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南方周末　  <BR>　</P>
<P>　　当前，世界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代，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已经暴露出许多致命的缺陷，人们必须深入研究新兴生产力的经济规律，正视互联网的时代精神，认真探索“网络协同”条件下的刚性非正式约束机制(第三只手)，才有可能超越各国经济长期在市场和ZF之间左右摇摆(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尴尬局面。<BR>　　</P>
<P><BR>　　□杨培芳<BR>　　<BR>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辞世，使世界少了一位经济学大师和经济个人主义斗士。<BR>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革命将世界经济带进ZF干预、集中垄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一时间ZF几乎成了万能之手，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ZF控制(统治)经济的现象无处不在，结果这只万能之手慢慢由“帮手”变成了“抓手”，行政垄断的不断扩张，带来经济效率的急剧下降和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人们突然发现，ZF的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BR>　　1980年以后，英美ZF采纳了弗里德曼的主张，就是反对ZF对经济的一切干预，回复自由市场经济活力。于是一场经济自由化运动席卷全球，并于1989年形成《华盛顿共识》，借助政治力量尤其向发展中国家推介。20年过去了，人们发现，弗里德曼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对于回复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功不可没，但是在以人为本的新经济趋向和民众实际生存质量上并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因为新自由主义学说仍然存在三根软肋：<BR>　　<BR>　　公共服务的缺失<BR>　　新自由主义认为，过去一直由ZF提供的公共物品，如交通、通信、水利、电力、教育卫生甚至环保、治安都可以由私人机构通过市场机制提供。近20年来，各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大多没有达到预想结果。英国铁路、美国电力、俄罗斯石油、印度和巴西电信、中国教育、卫生被认为是改革不成功的典型，但是也有的国家比如瑞士铁路、智利监狱的市场化改革就比较成功。我们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少数国家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因素，但是面对公共交通、环境污染、教育卫生、突然灾害、人口素质和自然资源问题日益严重，社会需要的公共服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市场机制不可能提供人们需要的全部公共产品和服务”，“取消一切管制，就像几百万辆汽车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驶，只能是一场灾难”。随着信息网络的无边界扩张，许多公共服务必须超越市场、超越ZF，靠非ZF公共机构协同社会力量寻求解决办法。<BR>　　<BR>　　自然垄断的实际存在<BR>　　按照新自由主义原来的设想，自然垄断行业引入市场竞争以后，自然垄断已不复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将覆盖所有经济领域。20年过去了，改革的结果使许多国家的电信、电力、铁路出现了过度竞争。在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内部，也出现不顾社会效果的无序竞争现象。有些具备市场支配力的企业给员工们大讲《市场竞争36计》，什么声东击西计、瞒天过海计、偷梁换柱计，不一而足，反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则。实践业已证明，自然垄断行业可以引入少量几家大公司开展有效竞争，但是并不改变其自然垄断性质，也不可能达到充分竞争状态。<BR>　　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技术的普及一方面使原自然垄断领域的进入门坎降低，另一方面又使许多企业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无边界扩张，靠专业优势垄断细分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给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BR>　　<BR>　　法律与监管悖论<BR>　　新自由主义的一张王牌是把维持竞争秩序的责任完全推给法律。主张经营者、消费者、执法者之间在严密的法律下面进行利益的博弈。实际结果是法律条文越细，可解释性越大，执行起来越难。如果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所有经济纠纷都诉诸法律，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大的惊人的社会交易成本。我国有许多非法经营者不择手段参与市场博弈，在经济诉讼领域出现取证难、执行难，最后还得借助ZF的严格监管。<BR>　　于是药品要监管，食品要监管，城市物业要监管，农村生产资料要监管，汽油价格、煤气价格、基本电信价格要监管，取暖费、过路费、过桥费、飞机票、火车票、公交月票都得监管。但是ZF掌握的信息肯定小于企业掌握信息的总和，况且ZF也是经济人，ZF参与利益博弈肯定滋生腐败，于是各国不得不在市场和ZF之间进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和面游戏。<BR>　　以上三根软肋均来自一个重要的从未被严格证明过的亚当·斯密悖论，亚当·斯密认为，“每个行为主体都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参与市场竞争，市场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20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谁也没有证明，谁也没有否定这个市场机制的假设前提的正确性，我国有些人还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古训找到了近代市场经济的合理解释。<BR>　　但是，十年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大师约翰·纳什证明“每个人的自私博弈的结果不是整体利益最大，而是整体皆输的结局”，不久纳什和埃克斯罗德又进一步分别证明，在多人重复博弈中，只有平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繁衍延续。艾克斯罗德还证明，在多人重复博弈中，极端自私者和极端善良者(只愿付出，不要回报)几乎同时被淘汰，阴谋诡计者最后也会被淘汰，只有诚信的平等交易者获得生存繁衍机会，这就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又一悖论。<BR>　　但是这种多人重复博弈模型在现实市场交易中基本不能成立，因为人们根本没有和世界上任意一个人几百次、几千次打交道的机会。所以多人重复博弈模型需要做重大修改，就是要引入信息透明的网络条件。在网络条件下，多人相互打一遍交道，就有等效几百次的记忆效果，使艾克斯罗德模型快速收敛到“平等交易”规则上来，并真正成为新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机制的伦理前提。<BR>　　当前，世界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代，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已经暴露出许多致命的缺陷，人们必须深入研究新兴生产力的经济规律，正视互联网的时代精神，认真探索“网络协同”条件下的刚性非正式约束机制(第三只手)，才有可能超越各国经济长期在市场和ZF之间左右摇摆(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尴尬局面。<BR>　　(作者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此文为作者意见陈述，不代表本报立场)(P1195332)<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