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不应承担欧元区纾困成本 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教授 杰弗里•伍德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要求德国必须出资纾困欧元区。但德国到底能担得起多大规模的纾困？似乎并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市场已对纾困可能给德国带来的财政负担表示了担忧。德国国债收益率在纾困西班牙的消息传出后迅速走高，尽管有关方面当时还未宣布纾困资金将由谁提供。（另外还需指出的是，不管西班牙首2相怎么说，此次纾困都是针对西班牙这个国家的纾困。你借款后转贷给别人，并不改变你借款的事实。）

不过，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德国提供多大规模的纾困才是合理的？要求他们提供哪种形式的纾困才是适当的？事实上，我们能够得出的最靠谱答案是，德国不应提供任何纾困。
为什么是这样？难道我们不该考虑使用欧元给德国出口带来的促进作用吗？毕竟，决定欧元币值的不止是德国自己，也包括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生产成本较高的成员国。这种机制人为压低了德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德国因使用欧元而形成的净出口确实是个问题。
德国长期处于商品及服务出口大于进口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其他国家向德国的持续资金净流入。如果流入德国的资金不是来自其他国家自身的收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否则德国就不可能存在贸易顺差——则只可能来自对外借款。一国存在贸易顺差意味着，该国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净贷款国。

这当然不总是一件坏事。实际上，这对借款国和贷款国两者来说往往还是一件好事。典型案例是1870年后至一战爆发前英国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其持续时间和顺差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同类案例中都居于前列。英美两国都从中获益。美国将英国以贸易顺差形式提供的贷款用于生产性投资，开拓了草原牧场。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牧场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农业用地之一。来自英国的投资使美国成长为兴旺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此同时，英国不仅得到了高于国内的资本回报率（当时英国已是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其国民的生活成本也持续下降，因为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拉低了食品价格。
而近些年德国对其他国家以贸易顺差形式进行的投资则不完全有益。其中部分投资被用于生产目的，例如在巴西和捷克建造的汽车厂；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资金贷给了其他国家的2政2府2部门及个人，使后两者能够维持超出自身收入能力的支出水平。现已明确的是，许多接受此类贷款的人根本无力偿还。因此，与上面提到的英美例子相反，德国对其他国家的持续贸易顺差对双方都造成了损害。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下这个问题，设想一下如果德国的净出口规模小于当前的真实水平，那么在德国国内原本会发生什么情况：工人和工厂不会就在那儿闲置；更多的实物和服务产出将被用于德国国内的投资与消费；受国内投资规模扩大的影响，德国的生产率将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德国民众的人均消费量上升，德国人的整体生活水平也会升高。大规模的净出口实际上相当于德国人在为众多贸易伙伴国提供补贴。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德国还有更多的坏消息。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可以粗略分为两类：能够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品（可贸易品）和不能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品（不可贸易品）。当然，二者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但部分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来说确实更易于进行跨境贸易。被人为压低的德国汇率导致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资源从不可贸易品向可贸易品生产领域转移。只有当汇率维持在当前人为压低的水平上时，这些转移至可贸易品生产领域的资源才能产生更高的生产率。当汇率水平发生变化时，这些资源需要承受所有的回移成本。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用这些资源生产出的可贸易品可能永远不会给德国带来相应的回报。
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矿产热潮已推动澳元汇率走高。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和选民在思考两大问题：一是怎样才能合理分配澳元坚挺带来的好处，二是如何设计方案以应对不可避免的矿产热潮消退。
由此可见，有关德国从欧元疲软带来的出口刺激效应中获益的说法是错误的。德国的确得到了一些好处，其部分相关海外投资的产出水平确实高于国内；但欧元疲软同样也产生了一些成本。正负抵消后的净影响难以估算。不过，所谓德国从使用欧元中获益、因此必须承担纾困成本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任何试图证明德国必须承担欧元区纾困成本的人，都必须拿出其他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发现此类证据。
本文作者是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教授
译者/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