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在这种交换中谈不上阶级对立。一个商人同另一个商人相对立，一个有货币的人同另一个有货币的人相对立。每个人必须拥有货币，才能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活，这个事实显然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本身是由如下的事实造成的：每个人必须劳动，［VII—51］象施蒂纳所说的，使自己的能力显示出来。首先，在所有以前的、建立在种姓、部落、阶层、阶级等等的差别和对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中，货币都是这种组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货币制度则是这种组织历次兴衰的［表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可见，我们无须证明，货币制度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倒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必须证明，不管以前的所有历史经验如何，货币制度甚至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情况下也有某种意义，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这一环节，在否定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那种［社会］状态下也能继续存在。但是，在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面前提出这种任务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他们是靠单纯的措辞造句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这正是他们特别伟大之处。在他们看来，货币制度，以及全部现存制度，是如此善良，如此笨拙，正象他们自己一样。自由的个人用什么东西来从店铺老板手里购买呢？用自己收入的等价物或者说价值符号。工人用工资、工厂主用利润、资本家用利息、土地所有者用地租——它们转化成金银和银行券——从店铺老板、鞋匠、肉店掌柜、面包房老板等等那里交换［商品］。而鞋匠、店铺老板等等用什么来交换转化成货币的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呢？用自己的资本。他们在这种行为中补偿、再生产和扩大资本。可见，在这种看来如此简单的行为中，第一，表现出总和的阶级关系，表明事先存在着雇佣工人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业和工业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首先表明事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并使资本和收入分开。由于［收入］转化为货币，简单性也就消失了。而且，工人获得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同样，土地所有者获得用货币交纳的地租，工厂主获得货币形式的利润，而不是获得实物报酬、实物租和进行物物交换，——这种情况不过表明，货币制度和缺乏货币制度时比较起来，和货币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起来，其前提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大的阶级划分和分离。没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社会］形式上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不过是利润一部分的地租。
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只要个人不是靠行乞或偷窃获得这种收入，因而，毕竟只要不是从这种形式的收入中侵吞这种收入并以相当强制的方式成为某一阶级个人的代表。［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而言。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象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VII—52］，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这种性质重新表现在受支配的货币量上，整个说来，购买的范围取决于收入本身的性质。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性质的限制。当然，工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买肉和面包，而把工资买白酒喝掉。
凡是收入的性质仍然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性质，不是象现在这样单纯取决于一般交换手段的量，而是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质的地方，工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因此，货币作为阶级对立的最高表现，同时使宗教的、等级的、智力的和个人的差别变得模糊。可见，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行为中，质的阶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则形成质的差别。于是，［区分为］大资产者、中等资产者、小资产者。［VII—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