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7月09日14:4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辞官从商
　　在传统中国，“领导力”依附于体制，他们的人生价值和角色是由体制内的价值和角色定义的，“领导力”只能在体制单轨道上实现，邓小平1992 年的南方讲话，是在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领导力”和“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新轨。一帮传统“士大夫”自觉离开体制，在市场中实现价值，成就“新士大夫”
　　特约记者 陈海 傅小永
　　逃离体制
　　1980年，中央机关到北大挑人，一下子就看中了黄怒波。那时的黄怒波，有才气，写一手好诗。短短几年间，青年黄怒波经历了王任重、胡耀邦、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等几任领导，29岁至正处级，还是中直机关优秀党员，他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
　　中央机关是最前沿的阵地，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拉锯，起起伏伏，青年黄怒波静看潮涨潮落，在政治上收获不少心得。
　　1989 年的风波过后，天安门组织大联欢，黄怒波作为部机关党委委员，分管青年工作，联欢活动的组织工作自然就交给了他。后来中直机关各种活动都找他，各个部门都找他，他也有点烦了：“就变成人家都有问题，就我是优秀的，我也不说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想，能不能过远离政治的生活。”
　　后来调到干部局，黄怒波有机会看到很多老同志的档案，从抗战时期、延安时期、“文革”，到现在，有的厚厚四五本，在各种运动中被整、被撤、写检查的经历，阅后悲鸣不已，“有的人所谓革命的人生其实是自我批判的一生。”各种反省、检讨、批判，让黄怒波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意识到这个，我就难以接受。”
　　青年黄怒波忽然觉得人生真是不可思议，眼看着这些生命从年轻到老，越活越拘谨，越活越谨慎，在政治斗争中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不能叫幻灭吧，但是起码我对这个体制已经毫无兴趣了，出去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想过下海，因为自己也决不认为自己能下海做企业，反正不想继续呆下去了，去哪儿呢？”
　　这时，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又把他惊出一身冷汗。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黄怒波真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在权势面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人格分裂。
　　他给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一个革命家庭的敬意，也倾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陶斯亮正参与创办中国市长协会，觉得这位意欲从部里出来的年轻处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欣然邀请。部里不放人，“那时候大家都在‘玩捷径’，没有人真正愿意离开，混到一定年岁，或可派到××日报混个总编社长什么的。”折腾了快一年，黄怒波写了数次请调报告，都被驳回。最后急了，黄怒波写道：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走到哪儿都是给党工作，为什么非要留我，留住人留不住心……领导最后批了3个字，“让他走”。
　　机关10年，黄怒波说学到了两个最重要的学问：其一，大体知道中国政治体制是怎么运转的；其二，学到了体制的严谨，“严谨”里包含了正派、谨慎、坚毅等正向品格——“因为那一批人是延安时期过来的，一辈子虽然谨小慎微，但在政治上也还是很正派的，不管左派右派，那时干部真没有什么腐败可言，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延安作风还在深深影响着他们。我在部里工作10年，几乎没有迟到过一次，也没人打考勤，全靠自觉。我带出来的处，也保持同样的作风，私底下即便送个茶叶什么的，拿了脸就会红，坚持不要。”
　　黄怒波一直认为机关10年是他一生的财富，虽然最美好的青春留给了体制，但一生获益无穷。这10年他从没停止过写诗，他的同事们不知道身边隐藏着一位诗人——这也成了他离开的原因，因为“诗中是另外一个我”，实在憋得难受了，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即使出了诗集，他也从不示人，诗人骆英跟官员黄怒波，他刻意地让二者截然分开。
　　1990年，黄怒波被派到市长协会下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当常务副社长，刚准备大干一场，现实情况却令他瞠目结舌——出版社原来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主管，靠卖书号为生，人员素质差，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团伙，工经所派了六届社长，“都被这帮人赶走了”。黄怒波初来乍到，就碰到棘手的纠纷，事涉书号买卖。河南省检察院来调查，称图书《茶余饭后》是河南一书商从城市出版社买来的，书商已招供，河南省检已列为大案查处。
　　黄怒波全力配合查案，他决心藉此整顿出版社，清除毒瘤。全社上下紧张，人人自危，不知道黄怒波接下来要唱哪出戏。“我的人生特戏剧化，根本不知深浅，就一步踩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每个人都拿着刀子等你的迷局，自己还不知晓内情，很冲，也很愣。”黄怒波说。
　　身处绝境，“毒瘤”们不得不与黄怒波短兵相接，告状、色诱、泼妇骂街……
　　案子还在查处中，新闻出版署突然下文说，中国城市出版社倒卖书号，勒令停办，人员遣散。不久北京的大小报刊发布了中国城市出版社停办的消息。“法官还没见到当事人，死刑却已宣判了。”黄怒波目瞪口呆。对此，建设部也不满，加急电报打到新闻出版署，称你们不能这么做，希望一查到底。
　　出版社社长看风声不对，也不来上班了，一时人心惶惶。领导找黄怒波谈话，说关键时刻，别也撂了挑子。领导的谈话一下子激起了黄怒波的斗志，他回社里发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出版署不给书号，我们继续用剩余书号出书。为谋生存，经建设部许可，黄怒波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为了给大家留条后路，希望藉此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也是中坤公司的前身。
　　安排好后路，黄怒波找到北京市一中院，把新闻出版署告上法庭，这也是新中国有案可查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这时机关的关系也派上了用场，领导说出版署做得不对，建设部党组也支持黄怒波。官司还在打着，黄怒波就开始了内部整顿，“‘毒瘤’纷纷清除，一个不留”。
　　判决书下达的时候，黄怒波在外地出差，部里领导给他打电话说，怒波，官司赢了，出版社恢复，到此为止吧。黄怒波理解领导苦衷，部委之间不希望事情闹得太难堪。但他有一口气咽不下，关停出版社时，所有媒体都发了通稿，“这次不能轻饶了你们。”他把判决书寄给了中新社的朋友。余下几天，全国重要媒体都转发报道，震动极大。
　　“你看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就是都不能融入体制的这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只能在体制里面呆着，或者做一个坏人，或者做一个窝囊人，做好人没有用，只给你留了一条缝隙生存。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1995年，黄怒波把此前注册的那个咨询公司进行了改制，后来逐步做成了中坤集团，而市长协会的日常工作他也慢慢淡出，只是协会会长助理的职务一直保留至今。
　　逃离体制，出来以后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但什么是不能做的黄怒波心里很清醒：第一不做跟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比如不碰煤炭、石油、粮食；第二不做文化出版；第三不碰饮料和食品行业，风险太大，一次投毒也许就要了老命。
　　那就尝试实业吧。黄怒波于是在河北易县投资了一个铜管拉丝厂，很快就被骗了两百万；他又卖茶叶，在湖北宜昌也被人给忽悠了，买来了一吨，根本不知道如何卖出去。这时候的黄怒波，办企业还停留在大队会计（黄是知青出身）的阶段，只有简单的成本和账目的概念，却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商最看人性。
　　如今的黄怒波，手中捏着不少稀缺的资源，50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古村落为主），1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两个国家级5A景区，4A景区若干。很难估量这些资源未来的商业价值，但黄怒波自信中坤集团会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因为它有着最好的商业模式。”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评价黄怒波：“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它玩得很好。真的是奉公守法，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红顶商人？
　　1991 年，如今享誉商界的地产大佬冯仑也被迫离开了体制。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了海南。早两年，他参与创办并曾任常务副所长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也回不去了，突然成了无业人员。当时在北京经朋友推荐，冯仑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他一家借住在西北大学同学张维迎的北京青年公寓里，后者同样离开了体改所去往牛津大学。
　　冯仑的创业方式是“92派”企业家里最草根的——他和合作者借钱凑了3万多，这些钱大都花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拿到执照时，就剩下几百块了。公司注册资本却是1000万人民币，典型的“皮包”公司。1991年9月13日，一个有着奇怪名号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成立。
　　冯仑说：“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他们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
　　无论是冯仑，还是黄怒波，回顾中国当代企业家的成长史可以发现，1992年之前，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前，企业都是按所有制成分划分，只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简单定性，股权单一，且不清晰，尚未形成现代企业的制度框架。
　　市场经济里，企业是独立法人和独立的利益集团，而1992年之前的中国，政企不分成为顽症，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的一个附庸存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价格改革带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双轨制”——相当一部分资源依旧被国家掌控，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定价、运作，导致交易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于是“寻租”丛生。
　　这个时期，一批高干子弟或有丰富社会核心资源的人通过“批条子”按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紧缺的生产生活资料，然后按照市场价格卖掉，获取丰厚利润，这是“倒爷”背后的权力腐败。
　　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社会中也出现了一股“下海”浪潮，一些眼光独到、不满于现状的小公务员、知识分子、精明农民，愿意与命运一博，或走南闯北经商做贸易，或立足于本地资源，开始了艰苦创业。如四川刘永好、刘永行四兄弟，放弃公职，从养鹌鹑、卖小鸡开始，很快成为万元户、千万元户，最终成为亿万富翁，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王国。
　　放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下去观察，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法制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1992年国家体改委出台的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被认为是中国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从此，创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在法律上有规可循。
　　在此之前，“红帽子企业”泛滥——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没有私人企业。改革开放开辟了市场化进程，私人资本被允许进入某些经营性领域。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企业都被要求有一个“主管单位”，于是私人企业被迫挂靠到某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下，甚至挂靠到机关单位名下。还有一些经营性领域因私人资本禁入，民营企业被迫戴上一顶公有的红帽子，绕开政治阻碍而得偿所愿。
　　这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表现。“红顶企业”的产生，不仅扭曲了正常的市场行为，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而且引发了很多悲剧。
　　黄怒波、冯仑、陈东升、田源、毛振华等“92派”企业家曾被一些评论指责为“红顶商人”，他们无一承认，但也从不否认体制便利对他们创业多有助益，用毛振华的话说：“92派”企业家有超强的“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这其中多有深意。
　　1991 年，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访学归来、后来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的田源找到物资部部长柳随年，想去物资部的下属公司工作。赏识他的部长看出他的意图，对他说：“你的新职务是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搞对外开放工作。”田源回答：“我不干！”部长火了：“不干也得干！你回国前党组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