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国已走到末路

                                                      李 锦

    从昨天晚上开始持续到今天凌晨5点，富士康太原工厂发生大规模工人群殴事件。富士康的官方证实，几名员工之间发生个人争端，之后升级为约2000名员工参与的骚乱事件。

    但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似乎并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大群架事件。也许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偶然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还能走多远？富士康的太原故事还将继续，富士康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穷人途末路。

    10多天前的9月5日，新美亚（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陈伯强表示，代工企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离开中国，因为中国的员工能够做到绝对服从，可塑性强。当然这位自称是郭台铭的好朋友也认为，富士康员工觉得用军队似的模式来管理，实在是很冤枉，非常不尊重人。员工希望反抗，就会产生心理问题。他的话音刚落，富士康太原工厂群殴事件就发生了。

   据悉，山西太原厂区共计约有7.9万名员工，主要制造车用电子零配件、消费电子零组件和精密模具。但为了苹果公司最新发布的iPhone5在内地上市，近期有大批山东、河北、河南、深圳等全国各地富士康的工人被调往太原赶工。

    媒体称，此次群殴的起源是由于厂区安保人员与山东籍员工起冲突，将其拖至面包车内殴打，山东同乡为其讨还公道，河南籍员工也一起卷入，最后发展至大批员工追打安保人员的混乱场面。富士康公司一直实行军事化管理，太原工厂的保安人数近1500人。工人与安保人员的矛盾由来已久，保安被认为对工人过于苛刻，大概是发生此次事件的原因。可以推测，最终的原因不在这些年轻的保安身上，而在管理者身上。

    不是跳楼，就是群殴，富士康近来似乎已成为麻烦缠身的“符号”。富士康作为一家世界级的代工企业，过去由于大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富士康极大地享受了这一红利，并由此建立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但目前，中国曾经引以自豪的低价劳动力正日益失去。

    在很多年前， “代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产业界的一次小型革命，它是产业分工的又一次梳理和细化。郭台铭领导的富士康做的正是代工，这种模式很简单，企业通过必要的管理，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质量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因此，对代工厂来说，成本是核心，是代工企业的关键竞争力，成本直接决定企业的存亡，因此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成本质量，这里提到的管理包括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生产线管理也包括引发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的保安管理等多个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代工模式相对简单，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加工产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包含成本和利润，而其中设备成本和人力成本是最主要成本，也就是说，代工厂创造的价值中，重要部分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代工厂成功在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许多矛盾便因此产生。

     我们看到太原富士康员工发的帖子：“现在富士康的内部管理让员工很是受不了，需人性化。” 富士康从过去偏安深圳，到现在散布全中国，2012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基地已超过31个。代工厂在产业链中扮演的作用便是帮品牌企业降低成本、减少风险，这样的性质决定了其运作模式和盈利模式，那就是通过严格到苛刻、精细化到事无巨细的管理，不断追求成本最小化。
     富士康的发展，是中国电子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珠三角制造业深圳发展模式的体现。可以说，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采取比较粗放的“区位+政策+资源”的发展模式，其中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资源也变得相对匮乏，使得珠三角到了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

     然而2010年的深圳“十三跳”事件，并没有给富士康造成太大的打击，中国毕竟还有很多欠发达或者相对欠发达地区，还有很多地方有大量土地资源，还有很多地方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这几年连续的大动作，都表明了其转战内地的决心，而富士康这样的“龙头”企业仍然是许多城市招商引资的重点，其获得的优惠政策和条件仍然可以使其屹立于全球代工产业之巅。
    近年，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区出事很多，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一次大爆发。表明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区已经完全陷入困境。再往下，走不动了。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富士康代工一部苹果手机，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润。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厂，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规模生产，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代工模式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我国西部也开始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明显。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企业管理陷入困境的标志。在郭台铭《虎与狐》的传记中，他自比“地瓜”和“蟑螂”，直言他信仰的是一种苍狼文化，正是这种在中国大有市场的狼文化，让资本的霸气被放大到最大程度，员工的基本需求和权利被漠视。富士康一个工厂几万人，地域性、群体性还很强，由于富士康坚持这种把人当作机器的泰勒式管理，终而使富士康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也是地方ZF困陷入困境的标志。富士康招工，已经从过去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ZF动用行政力量帮忙招募，破坏本应由市场调价的劳动力供需关系。ZF对富士康另眼相待，使得富士康胆量变大，员工本该享受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矛盾的爆发也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下一步极有可能将ZF拖入纷争之中。

    据说太原富士康生产科技含量很高的iPhone5，我们不能不说到富士康后面的苹果公司。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商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有诸多的公司与“大苹果”建立了代工合作关系，包括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公司，其为苹果公司制造产品的中国工人超过70万。
    苹果公司只负责设计和营销，而生产的其余部分几乎全放在美国境外，主要由东芝、三星、英飞凌等9家公司承担主要零部件，然后所有零部件汇集到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并运往全世界销售。随着富士康的“西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进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中国企业仍然处于价值增值的低端，利润微薄，仅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一个iPhone(3G)的出口价值大约为179美元，在中国组装支出大约为6.5美元。也就是说，一个iPhone手机在中国的价值增值只占其出口价格的3.6%左右。显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依旧落后——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担任世界工厂不可持续发展，使得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富士康模式，也是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最重要是因素是中国没有定价权，体现在最终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两个方面。一台苹果iphone4s出厂价格约360美元，但苹果公司最大供应商富士康只能获得其中的7美元。郭台铭没有胆量和苹果叫板，富士康只是苹果代工的选择之一，而中国中西部省份只是富士康代工的选择之一。在不得不依靠严苛管理取得微薄利润情况下，富士康太原工厂终于发生大规模工人群殴事件。
    富士康从员工“九连跳”到发生“群殴事件”，原因也许会归结到个案身上，但显露的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反思，显露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太原骚乱事件事实提醒我们，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我们对富士康模式的发展要作好思想准备，富士康太原骚乱事件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