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作者：姚树洁

摘要：我本来不想加入这样的讨论，但是，关于邹恒甫和北大的事情，对中国经济学界，对北大乃至中国大学，以及中国大学教授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邹恒甫对北大的恩怨。我生活和工作在英国，但是，我在国内也有许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国内高校的优缺点，对大学教授的优缺点，对海外教授在国内工作的优缺点，了解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我有必要从一个知情人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目的是想给大多数不知道内情的民众一个尽量客观的视角，而不是希望这样的争论影响邹恒甫的形象，也不希望给北大和中国的高校抹黑。
　　关于邹恒甫本人及其所代表的观点
　　我第一次看到邹恒甫的名字是1996年夏。我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讲座。经济所的人告诉我，跟我一起做讲座的还有邹恒甫和余永定。余是我在牛津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张维迎和华生等一帮国内牛人都集中在了牛津。
　　1996年我已经是英国的副教授，正在争取正教授，所以自己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没有把邹放在眼里。可是没有想到，10年以后，邹却变成了国内红极一时的‘狂人经济学家’。
　　邹大胆的挑战被国内经济学界认为是泰斗式的两大人物：林毅夫和张维迎。他说，张维迎不入流，林毅夫最多也是三流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被香港的丁学良跨大为‘中国最多只有5位经济学家。’
　　从吸引眼球的角度看问题，邹和丁都对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比较客观的看问题，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最少有两点不大妥当。
　　首先，好的经济学家不光是他们能否发表几篇由美英国家控制的顶尖杂志的文章所确定。当然，要当好的经济学家，在这些杂志发文章很重要。但是，这不等于发了这样的文章你就一定是最好的经济学家。相反，不在这种杂志发文章的人，不一定就成不了一流的经济学家。例如，阿瑟-刘易斯得到诺奖的文章，就是发在现在已经不是很有名的《曼彻斯特学派》。而李特和莫里斯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却没有正式发表，只是剑桥大学的讨论稿。其实，那些顶尖杂志的文章，最少有90%以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所以，衡量一个人的影响，成就和贡献，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片面的。香港的许多大学，就是片面的追求发那些杂志的文章，大陆现在也学这一套。这种做法，有其优点，那就是比较透明，比较有可比性。但是，这种做法却压制了一些最有原创性的研究，永远都拿不到诺贝尔奖。
　　邹和丁，还有许多人，都是这样来看问题的。因此，在他们眼里，好的经济学家不多，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那些在西方被认为是好的模型，在中国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利用西方一些好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同时，中国的文化，政治体制，社会习惯，跟西方相比，有许多特殊的地方。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考虑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例如，在英国，牛津和剑桥可以自主招生，没有腐败。在中国，北大和清华就不可以自主招生，因为，那样肯定会出大量的腐败。
　　张维迎可能在国外发表文章比较少，起码没有邹多，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张维迎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经济学家。因为，他对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分析的还是比较到位和有深度的。邹恒甫可能对西方的数学方法比较老道，所以发的英文文章多一些，但这不等于他就一定比张维迎更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
　　林毅夫属于既能发表国外顶尖杂志文章，也能对中国经济深入了解的学者，难能可贵。他可以说是大才，我们必须尊重他。林毅夫对中国一直是很正面的，我认为他有一颗爱国情怀，对人对事都非常平和。他的有些判断，例如说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可能是过于乐观些，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否定他，甚至攻击他。用这种求全求美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位难得的经济学家，是很不公平的。
　　邹恒甫和北大的恩怨
　　邹恒甫和张维迎的公开争斗，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更不可能去说谁对谁非。
　　邹恒甫在国内的工作单位很多，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现在是经贸大学。他的才能，是不可否定的。但是，我并不主张一个人兼太多的职位。因为那样，你不知道你在给谁干活，也有多多赚钱的嫌疑。如果邹恒甫一直呆在武汉大学，就像林毅夫一直呆在北大，田国强一直呆在上海财大一样，好好的管理好一个学院，或者一个研究中心，可能就不用在北大有那么多的麻烦。
　　国内的大学，山头主义非常严重。如果你不是北大毕业的，你想在北大出人头地，真是难上加难。清华，复旦，等等名校，都有这种毛病。例如，张维迎就不是北大毕业的，他水平再高，在北大的位置也不会太牢。饶子和不是南开的，空降到那里当校长，遇到的困难比他想象的大得多。我不是西安交大毕业的，我在那里一直当一个特聘教授就满足了，从来没有过多的想法，我更不会想到去北大或清华干吗干吗的，因为没有任何意思，因为那就是中国的特式，因为那就是中国大学很难发展的痼疾。
　　邹恒甫是武大的，在那里，他可以发展，而且，就算他性格特别，大家也会宽容。在北大就不同了，本来你就是外来的，还口无遮拦，必死无疑。
　　不过，邹恒甫就是邹恒甫，有才华，胆子大，是湖南人的种。这次，直接发微薄声称‘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服务员。’这样的雷语，大大的满足了网民的好奇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又一次轰动。
　　北大，被无情的推到舆论和道德的浪尖。北大的领导，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差点尿了裤子。刚开始是否定，然后就是说愿意和邹谈话，最后迅速作出结论：‘经调查，76位餐厅服务员没有人承认被北大的人奸淫。’ 北大这样的水平，真可以跟3岁小孩大比武了。
　　北大，为什么没有人同情你？
　　不管如何，1996年以后的高校扩招，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这些成就不应该否定。但是，扩招确实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老百姓非常不高兴。
　　学费高，就业难，高校资源分布不均衡，大学老师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学术腐败，学校彻底的官本位化，等等问题，不胜枚举。
　　北大的新校长也有问题，他低估了老百姓对官样行为的厌恶。搞化学歌，骂自己得以升天的美国大学，妈妈90岁过生日，他带着美女，猛抱着妈妈大哭，实在假的让人受不了。
　　因此，有邹恒甫出来捅北大一把，大家非常高兴，也很解气。北大，其实变成一个大家发泄不满情绪的受气包。
　　至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我认为好的人是大多数。我见到的许多人，都是工作非常卖命的。现在大学教师的收入比较高，而且多数有集资房，大学老师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也可以算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所以，有一些学子和教授已经背离了社会和老百姓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是，当今的大学老师，工作压力却越来越大，什么都是量化指标，把人逼得疯狂和浮燥。而一旦当了教授，博导，压力就降了下来。因此，刚毕业的博士是最辛苦的。他们首先没有什么资本，靠的是导师的帮助。可是一旦到了外面的大学，什么也不是了，只能从头开始。先是讲师，拼命发几篇核心，搞一两个省部级课题，当上副教授。然后，再发几篇核心和权威，来一两个国家级课题什么的，就开始有资格竞争教授。如果是7+2大学，有的专业，例如经济和管理，老板要求发外国文章，那压力就更山大了。
　　当大学老师最大的麻烦就是应对各种评比。申请课题，让后再想办法把钱花掉。还有就是想办法发文章，跟编辑尽量搞好关系，等等，等等。他们也有许多难处，因此，有可能对学生开始不认真负责，上课也开始心不在焉。因为，上课只有课时费，对晋级一点关系也没有。
　　当有人站出来炮轰大学教授时，有的人是不应该得到同情的。而绝大多数的教授却很无辜，无端被一同打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社会现象。
　　对网络的这种作用，恐怕就不是邹恒甫事先考虑到的。在某种程度上，邹恒甫迎合了社会这种不满情绪的需要，才有许许多多的人挺他。而北大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许多北大的老师，还是兢兢业业的，也是很有声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