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                                                                                                                                                                                                                                                           
                                    　　如果我们分析一个共同体的宪法，我们肯定不能只去看纸上写的东西，而必须面对现实的宪法，面对有效的宪法事实的全部。而我理解的现在宪法的实际，跟陈端洪讲的有一些距离。
　　第一点，当我们说到中国宪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大陆，而必须具有大中国的视野。陈端洪刚才说一句话，我非常赞成，就是我们要把中国现在的历史理解为中国人寻求一个合理的可欲的政治生活方式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完成。过去一百多年，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做了不同的实验。比如，民国肇造，建立了一套宪制，这套宪法经过复杂的演变，目前富有生机地存活于台湾。另外，香港有一套和大陆不同的宪制，澳门也有一套宪制。当代大陆有自己的宪制。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两岸三地”，构成了四种宪制。这些构成了我们思考中国人进一步地构造一个更好的宪制的宪法事实。我们思考中国人的优良政治生活，就必须同时面对这四种宪制，而不能只看大陆。
　　事实上，假定两岸三地是一个共同体的话，这样的事实就在很大程度上把现有大陆宪制的正当性局部地取消了。道理很简单: 一个共同体存在多重宪制，则每一个宪制都不是自然而正当的，而必须接受审查。多样性宪制的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大陆宪制演进的一个动力。
　　第二点，我们观察大陆的宪法事实会发现，过去三十年中，它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也严重地偏离了宪法文本。这个变化得基本趋势是：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被释放出来，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权利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具体地说，很多权利被添加到宪法之中。
　　由此，不论是现实的宪法事实，还是宪法文本，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当前的宪法是一个多样性的宪法，陈老师解释的宪法只是一部分人理解的中国宪法。即使他所选定的天然代表的执政党本身，对自己宪法的理解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才会有“改革”的说法。现代的很多改革措施，不管是公共服务型ZF还是法制ZF的概念，都是有宪法依据的。民众也会用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和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在专政体制下是不能设想的。
　　这样，大陆目前的宪法呈现为一种过渡性形态。它原来是专政体制，随后增添了权利条款。为了适应现实，宪法不断地在修改。中国修改宪法的频率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就是过渡性的体现，而过渡性也就意味着不稳定性。这也许就是大陆宪法最大的特征。
　　可喜的是，目前宪法的结构本身，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必然向前演进的动能，因为，宪法在不断地增添权利条款，换言之，它在不断地承认社会的权利。这样，制宪的主体不断地被宪法自己制造出来，而这个主体就是在执政党之外的。这样一个多元的制宪主体的出现，已经启动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这个政治仍将继续下去，直到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宪法。它不仅要解决当下大陆宪法自身的紧张和冲突，也要解决大中国地区四种宪制的紧张与冲突。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才算完成了现代国家的构建。
　　
　　刘擎：
　　
　　我的观点离高全喜更近。陈端洪讲到，专政和宪政是有区别的，但是又提到当前执政党的代表性是至上的、绝对的、永远不变的，那么宪政和专政就变成一回事了，就化约为专政了。这样一来，不仅人民被悬置了，而且实际上将宪法也悬置了，可以说党的政策具有宪政效力，这就驯服了人民也驯服了宪法。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不需要任何政治改革，只要重新解读“党政”，将“党政”阐释为宪政就可以了。但这样一种理解或许只是给党领导下的专政一个宪政的名称而已。而我们关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至少在既有的宪法框架内，加强执政党对人民的代表性。如果党的代表性是天然的和当然的，那就是取消了政治问题，而不是去发现破解问题的可能路径。这不是我期待中的政治宪政主义。
　　实际上，我们的ZF现在强调加强代表性。虽然不希望进行比如大规模地搞竞争性选举这样的激进改革，但这如果是出于对改革的渐进审慎，我是理解与赞成的。但我们要看到，宪政转型的可能空间在哪里？可以松动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代表性问题上。党是人民的代表，但我们也讲过ZF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你看，高高在上是一种代表，仆人也是一种代表，这个代表是非常复杂的。这里边就有松动的余地，就是要松动这个关系来打开宪政的空间。如果将代表性问题作为历史命运的选择，一次性地凝固下来，那就无所谓宪政改革了。
　　其实执政党也明白目前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代表性没有被人民感受到，没有被实体化。甚至领导人也说，“先进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也不等于永远拥有。我想，执政党有这个与时俱进的意识。现在提倡服务型ZF等等，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做出努力。总之，我觉得在政治宪政主义的框架中，代表性问题最有释放转型空间的可能，甚至在我们现存的宪法里面也有这种的空间。所以我更倾向于高全喜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