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帖子超多论坛字数要求，故分为两个帖子；论坛不熟，朋友们见谅

（注：前段时间朋友约稿，曾不揣粗陋，连夜草拟小文一篇。因小可才识学浅，有关看法并拿不准，只是一种感觉。过去曾得论坛朋友帮助，深知论坛高手如云。今冒昧贴于此，恳请方家指正：即使不能正视听，至少我能够知道我的理解有哪些不妥，应向何种方向修正。另：想无用之事、读无用之书、过恬淡人生，是我的个人兴趣，谈不上学问中人，但现在的工作同学术有关，若有关理解不妥，恐遗祸学人）

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有待澄清的几个观念

一、引子：两大体系的命运

二、数学方法：简单VS.复杂

三、数学模型：逻辑VS.经验

四、经济模型：替代VS.互补

　　毫无疑问，现实经济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甚至规律，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亦必然面临特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古往今来的经济理论和模型，谈不上绝对的高低对错之分。国内学术界似乎过于强调经济模型间的“替代性”，而忽视了经济理论之间的“互补性”，进而认为当前流行的经济模型是“高级的”、正确的，而过去的经济理论似乎全是“垃圾”。果真如此，不仅太过小觑数百年来经济学家的智慧，而且有“视现实经济为玩物”之嫌；果真如此，经济学家很可能从“知识分子”退化为标准化“流水线”上的“高级产业工人”，成为《国富论》第五篇批评的有技术、没文化的群体。

　　笔者一直认为，任何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都有可取之处，它们之间更多地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需结合时代背景和研究目的辩证看待。譬如重商主义，在现代经济学家眼中似乎一无是处，但在市场体系构建之初，借助于国家力量，对内打破封建割据、构建统一市场，对外武力开拓潜在市场（把“非市场”变为“市场”），在特殊条件下并非全然没有道理（相对于大使命而言，其具体“器物”层面的谬误并不重要）。一旦市场体系开始良性运作，打破垄断、自由市场自然成了古典经济学的首要选择。

　　不妨以人们熟悉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例。按照市场机制是否对有关冲击做出了充分反应，我们可以将经济问题分为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传统凯恩斯主义针对的是短期问题，探讨的是“短期怎么办”；新古典宏观针对的是长期问题，分析的是“如果短期这么办，长期会怎么样”。没有凯恩斯主义，ZF部门将束手无策；没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ZF部门将一错再错！现代经济缺了谁都不行！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互补，这也是曼丘（2006）将凯恩斯主义称为“工程师”、把“新古典学派”称为“科学家”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如果宏观经济学家始终记住他们的双重角色，那么该学科的进展将更为顺利、更卓有成效”（《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宏观经济学家》第30页）。

　　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同样的市场调整过程也许会经历更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许多中长期问题很可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短期”问题（市场机制尚未做出完全调整），但国内学术界似乎有着用长期框架、分析短期问题的倾向，再加上过于重视数学推导、轻视经济学的厚重性和现实性，影响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此外，数学模型通常依赖于高度简化的假设前提，再加上数学推导和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故不得不舍弃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重要方面；对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不仅面临“市场运行”而且面临“市场构建”的中国经济而言，数学模型的这种“舍弃”无疑“窄化”了经济理论在现实经济中的应用范围。正因如此，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国内学术界，更应重视不同模型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一定要争出个高低对错，徒增无谓内耗。

五、结语

　　简言之，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简化工具，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不同经济模型之间的互补性远大于替代性。如果“身在庐山”、片面理解，很可能会糟践数学这个好东西：“在人类文明中，数学如果脱离了其丰富的文化基础，就会被简化成一系列的技巧，它的形象也就被完全歪曲了”（M·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第vii页）。

　　从学术研究看，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使用数理模型研究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应该注意避免“形式化”倾向：数学推导过程实际上是自己的思考过程、是给自己看的；给自己看的东西，同给读者分享的东西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譬如驾车旅行、上传“微博”，读者想知道的是沿途风景和人文思考，不一定要把每一次抬离合、挂挡、加油等详列清单，间或炫耀一下自己的车技！驾车技巧，自有专门的俱乐部或汽车杂志，不一定要讲给一般受众。

　　再比如“三高”课程，大量时间应该讲授经济模型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不同模型的精妙之处等，而不是重复推导不同模型，甚至变成小学生的“奥数”辅导班。目前的“三高”内容有必要精练（重在基本方法）、扩展（不同模型之所以然）、增加厚重感和现实感。唯有如此，才能够让学生们认识到：经济学是厚重的，经济学家是有文化的，甚至偶尔能够承载知识分子之谓。

　　　　　　　　　　　　　　　　　　　　（拙作刊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总第5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