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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5
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6%,创2009年二季度以来新低。而更多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正处在历史拐点。如何解决好短期与中长期矛盾,关键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着力推进走向以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迟福林
  
  稳增长:重在经济转型还是政策刺激?
  稳增长不是保增长。稳增长重在统筹当前与长远,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问题在于,面对经济增速下降,经济政策的重心是以短期的经济刺激为主,还是以中长期的经济转型为主;是短期的稳增长还是中长期的稳增长?应当说,未来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处在全面性的历史拐点。这就需要以转型与改革推动国内发展方式转变,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空间。
  1.经济下行的本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对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下行是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波动的叠加的结果;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下行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速转换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我看来,当前我国的经济下行有国际国内经济周期性的因素,但其本质是结构性下滑,是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反映,是投资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方式确实面临着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第一,投资消费严重失衡。例如:目前市场钢铁的需求量只有6亿吨左右,但现在我国的生产能力将近9亿吨,今年第一季度钢铁全行业亏损,但一些新的钢铁项目仍在上马。第二,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明显下降。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每一元的投资产出效应,1997年为3.17元,到2010年下降到1.44元。第三,结构调整进程缓慢。尽管我们一再讲调整结构,但2000年我国的服务业比重为40%,到2012年服务业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为43%。服务业43%的比例,与城市化率一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进程不相适应。
  2. 政策刺激的效应:难以达到目标。
  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难通过短期的政策刺激效应得到有效解决。对于当前的经济下行,许多人寄希望于第二轮4万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但从财政政策看,原来4万亿投资所产生的刺激效应只维持了两三年,而且造成投资过剩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从货币政策看,目前应当说变化的频率比较快,但同以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相比,其作用并不明显,可操作的空间也不大。就是说,经济增长处在“转变”的背景下,难以通过短期宏观政策调整实现中长期持续增长的目标。为此,需要把适度的政策刺激与有利的经济转型相结合,并且把重心放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上。当前,继续坚持政策刺激为主不仅无助于解决中长期结构性的矛盾,搞不好,还会使矛盾进一步积累和加剧。
  3. 经济转型的临界点:历史拐点、关键时刻。
  当前的经济下行意味着我国无论是增长还是转型,都到了关键的临界点。
  第一,高增长、低通胀开始成为历史。由于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扩张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增长的目标未来能在8%左右已经是比较理想的。即使达到7-8%,不加快转型,也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历史拐点。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教育、医疗、旅游等成为多数家庭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发展型消费比重在逐步提高。在这个特定阶段,消费将逐步取代投资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三,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留给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从国际环境看,欧美市场的萎缩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国内市场看,投资拉动动力减弱的同时,消费一时难以取代投资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加快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十二五”期间如果不能初步实现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十三五”不能实现基本转变,不但经济下行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克服,由经济下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都会急剧放大,处理不好,可能会出现某些灾难性的后果。
  
  消费需求释放:
  能否支撑未来10年8%左右的增长?
  我国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取决于走向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如果转型与改革安排得当,我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有望得到全面释放。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上升的通道,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这个突出的优势。为此,尽快建立与消费主导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启动国内消费大市场,有可能保障未来10年8%的增长。
  1. 未来10年消费率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与历史相比,消费率还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左右,居民消费率50%左右;现在,最终消费率只有47.4%,居民消费率只有33.8%,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第二,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相比,消费率相差近20个百分点。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消费率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
  2. 未来10年消费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一个近14亿的人口大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按照年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10%左右,我国的潜在居民消费需求将由2011年的16万亿,有可能到2020年达到45-50万亿左右。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对世界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作出巨大贡献。
  3. 我国拉动消费需求的主要条件何在?
  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为突出了。我国拉动消费需求的客观基础已经具备:
  第一,城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空间。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我国的城镇化从2001年的37.66% 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预计城镇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 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2-63%。
  第二,服务业的发展有巨大的空间。2010年,我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3%,远低于世界7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0-15个百分点左右。比如,2011年我国居民休闲消费规模超过2.8万亿,等于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15.3%。社会的需求结构变化必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改善城乡居民消费预期有很大的空间。实现了消费主导的国家,大都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安全而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可使人们放心实行当期消费,既能增加消费倾向,又能提高消费能力。我国如果能够实现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能够尽快出台,将十分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和能力。
  4. 消费需求能够支撑未来10年8%左右的增长。
  依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测算: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80%以上,能支持未来10年8-9%的经济增长;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70%左右,能支持未来7-8%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如果有大的突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5-8.2%的现实基础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ZF的工作层面应当切实作为重点。正如2012年ZF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也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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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15 10:31:02
走向消费主导:

  关键在于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各方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从总的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全局,如果往后拖对经济转型将十分不利。

  1. 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经济社会转型全局。

  未来20年里我国保持8%的增长速度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新突破。第一,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对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不利;第二,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好转,导致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大。如果能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会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因素。

  2. 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客观地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某些国富优先的突出特征。

  第一,GDP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9%。第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成倍快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2000年-2010年我国财政增长平均在24%左右,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倍左右。第三,国有资本扩张速度快于GDP增长。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

  3. 着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

  第一,中产阶层是扩大消费的社会主体。中产阶层具有稳定的职业和中上水平收入,而且收入稳定。有研究指出,占人口不到25%的中等收入者,其消费约占社会消费总量的50%。

  第二,我国中产阶层发展有很大的空间。有学术机构测算,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2.4亿人,约占23%。未来1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中产阶层比重至少应当在40%左右。

  第三,推进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纳税的主体是需要尽快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在结构性减税上破题;建立健全居民财产权保护制度,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政策具有稳定的预期和现实的保障;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创业体系。

  4.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

  公开透明是理顺收入分配最基础的制度。如果公开透明做好了,从“三公”经费公开开始,很多事情都能寻求较好的解决办法。

  第一,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这是杜绝灰色收入,健全收入分配体系的前提。

  第二,逐步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决心和判断问题。推进财产公开对我国的收入分配、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基础性建设,对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措施。

  第三,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公开透明。以加快“三公”经费公开透明为重点,管好ZF的“钱袋子”,对降低行政费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意义重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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