实经济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平稳的下台阶，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握经济增速的平稳下落。特别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逐步推移的过程，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在潜在经济率下移的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不一定要直线下落，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然有高低波动。不论国内预测机构还是国际预测机构，预测两年，就是从2011年预测2012年要降，2013年接着降，就一直降下去了，这种观点也有发布。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处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但是不排除年度间或高或低的状况。比如说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比2011年低。但预测2013年的时候，多数预测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2年略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是8.2%，明年是8.8%。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是8.5%，明年是8.7%。世界银行最近两次发布，去年11月发布2012年8.4%、2013年8.3%。今年4月又修订了，2012年是8.2%，2013年是8.6%。为什么2013年比2012年高，还有很多分析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