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女士不久前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文，对近年来民间反计划生育的人口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其最有力量的论点是：“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2010年的水平）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1990年前后的水平），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她这种只提出生率不提死亡率的计算，当然对人口增长率有夸大之嫌。这方面的是非，还是请专家们来澄清。不过，但她至少提出了中国的生态是否能承载过多人口这一问题。这是所有批评计划生育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可惜，她文章的结尾未免画蛇添足：“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
　　既然叶女士最后把文章落实到如此个人的层面，我也不妨自我“八卦”一下，希望帮助大家摆脱这样的个人意气，以平心静气地分享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我自己长年生活在美国，虽然不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整版的“新人口论”，提出人口过剩恐怕不是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大的挑战，也许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老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坚奉计划生育之必要，到了美国更是如此，那时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如果能降低到二亿，就能大致享受美国的生态！象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觉得美国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攻击太离谱儿。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一些骇人听闻的具体措施，而是计划生育理念本身。
　　但是，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修正了传统的人口预测，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缩，人口老化成为新的挑战。美国学者也随之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如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还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战略亚洲：脆弱与危机》（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通过对这些研究的阅读，我意识到人口老化是一个在中国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这就是我写“新人口论”的动机。
时隔不久，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易富贤先生来信，对我的文章讲了许多过誉之辞，并自报家门地介绍了他的《大国空巢》。我这才意识到他在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年来，他也一直成为反计划生育和“多生论”的代表人物，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让我自叹不如。我相信，叶女士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易富贤的观点的。其实，我个人在“新人口论”上的观点已经略有松动。虽然我依然反对计划生育，但对于中国的制度和生态能否支持那么大的人口非常疑惑。在微博上，我有时也和易富贤唇枪舌剑地交火，甚至说他他的人口理论过分“原教旨”。
　　在立场上处于叶檀和易富贤之间，使我免于读了叶檀的文章就对号入座，同时又觉得自己对双方可以进行客观的批评。在我看来，人口理论在中国还比较新，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大可不必以论者的生活环境作为谈资。不错，易富贤先生确实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但是，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样的经历往往会强化中国人对控制人口的信念。因为对比太强烈了！大家的本能想法就是让中国有美国这样的生态。我在2004年以前基本就是如此。我承认，一个人的观点很难不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但这不仅未必使其观点丧失信誉，反而可能增加了其观点的价值。毕竟他可能看到了在我们的环境中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最好承认：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既能限制人的视野，也能给人以洞见。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应该鼓励大家从自己生活环境的视角提出独特的看法，并意识到自己的视角的局限性，而不是一见别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就宣告对方“可以休矣”。
　　为什么易富贤的生活环境对中国有意义呢？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倒未必让他“站着说话不腰痛”。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人口急剧老化的西方工业社会。即使美国的老龄化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但随着“婴儿潮”步入退休，“社会安全”等基本的福利制度面临破产，这仍然被认为是削弱美国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能不说，西方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也比中国早一些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易富贤的许多学说，也确实受了这样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他的人口理论的“问题性”，深深地被西方人口老化研究所塑造。
　　试问，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前二十年，大家都意识到人口过剩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代价，但基本没有意识到人口老化的代价。我在七八年前写“新人口论”时，中国公众在这方面也基本上没有意识，乃至我个人频频为此遭到谩骂。只是到了最近，或者说事到临头，中国在这方面的公共意识才有所觉醒。但是，人口老化的挑战，需要一个社会提前进行准备，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尊重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视角的开放社会，比固执于单一视角的封闭社会更有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