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能源之声》是由21世纪经济报道能源策工作室推出的专题栏目,聚焦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围绕政策解读、地方实践与产业趋势等维度,邀请外部专家撰稿提供深度洞察。在第一阶段,该栏目联合中国能源研究会双碳产业合作分会等机构,围绕广东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现状,陆续发布五篇专家文章,为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本文为系列的第五篇收官之作。
1、新型储能成为广东外贸新动能与战略性支柱产业
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省份,广东始终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保持高度敏感。自2020年起,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支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并将新型储能列为“制造业当家”战略中的关键支柱产业。在政策引导和产业集群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广东已构建起涵盖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及电池回收在内的完整产业链生态体系。
从国内市场看,广东储能产业发展迅猛。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7月,广东省首次超越福建,成为全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最多的地区;截至同年8月,锂电池出口额占全国总量的26.2%[1]。国际市场方面,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广东锂电池出口总额达126.61亿美元,同比增长39.7%;出口数量为10.3亿个,同比增长17.18%[1]。德国与美国仍为中国锂电池主要出口目的地,合计占比35.7%,其中广东出口份额居全国首位。
除欧美成熟市场外,广东企业在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也加快布局步伐,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能力。例如,2024年11月,由中国能建国际集团与广东院组成的联营体,成功签约东南亚光储一体化项目EPC合同,项目包含1.4GW光伏装机与3.3GWh储能容量,预计于2026年投入运行[2]。比亚迪早在2020年即进入巴西市场开展锂电池业务,并于2025年5月再度携手Grenergy,为其智利阿塔卡马绿洲项目第六期提供3.5GWh储能系统,双方累计合作规模已达6.5GWh[3]。这些案例表明,广东新型储能产业正逐步成长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和参与全球绿色投资的核心动力。
2、国际环境变化带来多重出海挑战
美国、欧盟以及东盟是广东新型储能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25年1至8月,广东“新三样”产品出口总额达1263.9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3.2%,其中欧盟、东盟、美国、印度和阿联酋五大市场合计占比达66.7%。这些区域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市场,同时对储能产品的性能、安全性、质量标准以及碳足迹认证提出了严格要求。
在全球绿色贸易规则日益趋严、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储能企业的出海模式已告别早期依赖成本优势与产能扩张的“1.0时代”,迈入以合规性、技术实力和供应链韧性为核心的“出海2.0阶段”。企业必须在应对关税壁垒、满足绿色准入条件、保障海外供应链安全等多重压力下,重新规划全球化战略路径。
自2018年以来,美国持续推进制造业“回岸”政策,强化本土产业链控制。2025年,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及光伏等“新三样”产品加征最高达145%的进口关税,并同步实施针对石墨等关键原材料的反倾销调查。此外,美方还加强对第三国转运行为的监管,引入所谓“转运关税”机制,旨在遏制通过东南亚等地中转规避高关税的做法。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亿纬锂能、宁德时代等广东企业即便已在越南、泰国等地设厂,仍面临新的制度性障碍。
3、全球迈向碳中和背景下的储能战略地位凸显
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不断提速,以风电和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装机量持续高速增长,电力系统的调峰压力与供电保障难度也随之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以锂离子电池为主的新型储能技术,已成为实现电力系统近零排放与能源安全保障的关键支撑手段。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绿色贸易规则逐步纳入碳关税、本地化生产比例、劳工标准等非传统贸易壁垒,这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构成严峻考验,尤其对广东这类以外贸为重要驱动力的经济体提出更高要求。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新型储能产业不仅需要稳固国内市场基本盘,更需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形成内外协同发展的“双轮驱动”格局。广东作为全国第一大外贸省份和制造业重镇,如何借助“国际循环”推动储能产业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既是其在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中维持外贸优势的关键抓手,也为全国储能产业的国际化探索提供了先行示范路径。
本文立足当前国际形势,深入分析广东储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助力产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全球化发展。
与美国频繁使用“关税大棒”不同,欧盟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化、体系化的规则来重塑全球贸易秩序。《关键原材料法案》(2024)和《新电池法》(2025)正是这种策略的体现,标志着欧盟将气候治理、产业政策与市场准入深度融合,形成一种被称为“绿色壁垒”的新型规制路径。这些法规对电池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材料回收比例、供应链尽职调查以及“电池护照”等数字化溯源机制提出了严格要求,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合规框架。
对于储能企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额外的成本投入,更是一场涉及绿色制造能力、数字化管理与跨境合规协同的系统性挑战。一方面,企业需投入大量资源改造生产线,建立贯穿研发、生产、运输到回收的全流程碳数据追踪体系;另一方面,供应链尽职调查要求企业深入掌握上游供应商在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实现穿透式监管。然而,目前广东多数中小型电池企业在数字化治理能力和国际合规经验方面仍显薄弱,短期内难以全面应对此类复合型挑战。
与此同时,绿色贸易规则正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英国已宣布将于2027年启动其碳边境调节机制(UK CBAM),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也正在推进类似政策的设计与落地。随着全球绿色壁垒不断加码,中国储能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
作为我国新型储能产品出口的核心区域,广东在此轮国际规则变革中承受着尤为显著的压力。首先,欧美双重政策叠加削弱了广东企业长期以来依赖的成本效率与规模效应优势。
比亚迪
鹏辉能源
珠海冠宇
等龙头企业在原料采购、认证合规及物流环节均面临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持续收窄。其次,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通过多边或单边手段加强对锂、镍、钴等关键矿产资源的控制——如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加拿大牵头的“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以及智利、印尼、墨西哥等资源国推行的本地加工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上游资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不稳定性。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矿产消费国,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与电池制造产能的迅猛扩张,对锂、镍、钴等战略资源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升。而这些资源主要经由南海、
太平洋
等海运通道输入,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运输链路存在“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引发中断的风险。供应链安全战略的扩散不仅制约资源获取,还波及中下游投资布局与国际市场准入,迫使广东企业在更加复杂的国际制度环境中重新规划发展路径。
破局之道:重构广东新型储能产业的国际化战略
面对来自美欧及其他经济体构筑的“关税壁垒”与“规制高墙”,广东储能产业的国际化进程注定充满挑战。当前国际经贸竞争范式已发生深刻转变,其核心特征在于:竞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价格与市场份额之争,而是演变为融合地缘博弈、本土产业扶持、技术标准主导权与供应链韧性的多层次较量。
在这一“非经济化”风险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任何仅停留在被动适应、寄望于外部环境改善或简单规避监管的做法,都难以应对挑战的系统性与长期性。因此,广东新型储能产业亟需实现国际化战略的根本转型——从单一的“产品输出者”角色,转向更具主动性和整合力的“全球价值网络构建者”。为此,应构建一套“固本强基、多元开拓、战略对冲”的立体化应对体系:
(一)固本强基:以技术创新与绿色升级穿越周期波动
广东企业应依托现有先发优势,通过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不仅要保持“性价比”优势,更要实现在“性能”与“绿色”两个维度上的双重突破。
在提升性能方面,应强化自主创新,集中攻克关键技术瓶颈。建议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围绕高能量密度、长循环寿命、全温域安全性等核心指标开展联合攻关。例如,深圳博钠新能源在哈尔滨启动的一期项目总投资达6.2亿元,预计2025年底建成投产后可实现2GWh钠离子电池的年产能[4],此举有助于降低对锂资源的依赖,并推动新型储能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在绿色合规方面,应以产业链整体为单位推进绿色化与数字化协同转型,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深化“工业互联网+储能”的融合实践,实现从矿山开采、材料加工、电池制造到梯次利用与回收的全过程信息透明与可追溯。这不仅是满足欧盟法规的基本要求,更是企业提升内部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全球品牌信任度的关键举措。
(二)多元开拓:优化全球市场布局与增强供应链韧性
首先,应重点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新兴市场。2025年上半年,中国储能电池出货量达232.03GWh,同比增长118.4%[5]。其中,中东、东南亚等地区需求快速增长,大型储能项目进入加速部署阶段;德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中国锂电池最大出口市场,对德出口额达65.2亿美元,占海外市场总量的19.1%[6]。
在此背景下,广东企业更应践行“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多元化策略。建议加大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南亚、非洲、拉美等高增长潜力市场的布局力度。例如,2025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已超过2024全年水平;
比亚迪
与沙特电力公司达成合作,共同推进总容量达15.1GWh的超大型储能项目[7]。这些区域普遍面临能源基础设施升级与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且贸易壁垒相对较低,为广东企业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性价比优势与定制化服务能力的战略窗口。
面对地缘政治带来的供应链断裂与制度性排斥风险,广东需构建开放合作与风险防控并重的双轨机制。一方面应深化国际技术标准互认和绿色规则协同,依托中国储能企业在全球电芯出货量中占据前十强91.2%的规模优势,联合东南亚、中东等国家推动区域性储能标准体系建设,促进国际技术治理从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例如,通过输出钠离子电池等替代技术,与资源丰富国家建立“技术换资源”的合作模式,降低对锂、镍、钴等关键矿产的依赖,缓解原材料采购风险。
另一方面,要加强供应链的压力测试与应急能力建设。建立关键原材料的战略储备体系,培育多元化备选供应商网络,并积极推进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技术路径的研发与布局。 宁德时代已实现第二代钠电池成本接近磷酸铁锂电池水平,为产业链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冗余保障。同时,应加强对WTO规则及各类区域贸易协定的研究应用,善用争端解决机制应对贸易调查,例如利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设置的过渡期政策,为中小企业争取合规缓冲时间。
在全球储能产业日益陷入“成本压力+合规门槛+政治干预”的复杂环境中,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与欧盟的绿色新政正持续重塑行业格局。广东虽具备坚实的产业基础、成熟的市场化机制和丰富的政策资源,但要将当前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力,必须实现战略升级——从依赖“低成本竞争”转向打造“体系韧性”与“规则制定能力”并重的发展模式。
具体而言,应以技术创新和绿色制造突破外部壁垒,通过市场多元化和本地化生产分散地缘风险;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对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并通过深化开放合作缓解国际对抗趋势。积极鼓励企业赴海外设立生产基地或开展合资经营,推进“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布局。在东南亚、墨西哥、欧洲等地建厂或合作,不仅有助于规避美国关税,还能借助当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进入北美市场。
例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和西班牙设立的工厂,主要服务于欧洲市场需求,但也可能间接向北美供货;其在欧洲生产的电池可被视为“本地采购”,进而搭载于欧洲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从而绕开《通胀削减法案(IRA)》的相关限制条款。与此同时,持续推动关键原材料来源的多样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渠道的依赖,有效应对潜在出口管制带来的冲击。
这一系列举措将推动广东企业由传统“出口商”角色逐步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显著增强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唯有将“广东制造”的体量优势升华为“广东方案”的全球影响力,才能使本省新型储能产业在全球市场高速增长与贸易壁垒不断加码的双重挑战中稳固立足,成长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该发展路径不仅关乎储能行业的突围,更将为中国制造业在去全球化趋势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