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计划来促进创新，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星火计划”和“863”计划。此外，政府的开发投入带来了创新的活力。从1997年到2002年，用于研发的总投入翻了一番，每年平均约增长20％。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也从0.70％上涨到1.31％，尽管这一数字和发达国家（普遍在3％左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此外，2006年7月政府宣布这一增长率将达到19％，总额约为90亿美元，德克萨斯大学今年用于科技的研究和教学支出大约是25亿美元，而美国2004年的研发支出总额约为3120亿美元，占全球的38％。 研发投入飞速增长，但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科学研究占总投入不足6％，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9％和13％。而且，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的研发中还无法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投资方面还远远无法和美国、日本与德国相比。 2006年，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与讨论，中国政府宣布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力争在15年内达到建立创新型经济的目标。但是，政府的政策、计划和投入并不会对中国的创新带来本质的促进，因为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观点指出，政府促进创新的最好方式就是从这个领域中退出，转而去建立一个更好的法制环境。 在讨论政府应该如何建立激励创新的环境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审视一下教育制度的现存问题。 在教育领域，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利用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就是说中国在随意浪费着本来十分丰富的脑力资源。2006年中国有880万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但是只有260万人能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在25～64岁人口中，中国只有5％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而在日本、韩国、欧洲和美国这一比例分别高达34％、24％、21％和37％。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职业教育和技术学校教育）膨胀速度很快，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4万人增长到2006年的413万人。但是，在学生人数高速增长的同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长缓慢。通常一所典型的大学每年的预算为200万～300万美元，很多在建设昂贵的新校园之后就陷入负债状态。 在美国，过多地关注考试分数已经备受诟病，而在中国，高考分数通常是招生负责人考虑的唯一因素。高中的分数、校外活动、面试和推荐通常与是否录取毫无关系。一些大学开始试验面试环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如果我们不改变高考制度，中国将失去创新性人才。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也存在问题，只有五分之一的中国学生在国外读书；拥有高等学历的研究人员对于建立创新型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在2001年，中国授予高等学位的人数只有欧洲的18％，在高等教育中，中国的高等研究培养项目只占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0.7％，而在欧洲和美国这一比例为2.8％和2.2％。 一位教授告诉我们，我们在全世界授予的科学和工程学位最多，但基于分数的体制扼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另外一位学者认为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校园恰恰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还有计划经济阴影的地方之一。很多中国人都同意，目前的教育体制扼杀了创造力。 一位教育部官员告诉我们，中国的学生面对的选择太少，他们通常只能去上那些为他们安排好的课程，而很少有机会去更改专业，他们没有时间和能力寻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自己的才能在于哪些方面。 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徐天，此前曾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现在是耶鲁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的副主任。最近他向《纽约时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对于教育的关注可能要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我们没有教会人们去评价想法、评价学者的生活，中国还没有意识到，如果真的想实现升级，目前的数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学术工作。现在存在于教育体制中的文化，将构成主要的内部障碍，国家必须面对一个整体，同时也要面对每一个个人。” 一位来自名牌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说，目前的教育体制就是要像填鸭一样把尽可能多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擅长工程和大规模制造，但不擅长创新的根本原因。”教育部的官员同意这一观点，教育者没有教孩子们如何去思考，也没有将这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他们认为只需传播知识就行了。二者都同意目前的教育体制正在逐步改善，尽管非常缓慢，名牌高校中，已经有半数以上的教员有海外留学经验。 一位曾经在中国大陆和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科学家指出，完全在中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伟大的，尽管有些在大陆出生的学者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都不是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或者获奖研究都不是在中国展开的。

但是，我们不想看到一片漆黑。雇用了很多中国工程师的跨国公司认为，教育体制可能会压制创新能力，但是它并不会彻底扼杀那些聪明的人的创新。尽管教育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中国才能的存量仍然相当大。

中国的创新人才库储备充足，但质量堪忧

1980年代，曾经有人担忧日本会征服美国；现在中国每年毕业60万名工程师，看似也将吃掉美国的技术午餐。这个统计结果是真的吗？

根据杜克大学的研究，这60万人，不仅包括四年制的理工科学士，而且包括三年制的技校毕业生。如果仅仅考虑四年制的本科生，中美之间还是存在差距的，但是已经不很明显了。2004年，中国毕业了35.2万名工科学士，而美国是13.7万名，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是有水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杜克大学所定义的，能够抽象思维并且能够应用科学知识解决棘手问题的人。那才是中国勇于创新的人才库。麦肯锡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青年工程师的人才库中，有大约16万人可以从事跨国界的工作，并不比英国多。

由于我们认为并不值得深入争论中国毕业的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工程师的确切人数，经合组织(OECD)的结论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中国的研发人才在质量上并不令人满意，这一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只强调理论和针对考试的学习，而缺乏实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针对中国科学家、学者、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研发高层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大陆能够在理工科领域形成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生人才库还比较小，但是正在逐步扩大。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开始大幅增加雇用本地毕业生，而且绝大多数被访问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都告诉我们，经过在西方研究环境的12-18个月的工作之后，这些员工的效率和创新力都和来自国外学校的学生一样。一家全球咨询机构的经理将这一差距进行了量化，归国人员达到了国际水准的80-90％，而本地毕业生只有60％。在跨国公司里，海外留学人员留下来的比例要比本地毕业生高，但是一旦本地毕业生适应了环境，就会成为该公司全球范围内最棒的分析员。

一位跨国公司的经理指出，中国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所缺乏的是国际最好的实践经验，他说，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在大陆的外资企业的较短时间的实践进行弥补。很难想象，训练一位连汽车都没开过的汽车工程师有多大的困难，他说的这种问题比较常见。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管理创新流程方面中国更加缺乏有足够国际经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一缺陷表现在，在很多技术领域，有5-8年的跨国公司经验的中国人可以获得20～30％的加薪，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都认为招募和保留这些雇员很困难。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跨国公司研发经理对此表示担忧，中国的科学家没有耐心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深度挖掘所需要的知识，在他看来，这些知识对于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一些博士研究人员是金钱驱动，而不是渴望成为自己领域内享誉世界的学术领导人。所以他们希望选择薪水更多的职位。

有学者认为，中国缺乏足够多的能够实现创新的人才储备，在科技、教育和经济中都是如此，麦肯锡的观点更偏激一些，他们认为将来随着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希望走出国门的本土公司的成长，本土人才的缺乏将更加严重。

目前看来，中国政府正准备投入大量财力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会取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成功。但是如果中国的法制环境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努力还将是白费。

此前我们提过，由于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自己的创新构成了巨大障碍。但是法制发挥的作用不仅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体系可以保护财产权，维护契约的法律效力，同时确保创造性、批评性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曾经撰写了很多有关创新的文章，他的看法是：法制对于成功的经济增长来说是最至关重要的需求，因为它对激励工作、投资和创新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