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同《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谈话记伦敦，12月18日。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的一座小别墅里住着现代社会主义的主要柱石卡尔·马克思。他因为传播革命理论而于1844年被驱逐出其祖国——德国。1848年他返回德国，但数月后又被驱逐。后来，他旅居巴黎，但是他的政治理论又成为他1849年被驱逐出该市的理由。从那时起他的大本营就设在伦敦。他的信仰一开始就给他招来种种不愉快。从他的家庭状况来看，显然这种信仰没有给他带来财富。马克思在所有这些年头当中一直坚贞不屈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是因为他坚信这些观点的正确性。无论我们如何坚决谴责这些观点的传播，但是我们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位现在受人尊敬的流亡者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示应有的敬意。通讯员访问过马克思两三次，每次都看到博士在书房里一手拿着书，一手夹着雪茄烟。他看样子有七十开外的年纪。他很结实，肩膀宽，腰板直。他有着学者的头、文明犹太人的脸、花白的长发和大胡须，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他对待外人异常谨慎。他一般还是接见外国人的，但是那位接应来访者的仪态端庄的德国女人【显然是指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奉有指示，不接见来自祖国而没有携带介绍信的人。然而，你只要一出现在他的书房，马克思就带上他的那只单眼镜，好象要衡量一下你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一样，无拘无束地同你攀谈起来，把他关于全世界人物事物的广博知识展现在你面前，引人入胜。他的谈话不是围绕一个题目，而是多种多样的，就象他的书架上摆着的书籍一样。人们通常可以根据一个人读的书来评价这个人；所以如果我告诉你，我甚至粗略地一瞥就发现了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莫里哀、拉辛、蒙台涅、培根、歌707德、伏尔泰、倍恩，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蓝皮书，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的政治和哲学著作等等，你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了。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使我惊讶的是马克思对美国最近二十年来的重大问题了如指掌。他批评我国的立法时——不论是联邦的还是各州的——情况掌握得如此之多而且准确到惊人的程度，使我不能不想到他可能在美国有消息来源。但是他的知识决不限于美国，而且还包括整个欧洲。当他谈到他所喜爱的题目——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并不是象人们常常描写他的那样慷慨激昂地大谈一通，而是严肃地和充满信心地详细讲述他的“解放人类”的乌托邦计划，他的这种严肃态度和信心说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纵使在本世纪不能实现至少在下个世纪也能实现。

通讯员问道，那么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究竟做了什么？

——做了两件事情。——他回答说——社会主义者证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是普遍的，无处不有，一句话，具有全世界性质，因此他们力图使各国工人彼此互相了解；这一点尤其必要是因为资本家对工人的雇用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利用外国工人来对付本国工人。于是各个国家的工人之间就产生了国际联系，这证明社会主义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而且是国际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工人的国际行动来解决。工人阶级搞运动是自发的，他们意识不到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将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发明运动，而只是向工人说明运动的性质和目标。

——我插话说：推翻现代社会制度是什么意思？

——我们断言——他继续说——企业主占有土地和资本而劳动者只占有自身的劳动力并被迫把它作为商品出卖这样一种制度，仅仅是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将会消亡，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我们到处都观察到社会的分裂。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随着现代国家的产业资源的开发而加剧。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使历史发展的现阶段革命化的手段已经具备。在许多国家里，在工会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政治组织。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党的必要性已经显而易见。工人不能再相信那些政客。一伙一伙的投机家和匪徒把立法机关抓到自己手里，把政治变为交易对象。诚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美国，但是美国人民比欧洲人更果断。在美国，一切事情的明朗化来得更快，在那里虚伪和伪善要比大洋此岸少一些。

博士，有人说，您是社会主义的大脑和心脏，因而您是从这里，在自己的小别墅里秘密操纵着所有的组织、所有的革命等等，即所有目前发生的事情。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我知道。——我们这位年长的绅士笑了一笑说。——这纯属胡说。但它也有有趣的一面。例如，在赫德尔行刺前两个月，俾斯麦在他的《北德报》上抱怨说什么我是同耶稣会派首领贝克斯神父结了盟的，说我们使得他俾斯麦对这个运动毫无办法。

——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博士微笑着说——也会预见到俄国、德国、奥地利即将发生流血革命，而且还可能有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人今后继续实行他们现在所实行的政策的话。法国的革命能够在这些国家里重演。这是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但是这样的革命将由多数人来完成。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马克思博士，人们认为各种反宗教的煽动性言论都来自您和您的拥护者，您当然是希望将这整个体系加以消灭和根除的了。——我们知道——他稍加思索之后回答说——对宗教采取暴力措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宗教将随着社会主义发展而消亡。社会发展的结果必定会促使宗教消亡，而在社会发展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教育。

我补充说，上面提到的那位牧师先生从据他说是您于1871年写给巴黎公社活动家的一封信中摘录了一段话。这段话说：“眼下我们最多不过三百万人。再过二十年，我们将有五千万人，甚至可能有一亿。那时世界将属于我们，因为起来反对可恶的资本的不仅有巴黎、里昂、马赛、而且有柏林、慕尼黑、德勒斯顿、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布鲁塞尔、圣彼得堡、纽约，一句话，全世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新的起义面前，过去将会象恶梦一样消失，因为在千百个地方同时燃烧起来的人民烈火甚至会根绝对过去的记忆！”博士，我想您在今天的情况下不会否认您是这段引文的作者吧？——我根本没有写过这样的话。我永远不会写这种激昂慷慨的荒唐话。我写东西一向是深思熟虑的。这大概是那个时候《费加罗报》用我的署名发表的东西。当时流传过千百封这类的信件。我曾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写过声明，说这是伪造的。但是，如果我要想一一驳斥有关我的言论和文章，那我就得有二十位秘书。
卡尔·马克思同《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谈话记卡尔·马克思是当代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无疑是强大的作用。他既不追求表面效果，也不追求荣誉；对庸俗的吹吹拍拍丝毫不感兴趣，也丝毫无意追求权力。他从容不迫，不知疲倦，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学识和超群的智慧；他满怀深远的谋略、逻辑的方法和实际的目标。正是这位卡尔·马克思，他过去和现在促成的地震般的大动荡多于包括朱泽培·马志尼在内的欧洲任何人。这些地震般的大动荡震撼了多少民族，摧毁了多少王座，如今又使多少帝王和官高爵显的骗子心惊胆战、变颜失色！作为柏林的大学生、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者、报纸的编辑、《纽约论坛报》过去的撰稿人，他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素质。作为曾经使人胆战心惊的国际的创始人和精神支柱、《资本论》的作者，他在欧洲半数国家遭驱逐，几乎被所有国家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最近三十年来伦敦就是他的避难所。我在伦敦时，他正住在著名的伦敦人海滨疗养地兰兹格特；就在那里，我在他的小别墅中见到了他和他一家两代人。一位相貌端庄、语音悦耳、彬彬有礼的文雅妇女在门口迎接我，她显然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和卡尔·马克思的妻子。而那位亲切而温厚的六十岁的人有着硕大的头、和善的面容、长而密的蓬松花白头发，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吗？
当他谈话之际，我时时不禁感到惊奇。显然，这位很少出头露面的人却深刻通晓当今现实，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他到处在为新的纪元准备条件。他的劳动现在并不是徒劳的，正象过去一样，那时曾经产生了那么多合人心愿的变化，有过那么多英勇的战斗，在攻占的高地上建立起了法兰西共和国大厦。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才越来越清楚，我提出的“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这一问题是无知的人提的问题，是一个他不能直接回答的问题。当我问为什么他那硕果累累的巨著《资本论》已经从德文原文译成俄文和法文却没有译成英文时，他好象回答不出，但是他说纽约已经有人向他表示要搞一个英文译本出来。他说，这本书只不过是一个片断而已，是一部三卷本著作的一卷，其余两卷尚未出版。整个三部曲是“土地”、“资本”、“信用”；马克思说，最后的一卷将用大量美国实例来说明问题，因为在美国信用已取得十分惊人的发展。
晚间，马克思及其两位女婿同家人分手，陪着美国客人度过了一小时。谈话涉及到世界、人、时代和思想，我们的碰杯声在海上回荡。车不等人，夜幕已经临近。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之最终规律的问题。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回答。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竭力搜索枯肠寻求最佳措词，后来我用下面这样一个大问题打断了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的沉默：“什么是存在？”他眼望着我们面前的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象陷入了沉思。对我问的“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他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斗争！”开始我以为我听到的是绝望之声，然而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