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身居高位，或者是管理者人民币，外汇，或者是证券发行，外交学院院长，首席谈判代表，或者是某些著名经管学院院长，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还有的挂着经济研究所的旗号，以及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财经杂志的顾问，电视台嘉宾，房地产公司的代言人，上市公司独董，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收入颇高，能力很强，智商也不低，尽管要取绝对值，所以他们是“高”的。

他们有着近乎一致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穿西服、戴金边眼镜，吃西餐，会说中国话，但说的更多是的美语，为了竭力表达这种嗜好，经常邀请一两个洋人或者假洋人来中国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高层论坛，国际会议，然后争先恐后地异口同声地美语发言，一来免得贵宾听不懂，二来向老师交作业——这里和美国没什么两样，是您的第二个家。

如果说言语还有些差异的话，那么他们的价值观与步调却绝对相同——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信奉自由放任，市场自动均衡，反对任何的ZF干预与调控，主张绝对的私有化，全球化。在政治上，则要听从美国的领导，领土与主权的是否完整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不创造GDP；中国国际上四面树敌乃至孤立，是因为没有完全执行韬光养晦。

他们如何变得这样“美”？

这是因为他们或者有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博士文凭，或者有进修经历，或者受邀赴美讲学，并且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助，他们有着共同的使命——搞掉中国，使其成为美国的海外最大殖民地。

他们是富的，但更是“负”的。

这个负指的是方向，尽管他们的智商不低，但却是“负”的——处心积虑，竭尽脑汁为出卖同胞的利益。

声色俱厉地要求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反对中国对市场的干预，但对美国的量化宽松，美股频临崩溃时禁止做空，挽救两房，AIG，视而不见；因此，他们误导下的ZF面对A股崩盘茫然失措，没有了基本判断力，不知该不该救。

相反，他们总是将利益白送给美主，将包袱与灾祸扔给同胞：把中石油以原始股的价格出售给巴菲特，建行出售给美国银行，让他们以几倍的价格在卖给中国人。在股市最大泡沫时，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忽悠百姓入市，在低位时放宽外资的门槛并扩大其持股比例限额。

在911发生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抛出巨额波音客机订单，以示安慰；在美国随后发动的所谓“反恐”中义无反顾地表达了追随。而对美国评判者网站（examiner）评论家杰弗里·菲尔普斯说的这样的话表示不解：“我们手中有大量文件可以证明，拉登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之间存在长期商业往来。”“实际上，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一天，拉登还在美国有关部门的密切监视下，当时他在巴基斯坦一家医院接受透析治疗。”

他们说这尚没有被充分证明，然而，正如美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一样，在其初期当然不会有明证，只是一旦有了明证，恐怕C型已经变成了O型，事情已经OVER。

因此，这个“负”更像一群美妇，一旦为其狼主私定终身，就死心塌地引狼入室，以求狼狈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