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要思想家还是演说家
朱富强

近年来我国高校改革呈现出一种悖论现象：一方面，很多高校都宣扬要从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要建设一流的综合研究性大学；另一方面，各高校对教学的考核越来越严厉，那些游刃有余媒体之间的演说性学者越来越受到欢迎。实际上，无论是职称晋升还是人才引进中，很多高校都实行了教学一票否决制；这种现状似的高校中充斥了演说型人才，而大言似讷的思想者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经济学院校中在人才引进和考核时也特别注重对主流教材的授课，最好是英语原版教材的授课。那么，研究型高校究竟更需要何类人才呢？
哈耶克在《头脑的两种类型》一文中将学者的头脑分为两类：记忆型和困惑型（糊涂型）。持有完美记忆型头脑的学人往往能够储存他所谈到的或听到的特定事物，特别是能将那些表达某些观念的特定词语长期储存，因而常常被公认为他那门学科中完美的大师；因为他总是能够随时掌握自己学科的全部理论和所有重要的事实，随时可以回答他自己所属领域中的一切重要问题。事实上，大多数杰出的解释者、最成功的科学教师、作家和演说家，以及才华横溢的论辩家都属于这类人，他们对自己的学科了如指掌，不仅清楚自己的见解，而且，熟谙古往今来别人的各种理论，并作出明晰流畅的解释。相反，持有困惑型头脑的学人往往无法利用那些可以使别人轻而易举迅速得出的现成套话或论证，对一种公认的观点也不得不找出自己的表达方式；究其原因，他们往往发现，习以为常的套话中包含着某些漏洞或隐蔽的措辞转换，因而对那些长期不为人察觉的问题，他们也不得不作出使之明确的努力。
同时，在教学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就持有困惑型头脑的学人而言：一者，他所讲解的主要是自己的理论认知和理解，并在整个教学中都非常注重学术的严密逻辑性，这种逻辑需要听讲者集中精力才能明白，而大多数学生却很难保持这种注意力；二者，他所讲解的逻辑往往具有很强的私人性，除非课堂上的全神贯注的理解和消化，听讲者很难在课堂外找到其他帮助理解的直接材料。就持有记忆型头脑的学人而言：一者，他所讲解的主要是相对成熟的教材上的原理或一些传统智慧，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故事或案例来进行通俗化说明，从而使得课堂活泼有趣而调动听讲者的注意力，但并不需要听讲者的全身投入；二者，他所讲解的基本逻辑往往已经成熟的，几乎都学术界已经公认的，因而即使在课堂上因注意力不集中而忽略了教师所讲的内容，听讲者也可以在课后寻找一些参考资料或其他途径获得补充理解。
正是由于持有困惑型头脑的学人往往依靠一个没有语言的思维过程，在没有经过苦苦思索而得出一定程度的明确知识之前，他们就某个题目的言论往往给人留下具有低下记忆力或者逻辑混乱的印象，甚至被视为是肤浅者。因此，持有困惑型思维头脑的人往往因不善言辞而难以社会大众所理解，甚至在教学上也不为学生所欢迎。相反，持有记忆型头脑的学人往往凭借其“过目不忘”的能力以及具有条理的讲述才能而受到时代的欢迎和吹捧，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因此，持有记忆型头脑的人往往就成为明星学者，成为青年学子努力效仿的偶像，乃至在当前高校中时不时地会刮起一股崇拜那些明星学者的追风潮。
不可否认，持有记忆型头脑的学人确实在向外行人和青年学子解释这个学科的基本知识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也对未来的从业者有较大帮助，从而往往擅长于到处演讲和作报告。问题在于，尽管这种头脑的人往往对主流意见和当时普遍存在的知识时尚格外敏感，并力求掌握自己时代的前沿知识；但是，他们本身往往只是既有知识的传播者，其演讲内容往往缺乏真正的创新，而对理论的发展并没有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与此不同，尽管持有困惑型头脑的学人往往给人以呆笨的印象，对一些技巧的东西往往不会马上掌握；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头脑的人总希望理顺整个内在逻辑和因果机理，从而往往可以从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发现问题所在，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从而展示出大智若愚的风范。事实上，真正的学者往往不会简单地记住或复述他人的思想，不是书本中的观念或概念，而是努力通过揣摩而提升和改变自己的原有思想，对自己的见解或观点之间的关系进行逻辑化。而且，正是通过将汲取的知识整合到自己的理解上，从而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作了改进，这不仅使得原来糊涂的观点逐步变得清晰，而且由此发展出了新的理论知识。哈耶克甚至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把所学知识忘掉大半的人”。
事实上，经济学说史也表明，很多持有困惑型头脑的经济学家在教学上都很不受学生的欢迎，但他们却是真正洞见的提出者，是他们推动了理论的实质性发展。这里可以举几个著名经济学家的例子。例1，掀起边际效用革命的杰文斯就不习惯在观众面前讲话，他的教学也很不受学生欢迎，但他却是被熊彼特称为古往今来真正最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例2，无差异曲线的创立者埃几沃斯在上课时言语迟钝、精神不集中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被认为是再糟糕也没有的演讲人和讲课者，但熊彼特却高度评价了埃几沃斯的学术贡献。例3，美国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在课堂上也常常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以致他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少，但他却在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并影响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例5，奈特的其文字艰深难明，在讲课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他却的是现代经济学家中极富思想的一位，培养了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总之，很大程度上，持有困惑型头脑的人才是坚持个人探索的学者，而持有记忆型头脑的人则不过是传播某些既存知识的教师。尽管持有记忆型头脑的学人以演讲为长，他们的一言一语甚至一个手势都似乎富有很大魅力；但是，正如汪丁丁指出的，他们留下的永远是影像，一旦把他们的话转换为文本，一切光辉顷刻间消失殆尽。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仅仅是迎合社会大众的趣味和心理，而无法站在公共视角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现实，从而也很难真正承担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就经济学界而言，这些持有记忆型头脑的学人往往擅长于阐释现代主流经济学教材中的那些基本原理和数理模型，并运用比较训练的常规工具来教导学生从事所谓的研究，这也就是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授人之鱼不如授人之渔”的说法。其实，没有研究和没有思想的人往往喜欢说“授人以渔”，而那些毕其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则更愿意“授人之鱼”。究其原因，学术研究本应该站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之上，而在常规方法上的“研究”只会低水平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