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长达28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可谓是一个奇迹。

西方国家用几百年完成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我国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国尽管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对市场经济制度及其性质的认识仍处在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出现一些争论是正常的。

在政治层面上，我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党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关于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讲话，更具有针对性，是对否定改革思潮的明确回答。

中国的改革让世人瞩目，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推崇东欧和苏联实施激进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措施，而对中国的改革多有微词，而当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时，仍然有许多人读不懂中国的变迁，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说，谁要能解释中国的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只有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上来看，我们的眼界才会更加开阔。

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处在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主要得益于世界资本机制的充分发展与完善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中国持续28年的快速增长时，称中国经济发展为一奇迹，言外之意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中国自身某些难以分析的原因，而我认为归功于自身只说明中国抓住时机，将制度反向势差的功能释放出来，但从作用力的双向性来看，这一奇迹更重要的是应该归功于中国抓住了机遇，不断地分享着长达近500年世界市场机制发展成果的结果，总的来说归功于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开放这个“里应外合”的“中外双赢”政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适合市场机制发展的一系列制度的选择犹豫不决呢（如对物权法的讨论，还有人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怪圈中）？不看清真实世界的发展大势，仍停留在传统意识形态的圈子中思考问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误人误己。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多维并进的发展阶段，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现代化建设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体制和制度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很突出。当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阶段时，我们应该趋利避害，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明确定位在建立“四个结合”的新资本机制上。

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

自然发展的资本机制是人类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资本机制的形成发轫于工业革命，正是在以私人产权保护为基础的资本机制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下，工业革命完成了以企业制度为主体的创造财富的一系列组织机制和制度的构建。所谓资本机制就是以尊重个人权益为基础的，反映人们创造财富和拥有财富的各种相互制约的制度关系。人类实践证明这种机制更加有利于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更加有利于各项制度的不断升华。在当今条件下，我们所追寻的新的资本机制，既非冷冷冰冰，也非含情脉脉，而是既拥有理智和理性中冷静的一面，又充满人情和人性中慈善的一面。新的资本机制就是要解决人性中合理的利已利益在扩展的社会秩序中的内在冲突问题，在社会整体性的关系中保持创造财富积极性的合理的度，这就需要突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需要制度的不断升级、补充和完善，而这又决不是一蹴而就、一厢情愿的设计过程，而是一个行为博弈和认知演化的过程，是一个一步一步趋善避恶达到制度博弈均衡的升华过程，在新资本机制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尊重制度演进的客观规律。

实现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有机结合

现代社会，企业或国家间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其软实力，这些软实力集中表现在无形资本方面。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说到底原因在于有没有形成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有机结合的资本机制。虽然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标志静态上体现在与物质资本相关的生产工具上，但是社会经济活动充满活力变化的源泉在于支撑有形资本运动的无形的信息系统，即是人类社会中各种有利的规则制度和人们知识系统等方面的无形资本。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测度经济增长中资本、技术和劳动的贡献时，都是以一定价值体现的，除了新生的制度价值外，它们其实都还是含了历史制度的价值，也就是说在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制度的价值在不断地注入到资本、技术和人的价值之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效率的提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是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其实在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上，创新与资本制度之间是互为因果的。无形资本与制度之间存在三个方面的等价性：无形资本内涵与制度内涵的等价性，无形资本价值与制度价值的等价性，无形资本创造与制度建设的等价性。

只有不断优化无形资本，包括科技要素的自然之力的作用才能不断地在与人力的互动中发掘出来，并不断地造福于社会大众。无形资本的最关键之处还是对个人权益的尊重，没有这一点，一切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都会大大缩水！

实现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计划为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两种经济体制的鲜明差异性及其转轨性要求，以及体制上的某种“不可通约性”将整个社会资本结构的合理化要求提高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将不再具有普遍性。市场经济要求在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进行明确的权责划分。目前，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控制社会经济资源的比重仍然很大，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够充分，以及一些资源的产权界定不够明确也给政府不合理地控制经济资源留下了较大空间，既不是公共服务又不是市场竞争的政策垄断型的所谓公益领域还较多，规模还较大，相反真正能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方面的供给明显不足，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任重道远。

因此，明确政府职能，约束政府权力，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全体人民提供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以这种新型的社会资本方式替代以往政府大包大揽控制社会资本的落后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为此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公民间的关系，构建新型的政府管理体系，鼓励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现公民、社会资源与政府管理的新型的有效对接方式，减少政府直接管理的成本，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另外从广义上讲，个人资本有效的组合运行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在这方面对个人财富的保护和个人积累资本的积极性还需要大大的加强。

实现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的有机结合

资本跨越国界流动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其原因在于世界资本的积累与贸易是紧密联系的，劳动的分工和不同主体间的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主体间的跨地区跨国界的交换和投资是资本机制能够带来财富增长的秘诀。我国改革开放顺应了世界资本扩展和流动的规律，加入WTO后，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大资源，将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有机结合，有利于中国吸纳世界资本、技术和制度的优秀成果，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回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当然，这一切都要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