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您为什么觉得大幅减税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呢？

谢国忠：

中国就是投资过多，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非常低，威胁银行体系的资产的质量，这样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要打破的话，就必须要在货币、在收入上、分配上要做调整。第一步该做的就是减税，然后减税的话，对中国经济来说，我觉得是惟一的能够撑住经济的。减税减一万亿，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消费税，来刺激家庭的、提高家庭的消费能力。

财新记者：因为我们看到财政部这一两年它的常用的一个提法是结构性减税，然后而且它也出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比如对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这种政策，你觉得它的这种措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谢国忠：

中国现在经济政策方面，它是想通过一些姿态来提高大家的信心。我觉得这种做法的话可能起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现在中国做企业的对经济的话是非常悲观的，如果你做的一些措施是形式为主的话，反而效果是倒过来的。减税的话一定要有量化，你减多少，对吧？我提出来的话，中国作为去年47万亿这样一个的经济规模，减一万亿的话才有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你光是谈这个也减税那个也减税，谈了很多地方减税，最后加起来只有一点点钱。

在谢国忠看来，减税不仅能够帮助中国经济企稳回暖，而且还能提高企业的效率。他建议一万亿的减税目标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各降低于20%的方式来实现。增值税是指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价值发生了变化，对增加的部分征收的一点流转税。而消费税则是在增值税普遍征收之后对少数商品再征收的一个税种。

财新记者：那就是您为什么又提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可以降低20%，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国忠：

我觉得中国的增值税相对是高的，有的国家比中国高，但是不是很多。已经其他方面的税收都那么高了，你增值税再那么高。我觉得对企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其实增值税就是一个消费税，在中国就是一个消费税。消费税的话它是一个从收入分配当中来说是不利，因为它是不管你收入高还是低的，大家交的比例是一样，对社会公平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是增值税的话不宜太高。在中国，中国ZF在经济当中占的比例现在是过高。长远来说，ZF花钱是要封顶，在经济当中占比例是要有一个限额、限度的，到底是多少。在这个限制了以后的话，其他税收的征税率都应该相应地下降。

财新记者：就是现在税收负担比较重，是不是也是导致现在有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从宏观上看经济数据似乎还可以，但是从微观上看，企业又感觉非常困难，就像现在税负比较高，是不是也是造成企业感觉经营比较困难的一个原因呢？

谢国忠：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税收的话，我看到有些地方都要预付，是吧？

财新记者：对，过头税。

谢国忠：

对，你说企业的话，钱从哪里来？最后大家都是玩银行的钱。其实中国的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非常低的。反正就是你领导要我交税，你给我安排银行，给我贷款，到以后的话大家都绑在一起是吧。结果就是这样的话，这条路走下去是走不通，问题是越变越大，只不过你表面的数字好看而已。

和中小企业一样，中国老百姓的税痛感也很强，过着“低收入、高赋税”的生活：以一个年收入10万元的城市普通白领为例，他扣除所得税、各种保险缴费等之后的实际工资为7万元。此外，商品和服务中的众多税收，最终直接或间接转嫁给了消费者，诸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船税、教育费附加、城建税、房产税、烟草税等等。在中国究竟要交多少税，大概没有人能算得清楚，于是“中产万税”成了中国人自我解嘲的最好称谓。那么如何减税，才是降低百姓税负的良方呢？

财新记者：对微观效益比较有用的还是个人所得税、消费税？

谢国忠：

个人所得税的话，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它征上来的话是非常少的，占整个的财政收入就6%左右。但是税收率非常高，是45%。所以，一般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交这个税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企业去花钱，企业的所得税是25%，所以他实际承担的税是25% 。而45%的话，主要是针对白领，中国中产阶级刚刚起来，如果是这样高的税收的话，对中产阶级的增长的话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政策来说的话，是对宏观、微观、社会公平都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减到和那个公司所得税一样。

财新记者：您指的是五险一金这些吗？

谢国忠：

对啊，是非常高的，像美国的话，它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它社保的话，都是个人这边的支出从6%下降到4%吧，4%都不到吧，这个是对家庭的话带来很大的一个暂时的缓解。我觉得中国也可以考虑，社保之类的，给它两年三年，给它一定幅度的下降。

财新记者：那你觉得，现在的国家财政实力，它是能够承担比如你提出的1万亿的减税负担吗？

谢国忠：

从ZF的平衡上来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通过发债来补这个漏洞。中央ZF发一定债来补这个漏洞，但是这个财政赤字通过几年的话，财政收入的增加来消化，这样就是几年里边的话，财政支出不要增加，然后让家庭这边的收入的话，增加得比经济快。通过这么几年的调整的话，经济的效益就会达到比较好的平衡，效益会有所上升。

财新记者：那其实根本上就是需要整个税收体系有一个大的调整，因为我觉得您提出的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率的调整，这些都是涉及到，感觉是比较大的动作。

谢国忠：

对，ZF改革倒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你就是把钱限死，对吧？税收的话只能收那么多。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搞精简，就是ZF一定要萎缩，官员的话数值要限死，过去90年代的时候搞过这个，但是最终效果有限。现在就是说，一定要，你这个ZF里面到底有多少处长，有多少局长，都一定要限死，是吧。

主持人：

一直以来，中国各ZF部门申请的预算资金过多，这就形成了大量的“小金库”，这就为不当使用ZF资金打开了一道偏门。今年以来，ZF出台了一些具体的廉政建设举措，比如公务接待不可以喝茅台等等。

但是您想，监管那么多公务员的一日三餐谈何容易呢？为什么不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比方说减税，立即减税一万亿元，这样既能为稳增长出力，又能减少腐败和浪费。只有切切实实地减了税，这ZF花钱的时候才会勒紧裤腰带，而百姓的腰包才可以真正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