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重返三尺讲台。昨天的节目中，《经济半小时》专访了这位传奇人物，分享了他四年世行之行的点滴收获。林毅夫归来，带回了对世界经济更深刻的理解，带回了更多的国际经验，也带回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世行卸任之前，林毅夫就曾经断言，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将维持8%的高速增长，他判断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投资来拉动。而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认为是收入分配。这些结论如何得出，观点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支持？今天的节目将继续对林毅夫的独家访谈。
自6月1日，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岗位上卸任后，这是林毅夫回国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在这场叫做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演讲中，林毅夫指出：中国现在面临最大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经济结构，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
林毅夫因为接触更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所以他原理的理论架构就更为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提出一个新的名词“新结构经济学”。他还提到毛里求斯的经济状况，这个国家在50年代、60年代，既有了产业，必要的房屋补贴，很多扭曲并没有一下消除掉，但是放开了对他们国家经济的稳定这一块快速发展。这一转型效果比较好。
林毅夫说，研究发展理论，最重要的是想对发展政策产生影响，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这个目的。
这几年虽然我国经济还是比较高速的增长，但是老百姓们有一些抱怨，比如说房价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太严重，但收入的增长却是有限的。林毅夫这次回到国内再关注中国经济中的个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工人和城市白领。对这些问题林毅夫做了深入分析。
首先，这几年的工资增长很快，在原来地区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就业的职工，工资增长每年都是15%或20%，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远远通过了经济增长率。
其次，林毅夫认为问题更多的是收入分配问题，主要的表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在减小；而进入到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不断在扩大的。同时在收入分配当中，劳动守则的分配占整个收入分配是在下降的，这是现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主要问题就环境而言出现在什么地方？林毅夫的回答是，房价上涨非常快是一个主要问题，市场环境也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向少数有钱人集中，而我们的金融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是相对滞后的，所以投资的机会比较少，保值增值的渠道比较有限，因此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这是我们房地产价格增长较快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改革中，收入分配的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公开的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比如美国为65%，日本是60%，英国高达71%，而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的研究核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却由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至2007年的50%左右，2010年则下滑至43%。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林毅夫也多次谈到，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国家的分配制度仍不合理，让高收入者享受低消费水平，即使物价上涨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相反给低收入者带来了压力。
关于收入分配的改革，林毅夫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从二次分配，增加对有钱人的口税，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重要的是在一次分配上面。在一次分配上面应该同时达到公平的效率。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只要符合比较优势的都是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者是资本资金相对密集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区域段，如果都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的话，那么我国的经济会有最大的竞争力，会发展得最快、最好。同时，创造的就业机会会最多。其次，劳动力会从相对丰富逐渐变成相对短缺，资金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在这种过程当中，工资的增长会非常迅速。穷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力，因此他们的报酬会越来越多，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会越来越靠前，也就是他们的劳动力。反过来讲，富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是资本是资金。于是他们的报酬会下降，即使实质不下降，相对与劳动力的增长来说还是会有相对下降，这就是说穷人的资产越来越相对值钱，富人的资产越来越相对不值钱，双方都有一定的改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达成公平效率，在一次分配上就解决公平效率的最好的手段。
6月11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计划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保障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而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也将在今年出台，并逐步推进。对于在改革过程当中将会面临的挑战，林毅夫如是说。
作为双轨制改革，我们还保留了不少原来旧的扭曲，而这种扭曲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金融结构以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这个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大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就是富有的企业，所以他们可以不得到金融服务，而且资金的价格是相对较低的。而资金相对价格低的企业得到的补贴来源于把钱放到金融体系又得不到服务相对较穷的人。所以应该在金融改革上加大力度，如果这方面能够步伐快一点农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都会加快，那么农民的收入跟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会提高，因为他们收入提高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另外，金融的价格社会太低，这也是社会制改革遗留的一个问题。林毅夫认为在资源社会的改革上面也应该加快力度。第三还有一些垄断性行业，过去是对国有企业的一个必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到这个水平，一些资金比较相对密集的企业过去没有自生能力的，是国有的。而现在，它们已经具有了自生能力，应该面对竞争。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完善的话，就能够实现前面所讲的，以一次分配的公平跟效率同时达到为主。然后以二次分配作为补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能够快速而合适。
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林毅夫在讨论中指出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他认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应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更多的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就，把经济增长与个体幸福紧密相连。在林毅夫赴任世行的这四年间，全球经济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缓慢复苏，到现在仍然面临下行风险。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国际金融协会呼吁20国集团执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各国的刺激政策，林毅夫也有自己的观点。
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欧债危机应对政策成为本次峰会讨论的首要议题。近来，美、日、英及欧洲央行通过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向金融市场释放流动性。这种由发达经济体群体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形成巨大外溢效应。2011年初，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都曾感受到输入性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及汇率上升的压力。当前通胀压力虽有缓解，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增大，跨境资本流动性也随之增大，这将对新兴经济体国内宏观调控造成一定难度。而就在今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也同时下调0.25个百分点。这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央行首次降息，这一举措也被解读为近期一揽子“稳增长”经济政策、灵活进行预调微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5月末广义货币余额(M2)高达90万亿元的背景下，这次降息也引发对货币规模加速扩张、通胀又反弹、房价再回升、“国进”更凶猛、负利率更严重等副作用的担忧。
反观我们的货币政策，现在全球还是在努力的增加流动性，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看来，他们还是有这个意愿，但是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货币已经突破90万亿，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现在比四年前已经翻了一倍。在这种环境下，林毅夫判断国际上现在可能会有相当长一段低迷的时间，失业率是比较高。那些国家财政斥资会增加很快，为了解决财政负担的问题，他们是会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这是大的国际格局。所以国际的资金中短期资金的投机性非常强，我们应该应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