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除日据地域少数诗人如吴兴华、沈宝基、刘荣恩、南星、路易士等较为分散个体创作，大西南地域尤其是昆明西南联大成了一个中心。除在重庆陈敬容、唐祈、杭约赫，在昆明早期白话诗人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冯至以及当初在西南联大任教英国著名当代派文艺理论家兼诗人燕卜逊周围聚合了一批新锐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俞铭传、杨周翰、赵瑞蕻，等等。这些年轻诗人组织起“南湖诗社”（后改为“高原社”）、“冬青社”、“新诗社”等文学社团，以昆明《文聚》杂志和香港《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为阵地，和他们师长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大诗人群”。

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政治中心。这一面即使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主要“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