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琨，１９１６年１０月生于江苏苏州。１９３４年入东吴大学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１９３６年回国任全国各界救国会干事，编辑《救亡情报》。１９３９年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在上饶集中营度过三年半囚徒生涯。１９４２年任暨南大学、东吴大学讲师、副教授。１９４４年任美军军事顾问。１９４６年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１９５１年回国。１９５２年任山东大学马列部主任、历史系教授。１９５７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５、６届全国政协委员，第７、８届全国人大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
　　中国第一本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蒙读物，是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原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当时译为《大众政治经济学》。此书先后印了三版，后来成为延安干部的必读书。它的译者、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当年是位年仅２０岁的青年。
　　１９５２年，受华岗校长邀请，吴大琨曾在山东大学任教。担任历史系教授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之余，还参加了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红楼梦》时代背景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先后撰写了大量论文并参与《文史哲》的编辑工作等。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被选为青岛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１９５７年以后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
　　几十年来，吴大琨教授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先后出版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特征、走向》等著作，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现象，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现象，对诸多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的难点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和当年马克思、列宁所研究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不同，因此写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论》；他一贯主张将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组织中青年学者撰写的《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被认为是将世界经济问题研究运用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典范；他最早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发表的系列文章，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吴大琨教授不仅是位理论家，还是一位实干家。除了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还有一段堪称传奇的人生经历。列举他所交往的人，章乃器、宋庆龄、胡绳、陈翰笙、李约瑟、周恩来、王若飞、赵朴初……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细数他所经历的事，可谓出生入死，大落大起，波澜丛生。
　　宋庆龄的部下
　　吴大琨出生于一个爱国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立志成为一个文学家。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他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逐步蔓延，中华民族的反抗也日益激烈。一二·九运动不久，宋庆龄、何香凝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正在日本留学的吴大琨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决定结束留日生活，于１９３６年初夏买船票回到了祖国。吴大琨与曾任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的章乃器关系比较密切，回国后就住在章乃器位于上海台拉新村２４号居所的亭子间里。担任联合会宣传部总干事，负责编辑救国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七君子被捕的那天晚上，他曾亲眼目睹章乃器被抓的情况。章乃器被带走以后，他走进乃器先生房间，对章夫人胡子婴说，他们很可能再来抄家，要趁现在把家里所有“违禁”物品处理掉。子婴先生立即接受这一提醒，让保姆生起火炉，把家里所藏的大量印刷品及重要文件做了焚烧和处理。
　　吴大琨决定通过《救亡情报》，把七君子被捕事件告之天下。他马上起草了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向政府抗议的宣言，并送请救国会领导人宋庆龄先生审阅。宋庆龄阅后连声称赞，指示要作为《救亡情报》的“号外”及早印发。吴大琨又请胡子婴以家属身份写了一篇文章，一切准备停当以后，次日黎明送至印刷厂，“号外”傍晚就已面市。他又安排发行人员分送各救国团体，并送达上海两家外文报馆。翌日，两家外文报纸的这个头条新闻，立即震动了全上海，之后，中文报纸也不得不把消息全部公开。后来，七君子被押解到苏州，他还请母亲烧了几样菜，以章乃器亲属的名义，专门去看守所探望。救国会干部们还在宋庆龄亲自带领下，去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说如果救国有罪，她们也应当被监禁，否则就应该释放七君子。他们的斗争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１９３８年，宋庆龄创立保卫中国大同盟，通过自己广泛的国际关系，动员全世界进步人士为八路军、新四军捐献医药物品和物资，吴大琨参加了其中上海同盟的工作。动员民众、捐款捐物、宣传报道，在“孤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大琨还多次被宋庆龄邀至上海香山路居所，与参加过保卫中国大同盟的人士一起聚会聊天。为“七君子事件”奔波时，吴大琨曾把自己１９３６年１１月间出版的《大众政治经济学》赠送给宋庆龄先生，直到今天，这本书还保存在上海香山路７号孙中山故居的书柜内。
　　集中营“七君子”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６日，受党的委派，以吴大琨为团长的上海各界慰劳团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慰问新四军。全团共２８人，带着一批文件、纱布、药棉等财物，分批乘船出发。他们突破日军封锁，数次化险为夷，经温州、金华、上饶，历时近３个月，辗转到达新四军驻地。他们的行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返回途中，吴大琨被特务抓捕，监禁在江西上饶茅家岭黑狱，后被移到集中营，“受训”、做苦工、见识了铁刺木笼等种种残酷刑具，受尽磨难。
　　在上饶集中营里，吴大琨一度与文艺家冯雪峰等关押在一起。他和难友们巧妙掩护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利用各种形式与敌人斗争。敌人畏惧他们的影响，把他与冯雪峰（郭敬唐、王闻识、计惜音、叶亦辛、杨良瓒）等７名文化人单独关押，狱友们戏称他们为“集中营七君子”。在冯雪峰策划下，他们还成功演出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越狱行动。
　　在设计如何逃出监狱时，本来曾打算７人集体越狱。但分析起来感觉太冒险。冯雪峰、郭敬唐、吴大琨等人身份没有暴露，有条件和可能被保释出狱。而越狱却会由于体力不支被抓回。经过周密策划，他们确定计惜音等缺少交保条件、年轻、体格较好的三个人越狱，其他四人配合。首先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越狱前一些日子，他们故做吵架闹翻，彼此互不相让，几乎要动手打架。敌人不得不将他们在生活中分开。早晚外出散步时，他们故意分别往东西两个方向走，监视他们的宪兵也只得兵分两路。这样演了一段时间的“戏”以后，瞅准机会，一天傍晚，在冯雪峰、吴大琨等四人要求下，宪兵班长带他们去了半里路远的一个小面馆，边喝酒吃花生米，边聊天拖延时间。直到天黑，估计另三人已经跑远了才返回。面对敌人气急败坏的追问，他们装做毫不知情，非常“意外”，还振振有辞。事情只能不了了之。
　　后来，在先行出狱同志的奔走斡旋下，冯雪峰被“保外就医”；冯雪峰出去后，又联络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吴觉农，以吴大琨“叔父”的名义将其保释出狱。
　　美军的功臣
　　出狱以后，吴大琨曾先在暨南大学后在东吴大学任教。由于日军的不断进逼，１９４４年６月，本由美国教会出资的东吴大学宣布解散。由于吴大琨的英语、日语都比较好，美军决定聘他为军事顾问。征得党组织负责人邵荃麟同意，吴大琨开始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做情报工作。
　　为了得到轰炸日本军事目标的详细情报，美军曾同国民党戴笠合作过，但花钱不少，特务们搞到的情报却没有多少价值。吴大琨利用自己与许多进步组织的广泛联系，又在邵荃麟帮助下，联系到东江游击队。游击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日军在广州的军事机关及可轰炸目标摸得清清楚楚，并绘制了日军机场地图。日军非常狡猾，机场上摆着木头做的假飞机，而把真飞机藏在山洞里。吴大琨把这些情报翻译成英文，提供给美军。美军立即派出侦察机拍照，回来一对照，发现非常精确。１９４４年８月中旬的一天，美军派出大批轰炸机携重磅炸弹，把日军飞机全炸毁了。此后一段时间，日军飞机就暂时没有出现在华南上空。吴大琨的工作及其杰出才华令美国军方非常满意。
　　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因为有一批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还关押在上海日本集中营里，美军担心被处置，便让熟悉上海又懂日文的吴大琨前去处理这件事。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吴大琨随同美国军事救济团，乘抗战胜利后美军第一架飞机，由昆明飞往上海。虽然日本天皇已经宣告投降，但日本侵略军还没放下武器，气焰仍十分嚣张。机场上双方剑拔弩张，枪口对枪口各不相让，形势相当危急。吴大琨机智灵活、巧妙应对，在中立国瑞士公使馆的出面帮助下，给日本人施加压力，终算解了围，完成了任务。
　　因为多次在关键时刻帮助过他们，吴大琨成了美军的功臣。美军撤出中国时，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做学术研究。经组织同意，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吴大琨来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美国国防部专门授予他“自由勋章”，华盛顿大学还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直到１９８１年，吴大琨随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一位参议员还向国会议员们介绍吴大琨当年的功劳，并要求国会，把自己对吴大琨教授表示欢迎和称颂的话列入国会记录。

　　李约瑟的朋友
　　在东吴大学任教时，由于吴大琨熟练的英语、日语，学校曾指派他负责接待来访的外国学者。１９４４年，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Ｊｏｓｅｆ Ｎｅｅｄｈａｍ）到东吴大学参观访问，其时李约瑟正为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拟写提纲。在吴大琨陪同下，李约瑟博士参观了解了东吴大学之后，又与吴就中国历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彼此感觉非常投缘。吴还帮助李到旧书店选购《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提要》等图书，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在那部世界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李约瑟还提到，吴大琨在他当年准备写作时提出过有益的建议并表示感谢。
与李约瑟博士之间的友谊，不仅见证于史册，还曾经两次在关键时刻帮助吴大琨摆脱了困境。
　　一次是１９４５年，受华岗同志指派，吴大琨乘美军飞机从昆明飞往重庆，向沈钧儒汇报东南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军顾问，住进美军招待所以后才发现，到处都是戴笠的人。而国民党特务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意欲除去，处境万分危险。这时他想起，李约瑟曾约他到重庆时一定要找自己。便试着给李打了电话。李非常高兴，很快派车把他接到英国大使馆。国民党特务发现，自己的眼中钉突然成了英国大使馆的坐上宾，顿时目瞪口呆，束手无策。李约瑟知道吴大琨是保卫中国大同盟成员，便特意邀请宋庆龄喝茶，使他得以再次见到宋庆龄先生并汇报了几年来的工作。在重庆期间，吴大琨一直住在英国大使馆，直到圆满完成任务。
　　另一次是逃离美国时。虽然吴大琨是以美军功臣的身份到达美国的，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成了敌对国家，吴大琨的处境就十分不妙了。美国人对他采取了跟踪、盯梢、恐吓、明查暗访等种种手段，他的所有活动都受到限制。１９５１年１月底，他和夫人终于接到组织上同意他们回国的指示。如何脱身呢？这时他们又想到李约瑟先生。吴大琨给李寄去几封信，表示希望能到英国去看望他。不久，李约瑟就给他寄来聘书，邀请他利用假期到剑桥大学的东方研究部去讲学。
　　于是，他们便悄悄做好了逃离美国的一切准备，暗中把房门钥匙、汽车、电器等送给朋友，办妥了进入英国的手续。经过６天航行，终于摆脱美国特工的控制、监视，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４日安全抵达英国。李约瑟博士亲自领他参观剑桥大学图书馆等，李夫人还帮助他们找好住房。他们全家在英国住了４个月。后来，在瑞士办理了回国签证，再绕道捷克、苏联等，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９日，终于结束了５年的漂泊，返回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至于此后的遭遇，对于吴大琨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知识分子而言，就可想而知了。一次次锻炼、改造，一次次审查、批判，党籍几度失而复得，直到１９７８年，才最终恢复组织生活，全力以赴投入学术工作。但不管经历何样的坎坷与磨难，吴大琨始终无怨无悔，回顾九十年风雨人生，他说，“自懂事的时候起，个人的命运便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