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理解当下现实的关键
徐志伟：目前谈论上世纪80年代似乎已经很流行，您觉得学界现在热衷于谈论“80年代”的原因何在？
　　贺桂梅：关于“80年代”如何成为了学界热衷谈论的一个话题，在我的理解中，有许多社会与文化心理以及历史语境方面的原因。
　　其实，80年代并不是新世纪这些年才成为核心话题的。80-90年代之交后，知识界的历次论争和重要话题，都与如何理解80年代及其启蒙意识密切相关。但讨论常常是以“论战”或“论辩”的方式展开的，在肯定或否定、有意义或无意义等价值判断层面有基本的分歧。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格外需要首先去厘清“80年代”展开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它通过怎样的知识表述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
　　90年代关于80年代的论辩，主要是在知识界内部展开的，而当前的80年代热，却是一个扩散到不同社会层面的话题。比如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现在对于80年代的想象和关注的热情，带有很强的“怀旧”色彩。当80年代可以成为“怀旧”对象时，就说明人们意识到“80年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可以站在一种新的关于现实感知和对历史重新确认的位置上“回过头”来看80年代。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当然是与当下中国经济“崛起”，以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今天的“80年代热”是带有距离感的，是对80年代的重新认知。如何认知80年代，也与如何判断、叙述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关。比如，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崛起，有人认为这是“告别革命”的结果，有人则认为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80年代的改革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又比如，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阶层、阶级分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80年代的“民主”诉求没有被实践，而有人则认为需要在批判80年代西方式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民主”的真正涵义，等等。
　　可以说，在今天，“80年代”一方面成为了一段可以被称为“已经过去”的历史，同时如何评价它，又是人们理解当下现实的一个关键。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目前出现“80年代热”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重新理解80年代

　　徐志伟：您研究80年代的基本出发点或问题意识是什么？
　　贺桂梅：我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想将80年代“历史化”。所谓“历史化”就是要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现实问题意识中，来重新定位和理解80年代。
　　80年代在当代中国历史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也可以说这个时期塑造了当下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话语方式。在很多时候，我们谈“20世纪”、谈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甚至我们怎么谈90年代以来的当下中国社会，其实都是在80年代塑造出来的“话语装置”里面来谈的。有越来越多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使人们意识到20世纪、革命与当下中国，并不像80年代理解的那样，而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因此，如何跳脱80年代历史意识，批判性地反思80年代的知识体制，就成了一个值得探究的学术与思想问题。我想做的，是一种批判性的自反工作，即那些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真理或价值观的东西，是怎么被构造出来的？它回应的是怎样具体的历史语境？这可以说是我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后面包含着我对80年代的基本历史判断和对当下知识状况的现实判断。
　　徐志伟：在您的一篇文章中，有“重返80年代”这样的表述，在您看来“重返80年代”是如何可能的？
　　贺桂梅：我自己理解的“重返”，是在“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的。一方面需要充分理解生活在那段历史之中的人们的“内在视野”，也就是那个时期形成的主导叙述和意义系统，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对自身的当代立场和当代视野具有理论自觉，“重返”的过程，就是当代立场与历史的内在视野不断地对话、协调、再阐释的过程。一种可取的“重返”，真正需要形成的是在当代视野中能够被人们接受的历史阐释，当代性赋予其“新”意，但却不是随心所欲的。如何协调不同层面的意义系统间的对话关系，构成了“重返”的不同方式和路径，也是研究者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地方。
　　我采取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称之为“知识社会学”，分析重点放在知识与权力体制的关系上。一方面，我想说，那些在80年代被称为“真理”、“价值”、“信念”的东西，都必然借助一定的知识形态才能被表述出来；另一方面，这些“知识”虽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充满血肉感”，但它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出来的，而如何建构、如何被人们自然地接受，则是一个时期的知识体制与权力结构塑造的结果。
　　

关注被遮蔽的偶然因素

　　徐志伟：在对80年代知识谱系的清理、反思过程中，您个人站在怎样的位置上？
　　贺桂梅：我有一个关于“新启蒙”思潮的基本历史判断：我认为“新启蒙”并不能全部地涵盖80年代文化，从70年代后到80年代中期，有一个从“思想解放运动”到“新启蒙”的变化过程。“新启蒙”大致描述的是80年代中期形成的颇为松散的主导性知识表述，它基本上被“现代化范式”所统摄。这种思潮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内在瓦解的趋向。但80-90年代之交的社会与政治变动，赋予了这一思潮以“悲情”的合法性，并使其在90年代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知识。相对来说，我在90年代的北大校园接受的批判理论，则是边缘性的和特异性的。当我说90年代的批判理论会帮助我从“新启蒙”主流知识体制中摆脱出来，采取一种批判的距离来看待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
　　“新启蒙”知识在80年代是具有很强的批判力的，但正是在90年代以后的历史语境中，在它丧失了现实批判性的时候，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常识”。对这套知识的学术分析，常会被视为对一种普遍价值观的质疑：你说“人性”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难道你要“反人性”吗？你说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与一种全球性的后冷战情境相关，难道你认为“落后”的“传统社会”就好吗？这些质疑方式本身，表明人们内在地接受了80年代塑造的这套新知识，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信念与价值，而没意识到在50-70年代，或许人们并不是这么理解“人性”、“现代化”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非人的”或“不现代的”。因此，需要历史地理解一个时期的知识/权力体制如何将特定的“知识”塑造为“真理”。这不是在提倡一种相对主义价值观，更不是文化/价值虚无主义，而是在理论和精神气质的层面上对于“启蒙”的重新认知和实践。
　　“启蒙”是80年代的主题词。但是，从康德那里引申出来的这个“启蒙”，它与“批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过很深入的理论性探讨。康德把“启蒙”界定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但福柯说，康德对批判的理解本质上是“从知识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启蒙总是滑向知识的“真”与“假”的问题。福柯认为“批判”应当描述“一种知识-权力关系”，“启蒙”则相应地被界定为“一种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一种“精神气质”和“极限体验”。这是对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这样思考或说话，我们为什么这样行事而展开的自我批判。它首先意味着去反思我们如何被历史地塑造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恰当地思考“自由”的可能性路径是什么。
　　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尝试去实践的一种新的批判方式。对80年代知识体制的批判性分析，并不是把自己从历史中“摘”出来，“远距离”地进行一种学院式的知识操作。相反，我把这种历史清理视为一种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如何被塑造，并思考我们“可能”到哪里去的批判方式。我的做法是，不是简单地认同80年代提出的“人性”、“现代性”、“文学性”等价值观，而是去分析这些价值观如何以知识的方式取得合法性，并关注在这个历史建构过程中那些因被遮蔽、排斥而丧失了合法性的偶然因素。也正是在后种意义上，历史地思考改变今天状况的路径才具备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分析方式，在“精神气质”上，并没有远离80年代，甚至只有以这种方式重新实践“启蒙”，才能真正继承与发展80年代的思想遗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