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在2009年被推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但这一理论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就必须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批判。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事实证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条通向殖民地经济之路。      关键词：国际大循环；美元霸权；城市化；内需；“三农问题”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词始见于王建1987年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发表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该文提出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去年被推荐为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确实，按照推荐者的看法，王建提出的这种战略对中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不能被高估，因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主要是依靠内需而非“国际大循环”而发展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在那时奠基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这一理论的彻底贯彻，我们才陷入了日益难以摆脱的严重经济困境。很明显，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却仍然被推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这说明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不破不立，为了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批判。
      一、“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旨在于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到国际大循环，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从而获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以便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这种战略构想契合了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一种深刻变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在几乎所有产业（包括许多服务业甚至农业）都导致了国际分工的关键性变化：生产和服务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动了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新发展，从而催生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采取外包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把大量生产活动转移到我国，从而使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激增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我国深深地卷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贸易依存度高达70%，在我国出口总构成中，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高达50%，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所占比重高达60%。
      如何评价我国通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得失呢？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看作是拜全球化之福。正如高柏教授指出的，当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在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制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那么，该国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因此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但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这种分工的基础极大地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他们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就可以了。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②] 因此，甚至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
      但果真是如此吗？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强国富民的基础。实际上，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代表着从英国重商主义时期一直到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兴起之前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兴起之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典型的国际分工形态是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垂直分工，所谓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就是沦为发达国家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因此，从19世纪指导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美国学派[③]和德国的李斯特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经典发展经济学都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就在于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工业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一国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通过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而相继崛起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深谙这种落后国家富强之道，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晚近代表而已。
那么，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让我们首先通过工业制成品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分工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从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深入到工业制成品内部分工的最重要变化。由于模块化生产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归核化”战略把制造的非关键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可以运用外部资源来进行它过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所从事的非核心经济活动；而为了在控制技术专有权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外包就成为跨国公司的最佳选择。但这种外包活动使得制造业的核心部件与其他生产环节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显而易见，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等高质量生产活动发生在核心部件的制造上，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于绝大部分是报酬递减的低质量生产活动，[④]跨国公司就像在殖民主义时期开发自然资源一样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作为自然资源来“开发”,如果说当代国际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为主,那么殖民主义时期也是以生产要素为主.只不过殖民地参与国际分工的是土地(自然资源),而今发展中国家则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并没有局限工业制成品内部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垂直分工，也没有局限于工业制成品本身。对于工业制成品而言，除了产品设计和加工制造外，它还包括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由于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掌控，跨国公司一直就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报酬递减的低附加值活动中。同时，由于模块化生产，服务业和农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上述工业制成品不同质量生产活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特别是在过去被看作是生产和消费不能分离的服务业也出现了服务提供的不同环节在地理上的分散，例如离岸服务外包的大量涌现。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相对于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的五百年经济史来说，对于国家富裕至关重要的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工业领域，也不再局限于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它广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低技术的产业如服务业、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某些环节中，例如与高端制造业一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端农业无疑是一国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