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南京林业大学宋凯副教授因“非升即走”压力自杀。

2021年复旦大学姜文华因未通过考核持刀杀害学院党委书记。

2025年1月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刘永锋教授因长期高强度工作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48岁。

2025年8月，浙江大学35岁特聘副研究员杜某某在紫金港校区坠楼；同月，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41岁化学系副教授黄恺跳楼自杀。

“非升即走”政策迫使教师在3-6年内完成高强度科研指标（如论文发表、项目申请），淘汰率高达40%，调查显示，超60%青年教师因职称压力产生焦虑情绪，其中35%考虑转行。

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犹他大学博士唐晓琳、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安德莉亚·刘（Andrea Liu）均因不堪学业重负，自杀身亡。这些事件不断发生，揭示博士生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首先，博士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其次，博士们发现能够走科研这条路的博士生，实属少数，找到满意的工作却变得愈发困难。

再次，博士的薪资水平甚至低于同龄人，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可见，青教、博士的最大压力来源于论文、项目与低报酬。

事实上，对于博士发表论文的要求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无法写出颠覆性的论文，所谓的顶刊论文，也只是对现有理论的解释与服从。而只有颠覆性的论文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创新，才能够推动学科的进步。

对于科研项目，高校应该退出，回归教学本位，让高校青年教师安心教学。

国家设立自然基金、社科基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对高校科研进行资助，然结果却适得其反：

1、重科研轻教学的关键推手

某高校评审细则显示：论文占比40%、课题占比30%、教学仅占20%，青年教师被迫“白天上课、晚上写论文、周末跑课题”，健康亮红灯。

2、助长了四唯不良风气

由于院士长冮学者等帽子在争取项目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于是形成了攀附院士学者以争论文、抢职称、拼帽子的不良风气。

3、力度不足，资助成鸡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分为面上、重点、重大、重大研究计划、国际合作研究、青年科学基金A、B、C，创新研究群体、地区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卓越研究群体专项、数学天元、外国学者研究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等17项。2024年资助5.49万项科研项目，投入335.81亿元，项均资助61万元。社科基金比自然基金又少得多，此等资助水平无法支撑重大科研创新，但又不可能放弃。

4、评审约束不强

基金委的评审专家，缺乏硬性约束，不必对基金项目的科研成果承担责任，结果导致项目评审后束之高阁，成果寥寥。

5、定位不清

大学的职能是传播现有知识，应立足于教，将主要精力用于论文与项目则是首尾颠倒，它不但挤压了青年教师的生存空间，而且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拉低了大学生的学术素养。高校的教学考核不但要立足于当前学分与就业率，更要看重学生未来的发展，也就是毕业生对社会与学校的回报率。

国家需要资助的研究为基础科学研究，目的是颠覆性学科创新，同行评议是传统的维护者，要更多地依靠跨学科评议与结果导向。国家早已设立研究机构，即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但它们需要进行重大变革，打破现有的所室分割与职称约束，实施学科大师负责制，竞争上岗，大师要有颠覆性学说，具有招聘用人权、教材编撰权、学术争议仲裁权、重大政策建议权、对外学术交流权。

对于应用研究，方向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它是为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设立的。基金由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紫光通信、华芯投资等企业发起。基金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兼顾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实施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特点为规模巨大，追求风险收益，决策者受约束力强，克服了基金委专家评审的弱约束。

因此，国家自然基金委与社科基金委应分别回归至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然后两院进行大师负责制改革，推动颠覆性基础研究成果尽快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