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进 中

【前言】 公元2007年，是中国农历丁亥年、金猪年。春节前后，我所指导的学生们依照中国传统的“尊师”习俗，来到我家拜年，我们师生见面，除了客套、拉家常和偶尔的打扑克，少不了的是要谈谈经济学话题，谈谈专业学习问题，因为我认为，这可能是比平时正规上课还有效的教学方式。近日，我把我们师生在这期间交谈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充实、和汇串，于是就演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的东西。我想表达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所谓“过剩经济”的发展阶段，要把加速城市化作为我们破解中国“过剩经济”之谜的基础平台。由于城市化水平低，缺少充分交换的空间平台和制度平台，使得我国两大物质生产部门都互有剩余，制约着消费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廖进中：新年好！今年过年怎么样？回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博士生：很好！很好！物质丰富，吃的、喝的、玩的都不错。感觉比您几年前发的那个“市场上的‘年货’为何这么‘多’？”的帖子中所描绘的又进了一步。

廖进中：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人，无论你是什么具体专业，都要培养自己的宏观经济思维，要学会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观察、分析整体的社会经济现象，一定要从日常生活中体会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短缺经济”的市场环境已经过去，我们再也不要过那种“革命化的春节”了。

博士生：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短缺经济”，但“民生”问题仍然很严重。社会上、学术界对“民生”问题讲的很多、谈的很热闹，有人说，产生“民生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经济的失衡。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过：“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廖进中：我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通归为一个“过剩经济”的总问题来看，“过剩经济”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温总理说：“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大家可以想想，这些问题是不就是我们经济学界近几年经常讨论的所谓“过剩经济”问题。

博士生：能否请老师更具体一点谈谈“过剩经济”问题？比如，按照行业去谈。

廖进中：“过剩经济”问题，讲到底是“供求失衡”，即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先谈工业。宏观经济部门早已警告，我国工业行业的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水泥、电力、煤炭、家电、纺织行业等都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即俗称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剩的产能必然会转化为产量，导致产量大于需求，形成产品过剩。现在商店的商品琳琅满目，但“琳琅满目”的后面往往存在着“泪流满面”的“卖难”问题，到处可见的“打折销售”就是其生动的表现！“卖难”，已在严重地制约着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博士生：工业如此，农业同样如此！

廖进中：更是如此！几亿农民搞农业，农业的生产能力岂能不过剩？农产品的产量岂能不过剩？近年来，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丰收了的农民，不是经常在令人揪心地高呼“卖难”吗？粮食没有政府保护收购就卖不脱，柑橘挂在树上烂，西瓜躺在地里烂，大枣倒进河中烂……去年中央电视台不是有陕西农民因为芹菜“卖难”而用拖拉机碾入泥土中的报道吗？我们湖南沅江不是有几百万斤柑橘霉烂在仓库里吗？这种现象，是不是有点像当年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老师告诉我们说，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时把牛奶倒到海中的那种味道？

博士生：除了产能过剩、产品过剩，我们的劳动力过剩是最大、最头痛的过剩。

廖进中：是的。大量的人失业或者下岗，大学本科生，甚至是硕士生、博士生也难以找到工作！每年看到毕业大学生为找工作而忙碌，作为老师，我也是伤透了脑筋啊！

本科生：学术界经常还在讨论一个什么“流动性过剩”问题？

廖进中：流动性过剩，我的理解，就是“资金过剩”，或者说“钱过剩”。国家现在有大量的资金在寻找投资出路。实际情况是：一边是社会资金大量涌入银行，存款一路攀升；一边是房贷、车贷、甚至企业大户贷款滑坡，有钱贷不出去。流动性过剩已经造成了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的倒挂。近年来，“钱多得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怪病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之痛正在折磨着我们的银行业、金融业。

硕士生：我们什么都“过剩”，难道我们国家真的就那么富裕了？

廖进中：中国的“过剩经济”不等于中国富裕，不等于社会没有需求，是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我国人均主要消费品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我把它称之为“过剩经济”之谜。中国正在面临着“过剩经济”之谜的挑战，我们要研究凯恩斯主义，要研究特殊时代的应对之策。

博士生：这几年，政府和学者们不是认识到了要把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并提出了、采取了许多增加有效需求的对策了吗？比如，增加百姓收入、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收入，加大公共投入，建立社会保障，疏通流通渠道，改变信贷投向结构，创新金融产品，等等。

廖进中：是的，这些措施都是对的，也是有力的。但我认为，这些还只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框架中行走，都是凯恩斯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谈到了的。我们自己关键性的创新思路并没有形成，并没有全国上下一致认同的战略性解决的方案。

博士生：那您认为什么是关键性的问题？

廖进中：我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太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加快城市化进程，要把城市化作为破解中国“过剩经济”之谜的基础性平台。

硕士生：怎么理解“破解中国‘过剩经济’之谜的基础性平台”？

廖进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发展经济学都认为，只有工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实现充分交换，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城市化水平低，目前在我国两大物质生产部门互有剩余，缺少充分交换的空间平台和制度平台，交换严重受阻，制约着消费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博士生：那就请您谈谈城市化推进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如，城市化是如何促进农产品消费的增长。

廖进中：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情是：农民和市民的比例严重失衡、严重倒挂，农村的农民太多，城市的市民太少。城市化过程，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就是减少农民、增加市民的过程。有一个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变成市民，从事非农产业，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一个城市的消费者与生产者，这样的一减一加，那么，农产品的“卖难”问题不就缓解了？

硕士生：是不是说现在搞“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不那么重要了？那为什么还要搞“新农村建设”？

廖进中：当然不是！美国农业部长迈克·约翰斯说得好：“如果你今天要吃饭，那农业就非常重要”！美国那么“城市化”、“工业化”了，但它还是非常重视农业？不重视农业，那为什么WTO谈判总是被发达国家卡在农业补贴问题上？“重农”不“重农”，关键不在农民的“多”，可能还在农民的“少”！知道吗？美国农、林、渔等部门总就业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口的0.7%，其农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我坚定地认为，“新”就“新”在“通过‘城市化’带动来减少农民”。我们一定要明确：中国的农村，首先是要这个“新”，然后才能“建设”好！如果中国农村只有一亿人以下的人在搞农业生产，那时候就是非常新的农村了。现在我们农民一家耕种几亩地，每年在地里从事3―4个月的简单劳动，8―9个月休闲在家，怎么能富裕？怎么你有充足的收入去进行有效的消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稳住农民留在农村，甚至吸引已经进了城的农民重返农村，这种思路肯定是错误的。我以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帮助农民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加速城市化，促进“城市中国”的尽快诞生。

博士生：难道工业过剩也是城市化水平低的问题？

廖进中：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生产消费分析，加速城市化，就能带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市住房需求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是产业链条很长、关联产业带动力很大的行业；带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道路建设，消化过剩的产能，推动工业品的投资需求。

因为我们城市化水平太低，我们仍然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人口过多，中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传统的自种自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就难以打破。自然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其对工业品是缺少需求的，对农业的机械化是缺少需求的，对现代科学也是缺少需求的。加快城市化，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对工业品是有极大需求空间的。

从生活消费分析，农村的消费环境、消费方式、消费习惯与观念等，都在限制着消费需求的扩大。比如，农村的生活环境并不适合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产品的消费，对家电产品需求不足，造成库存和过剩供给能力。如果我们能加快城市化速度，那么我国工业品供给水平可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工业产品的“卖难”问题不也就缓解了？

博士生：是这么个道理。但劳动力过剩总不是由于城市化低的问题吧？

廖进中：不是吗？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我国劳动力过剩的主要部分——农民就不能进城就业，即使进了城，就了业，也还是个“农民工”。我们再也不能以前那样认为，就业问题只是城市居民的问题，而是要把农民的就业问题放在城里人一起来考虑，农民也是中国的“国民”啊，而且是最基础的“国民”！

博士生：这几年，通过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呼吁和中央政府的努力，现在大家都觉得：农民应该进城，不能将他们再赶回去。但人们担心的还是，城市里哪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

廖进中：我以为，考虑这个问题，根本的有两条：其一，是农民进城能弥补城市第三产业的消费需求；其二，是农民进城能创造城市新的消费需求。中国的城市化特点，一是“第二产业推动城市化”，比如，改革前鞍钢就是鞍山市，大庆油田就是大庆市；二是排斥农民进入城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对农民采取拒绝进入的政策取向，结果是城市里的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农民进城可以在补充我们城市化过程中本来存在的第三产业不足时找到就业，并且还能在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过程时找到工作岗位。就业岗位要通过创业来解决，没有创业，哪有就业？只在现有的岗位上打主意，怎么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博士生：问题是，农民的创业技能低，农民自己你创造出就业岗位吗？

廖进中：关键之点就在这里！要研究，目前中国创业者主要是哪些人？最需要创造的是哪些岗位？有调查资料表明：目前在中国，90％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进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高于大学毕业生。在城市的农民工如果有5万元以上的本钱，想要创业的占65％，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5万元钱想创业的不到5％。什么原因使然，要研究。我想，可能是“穷者思变”在起作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现在中国有近2亿农民进城，如果5％创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10人，可以解决多少人的就业？再加上其它人的创业，那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就缓解了？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优化城市就业环境、鼓励全民创业。

至于说到“农民的创业技能低”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农民不是素质低，而是地位低”！难道城里人个个都是技能高素质高？而且，中国目前最需要创造的是第三产业的岗位，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岗位是对创业技能的要求其实是并不很高的。

硕士生：廖老师，您说“农民进城能创造城市的消费需求”，能否从理论上再讲具体一点？

廖进中：城市的特征是“集群”：人口集群、产业集群、信息集群……你们许多人正在研究“产业集群”问题，那我们是否真正弄通了“集群”的效应？我的理解是，城市化的表现之一就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集群，而人口一旦集群、集中、集聚，就会产生专业化，就会促进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举个家庭生活中的日常小例子。平时，我和你们师母，还有外婆和我的侄女四人在家，我们是起码要“三菜一汤”正正规规做饭的；如果只两人在家，饭菜是会简单一些的；如果只一人在家，比如我，那就炒点剩饭剩菜，或者，弄碗面条就打发了。反之，如果来客，比如，今天你们愿意在这里吃饭的话，那肯定就不能那么搞了，要讲究多了，那就会多人动手，分工合作，“工作岗位”不就多了，食物需求不就多了，生活质量不就高一些，生活气氛不就会热热闹闹得多。这就是我从生活中所悟出来的“集群效应”。我把它称之为“集群乘数”理论，凯恩斯不是有个“投资乘数”理论吗？希望同学们可以去发展这个“集群乘数”理论。

博士生：也可以叫“城市乘数”理论。这就是生活中的经济学！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研究态度。

廖进中：其实，恩格斯对城市的集群曾有过更生动而直白的描述：“大工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要有其他的人，如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中的第三产业属于短腿。究其原因，除了传统观念和体制外，主要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和工业化的分散布局，只有集聚才能使第三产业发展有着必要的外部条件。比如，公交车、文化娱乐、体育场馆、餐饮、旅店、幼儿园、商店、商业银行机构等，都需要密集的人群作为服务对象，而且，即便在一个城市中，人口密集区也比周边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兴起，更不要说分散的农村了。有研究表明，周边城镇每百人所需三产服务的人数比农村多5个以上，按此推算，如果有2亿农村人口转入小城镇就可增加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几乎等于全国下岗职工的总数。

城市扩大后人们对人们提供的要求不仅是物质上，而且还有精神方面的。农民进入城市不仅物质生活方式改变和提高了，而且追求精神产品需求，跟风情结、追求时尚，以及生活节奏快速等，也会创造出更多的消费需求，我们低估了我国城市化的潜在功能。

博士生：第三产业，也称服务业。国务院最近有个《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那里对第三产业的意义讲得很好，很有启发。

廖进中：是的。在这个《意见》中，有这么一段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话：“一些地方过于看重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发展服务业重视不够。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与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转变发展观念，拓宽发展思路，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加快把服务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动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博士生：但流行的经典理论总是在说，第三产业发展要以第二产业为基础，其实质就是城市化主要要以第二产业发展为前提。

廖进中：这是误导！工业化国家三大产业（Ⅰ、Ⅱ、Ⅲ）结构的演进，大体都经历了以下5个阶段：①Ⅰ>Ⅲ>Ⅱ；②Ⅰ>Ⅱ>Ⅲ；③Ⅱ>Ⅰ>Ⅲ；④Ⅱ>Ⅲ>Ⅰ；⑤Ⅲ>Ⅱ>Ⅰ。别开第Ⅰ产业，只看第Ⅱ、第Ⅲ产业，在人类历史上，有相当相当长的时期是处于Ⅲ>Ⅱ即“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的①阶段，虽然②、③、④阶段都是Ⅱ>Ⅲ，即“第二产业先于第三产业”，但这个时段只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百多年的事情，发达国家现在是、我们将来也应该是Ⅲ>Ⅱ，“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

博士生：您的意思是，第二产业大于第三产业，只是一个经济发展――“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廖进中：是的。我的研究认为，说“第三产业发展要以第二产业为基础”，既缺少历史背景，也无现实依据，更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人类需求目标。

目前，世界上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普遍进入第⑤阶段，即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阶段。中国进入了第④阶段，即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第二阶段的初期，我们的目标是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或者说，超前一点发展第三产业应该是“好事情”。我们要用第三产业推动城市化！

博士生：“用第三产业推动城市化”？可现在学术界大多数的学者，特别是那些影响决策层的学者，都是说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或者说用“第二产业推动城市化”。好像您先生的看法在学界没有代表性，说句不客气的话，似乎有点“异类”。您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

廖进中：值得做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你们博士生的研究课题必来自于真实世界，而不是源于文献。有没有“代表性”无所谓，是否“异类”也不要紧！我认为，广义的工业化是包含第三产业的，现在我们到处在宣传的“新型工业化”，更是应该包括第三产业的！我的论断说“用第三产业推动城市化”，绝对没有包含不要发展“第二产业”的意思。不仅如此，而且，也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

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又要加快新型工业化。现在要研究的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两者间的关系如何确立？谁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将涉及到对已经步入实施的城市化战略进程，乃至对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值得商榷与讨论。

博士生：那您是认为“城市化”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要把城市化处于工业化之前？

廖进中：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其实就是经济学中的“短板理论”。

从最简单的逻辑来说，如果是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或者说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处于大体协调的状态，主张实施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战略，不无道理。然而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相互间出现严重失衡，城市化是“短板”，城市化水平低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世界合理范围。我国GDP在1万亿美元时的城市化水平为36%不到 ，而日、美GDP在1万亿美元时，城市化率分别超过65%和80% 。我国城市化的滞后，使得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这种现实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剩经济”的出现，就是例证。

通常意义上所谓加快工业化，就是增加GDP中的第二产业比重，或者说是增加工业品的供给，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要有市场的需求才有可能。前面说过，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是，工业品供给能力过剩，一些企业严重开工不足，产品大量积压，设备大量闲置。工业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而是缺乏市场需求。在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下，提出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究竟是何含义？又是如何带动的？是指进一步提高工业品供给能力，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还是把分散的农村工业引入城市呢 ? 如果是指进一步提高工业品供给能力，当然会扩大就业，带动城市化，但问题现在是生产过剩，原有的设备都已在闲置。如果是指把农村工业引入城市，这当然可以避免上述两难选择所产生的矛盾，但这本质上是属于加快城市化的范畴，是工业化模式的选择而不是工业化本身的问题。

博士生：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现实原因好像主要是为了避免城乡差距扩大和所谓“城市病”的发生。

廖进中：以前我们为了避免所谓“城乡差距”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城乡差距扩大化等“农村病”现象。

博士生：廖导，您去年的那个曾经获得过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献计献策一等奖的《关于在湖南全省开展善待农民工宣传教育活动的建议》，影响很大。我尤其关注您在表彰大会上的发言，我觉得，您的那篇发言，已经结合湖南实际把“城市化推动工业化”的道理讲得蛮好的了。

廖进中：既然你说好，那就再拿来复述一遍吧。“有朋友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前提，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我则要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窝”，城市化是工业化之“家”。我们不是经常说要“筑巢引凤”吗？我看，城市化就是“巢”，我们要“筑城市化之巢，引工业化之凤”！我认为，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人、财、物、信息集聚的过程，是一个投资环境、发展环境改善的过程。这些，都是工业化所必需的。试问：如果没有城市化，怎么能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怎么能留住本地资本、吸引外来资本？怎么能对工业化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和配置？怎么能搞好我们的“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建设？朋友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湖南的“孔雀”“麻雀”总是愿意“东南飞”？为什么国内外的工业“大鹏”和“小鸟”总难得向我们湖南“展开翅膀”？还不是因为我们湖南至今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我们的城市化率太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太差。”

硕士生：与城市居民相关的是我们大学生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政府鼓励大学生回农村当村官是不是一个办法？总觉得有点像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廖进中：这更一个是加速城市化的问题。首先，我们要问：国家培养大学生的目的，难道是回去当村官？父母送你们上大学，难道是为了你们回去当农民？你们大学生自己难道也心甘情愿回去当农民？我国目前这样一个连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都忍受不了的低收入水平，又怎么能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次，我们要问：你回去当村官，你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毛孩子，能当好吗？农民能放心选你作当家人吗？如果要上级委派你，那又符合乡村选举法吗？所以，正确的办法，还是加速城市化，在城市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我们当年上山下乡时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实践证明，那是错误的，难道在城里，就是吃闲饭？

本科生：农业大学的学生回去当农民可不可以？

廖进中：非农业大学的学生也可以！关键是要鼓励大学生把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到农村去自己创业，搞现代农业，搞规模农业。而不是当什么指手划脚的村官！

博士生：有学者说，现有的劳动力过剩也是因为我们的劳动时间过长。

廖进中：是的。现在不仅一些企业和单位为了增加效益，过度盘剥劳动、延长劳动时间，连大学也不能按照扩招需要去增加教师编制，只是一味地把教师的工作量加大和考核指标加严。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也许就有了好的答案。如果大学生找工作容易了，也就不会和农民工争就业岗位了，农民进城也多少会容易一些。

劳动时间过剩问题，我去年在望城召开的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06年的年会上讲过。你们可以去看看我那篇《“三农”概念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的发言。

本科生：我过年回家，看到由于城市化的吸引，当地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很多，粗略估计占到总劳动力人数50%以上，农村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廖进中：是的，不是有“3861部队”之说嘛。去年我儿子从国外回来，过年前我陪他回了一趟老家，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以往我们回家到爷爷、奶奶和父母坟上放鞭炮，往往有许多的乡亲出来观看，现在少多了。许多土地荒芜了，水库、塘坝淤死了，田坎崩塌了。我认为，为什么有那么多“3861部队”？这仍然是城市化水平低的问题，因为城市化水平低，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所以，进城农民不能带眷属，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造成“留守儿童”等“妻离子散”的社会问题。请问：历史上，哪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骨肉分离”的情况？我认为，它是比海峡两岸、一国四方的血肉分离现象还要严重！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和谐！时不我待，我们要尽快通过加速城市化予以解决！

硕士生：那如何看待您所说的“土地荒芜”问题？

廖进中：第一，要看荒芜了什么土地？根据我在我家乡的了解，主要是荒芜了当年为填饱肚子而开垦出来的“土地”。我曾经特意到过上世纪60年代，我那可怜的爷爷爬在山地上一锄一锹挖出的荒地去查看，现在都已有重新长草、长柴、长树了；还有我们生产队那些本来就不太适宜种庄稼的贫瘠土地也荒芜了，也开始长草、长柴、长树了。第二，要看为什么荒芜？前面说过，现在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民能吃饱了，为什么要种那么多土地？由于城市需求低，种多了，丰收了，农产品不是卖不推脱，就是卖不出好价钱，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多于的土地荒芜？我们是否也存在“土地供给过剩”问题？

博士生：廖导，您的言外之意好像是说有些土地荒芜了，还有益处？

廖进中：可以这么说。所以，第三，要看荒芜的效果。我认为，土地荒芜与“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具有相同的效果，荒化就是绿化，它是一个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相联系的问题，还有学习国外“休耕”以保护地力的经验问题。我们对土地荒芜，不要过分敏感，要理性分析。荒芜不可怕，关键是不能随便拿作它用，要保护基本农田！

硕士生：正是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基本农田和土地。

廖进中：要城市化，必然会占用土地。但我要告诉你们，城市化是最节约土地的。比如，我现在居住的房屋是6层楼房的一层，面积140平方米，用6去除，是占地不到30平方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农民，还住在农村，我就是再穷，是决不会只占30平方米地的，起码占它半亩――300多平方米。为什么？还要养鸡养鸭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博士生：“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否也依赖城市化？

廖进中：是的！加速城市化，鼓励个人创业，鼓励个人投资，资金找到了出口，不就容易解决了。当然，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金融问题，还是放到以后的课堂上去讲吧。

本科生：廖导，您形象地说“流动性过剩”就是资金过剩，钱过剩。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引进外资，很多地方还要大力引进？

廖进中：“外资”，决不只是“资金”的问题，决不只是“钱”的问题。在“资金”的后面，是具体的项目，是先进的技术，是现代的工业，是优秀的管理，是我们要学习的体制，是活生生的企业，把它们引进里，最有利于加速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当然，外资引进，要提高我们的吸收能力，不要产生排异反应。如何提高我们的吸收能力，特别是技术的吸收能力，我们学院是研究强项，大家可以去关心已毕业的师兄们的相关成果。

博士生：到底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难道只是人口的集中？空间的扩大？

廖进中：当然不是，城市化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城市数量多少、城市空间大小问题。下面引用我去年那篇《要把农民工问题放在湖南城市化推进的战略上考量》的发言中的一段话，详细的这里就不再去说了，请你们自己去理解、去研究其中的思想：

“城市化”，以及“工业化”、“产业化”，我认为，有一“化”是绝对少不得的，那就是“市场化”，这是“灵魂”。市场化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市场化的决策过程是分散的，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充分“自由”地利用自己所观测到的信息。这一切，都必须在民营化基础上方可做到，我理解，这就是毛主席“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看看人家的浙江和温州，想想我们的“远大”和 “三一”……，哪一项成功不是民营化和分散决策的结果？而我们以前，有几个“运动”不是在强化行政职能、限制民间决策的？比如，“治理经济环境”，我们围、追、堵、截民间活力的事例太多、太有劲，而“疏导”、“培育”市场化环境的措施又太少、太无力！邵东经济的初始发展,颇有点像温州,那为什么没有温州那种效果?前些年,我们省“拉郎配”组织各类大企业集团，效果到底又如何?所以，我要说，如果再没有进一步的思想观念上的和体制政策上的“市场化”，不进一步激活全省人民特别是“农民工”的决策激情、创业热情，历史不会出现奇迹。一切关于湖南的发展战略，可能又只会是专家们的“纸上谈兵”，谈谈而已；官员们的“会上议政”，议议而已，“城市化”就难以拉动“工业化”和“产业化”。我们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与决策机制来管理我们的城市和推进我们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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