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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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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其仁的观点的不同意见 [数学] 于 2004-09-14 10:14:52上贴 -------------------------------------------------------------------------------- 对周其仁的观点的不同意见 本贴子看了经济学家周其仁对郎咸平的回应后,对他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我在为郎咸平辩护,我的观点可能和郎咸平根本就不同。我只是看了周其仁在反驳郎咸平的过程中,描述出来的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对这样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周其仁认为国企要改制,为什么要改制?因为国企一团糟,产权不明确,并举出了国企的总总毛病。怎样改呢?我认为周其仁是完全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的。所谓产权啊等等经济术语,都是从西方抄来的。其实,现在的改制,无非是完全改成西方的股份制企业罢了,认为按西方的办法来就是正确。 首先我要承认,我国的国企肯定是一团糟,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成千上万的毛病。但这就是朝着西方的制度改的理由吗? 那么我认为周其仁等我国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注意到亚洲金融风暴,没有详细地研究从那个时候起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风雨飘摇,焦头烂额。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国的情况更糟,更差,在世界上公认的是中国的经济在整个亚洲中最失败,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正确,中国的制度错误。 我不提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可以被解释为经验不足。我就提亚洲的这些地区,为什么这么糟糕,反而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吗?亚洲的其它国家不便宜吗?我看到印尼动乱的时候穷人可是连方便面都要抢的。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劳工会向印尼或者马来西亚偷渡了。 我的结论是,虽然我们的国企有成千上万的毛病,这些毛病都是非常真实的毛病,我一点不想为这些毛病辩解,但是从九八年的危机看,资本主义的毛病就更大,而且是巨大。就连美国都早已经债台高筑,中国肯定欠不起象美国那么巨额的债务。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对资本主义说:“我糟,但是你更糟。”。 既然如此,我们有何理由要认为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才是真理呢? 当然,对于国企的成千上万的毛病,是要纠正的,是要改革的,但是改革的方向并不是按照一个已经风雨飘摇的,焦头烂额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目标。 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以上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二是毛病百出的国企创造的,并不是一两个象海尔那些的企业创造的,那么几个样板公司创造的总产值在整个十万多亿人民币中仍然是占极少数的。 这是第一点,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典范,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点,就是我国的经济学家是应当尊重宪法的,可是我认为周其仁是不尊重宪法的,他是认为宪法是儿戏。宪法总则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明确地提出了“全民所有制”这几个字,但是周其仁无视它。 周其仁要批评这个全民所有,的确是违反了宪法的,他说:“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请问“你的我的大家的”有权利证书吗?没有。” 那么我要问,宪法算不算权利证书呢?为什么一定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学来一个“权利证书”的词呢?是不是宪法在煽情呢? 第三点,就是周其仁对历史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说:“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而且在文中不止一次地轻蔑地提到毛泽东时代如何如何惨。 下面我就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即直到1999年这五十年的发展情况。 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认为,这五十年中,前三十年平均年增百分之七,后二十年平均年增百分之九。这个结论是国家统计局声称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结论。 但是考虑到前三十年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打压,年增百分之七就不能够算经济失败,要知道中国可是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的,而后二十年在外交僵局打开之后国外的投资纷纷涌入且借了不少债的情况下弄到百分之九也属不错。 周其仁可能是不了解经济发展的指数率。而右派更是利用指数率造成的错觉来丑化毛泽东时代。因此下面我再举例说明来算算这个帐。 前三十年平均年增百分之七,也就是说每年的产值是上一年的1.07倍,三十年就是1.07的30次方,就是7.6倍。而后二十年平均年增百分之九,就是说每年的产值是上一年的1.09倍,则二十年就是1.09的20次方,是5.6倍,超过了小平同志翻两翻的目标。 国家1999年的统计公报表明“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就不妨假设人均年收入为六千元吧,也就是月收入为500元左右,就算500元吧,则人均月收入为500元的家庭,咬咬牙也还是可以买一部彩电,冰箱,风扇,甚至空调也不敢总吹,要知道一上空调电费一个月就要有200到300元左右,上网省着点上也许还行。 那么由1999年的收入500元反推二十年前的1979年,即除以我上面算的5.6倍,就是月收入为约90元。但是我当年带工资上大学时有月工资38元,不是90元,为什么不是90元呢?因为还没有扣除通胀的因素。如果将通胀的因素补上,则二十年前相信城市人均收入就是90元,或者说相当于1999年的90元。因此,如果你1999年拿90元能够买什么,当年一个人也能够买什么。我认为咬咬牙能够在吃饭之余买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手表,等等,但总得存上几年钱。 再拿这90元反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即再除以上面算出的7.6倍,就是解放初我国城市居民的月收入相当于90元除以7.6是12元钱,是说的相当于1999年的12元钱,能够买什么呢?我看除了吃最差的饭,衣服还要补了又补,基本上是不能够再买其它的东西了。 也就是说经过50年的发展,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从12元钱起步,三十年后到达90元,再过二十年到达500元,这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所告诉我们的。这是很正常的情况,这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成功的。那么从涨幅上看,前三十年月收入只涨了90元减去12元就是78元,而后二十年月收入涨了500元减去90元就是410元,好象后二十年月收入涨得快嘛。这就是一种指数率造成的错觉。这种错觉被经济学家们大吹大擂,好象后二十年多么多么成功,前三十年怎样怎样错误。 我认为周其仁仍然在宣传上没有注意到这种指数率的效果。因此大谈什么“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 当然,周其仁大谈“那种日子”,好象多么恐怖。但是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年增百分之七百分之九就不错,想要年增百分之十几都是妄想,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指数率。周其仁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在帝国主义打压和封锁的情况下实现年增百分之七,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并不容易,并不是象周其仁所说的什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实际上现在的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500元,也就是平均而已。这可是国家统计公报的数据。而城市里面的周其仁们想必月收入总有一万元以上吧,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城市居民月收入只有200元左右。象周其仁这样月收入为一万元以上的人当然会大谈什么当年下乡受了苦啊,那个时候多困难啊,可是现在月收入200元左右的居民,未见得不愿意回到当年的平均月收入90元的日子。 建议周其仁找一户人均月收入为200元左右的人家,去访问一下,观察一下人家的生活,想象一下如果自己是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会怀念二十年前的90元的生活?否则的话你说的那些个话根本就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 而周其仁现在可是过上了月入一万元以上的生活,我想你不妨过一个全国人民现在的平均值,月入500元试试?过上几个月,体会体会嘛,恐怕不要说回到过去的月收入90元你受不了,月收入500元你照样受不了啊。你一个经济学家总应当站在一个平均水平以下的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话,不能总想着你现在开上汽车了,能够出国溜达了,就以为全国人民都这样了。 真正有尝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国家和地区是有的。实际上香港如果不是在金融风暴的时候曾荫权插了一杠子,现在可能就是白茫茫大地了。而南韩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几百亿美元的紧急输血和丧权辱国,恐怕也早已经白茫茫大地一片了。阿根廷也是白茫茫大地,非洲?更惨不忍赌。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美国一年的总产值,即理论上也是白茫茫,靠着美元是国际货币在那里支撑着呗。我不知道为什么周其仁仍然迷信资本主义制度? 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绘成曲线如下图所示: 从曲线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基本上处于上升阶段,都是成功的。但是右派要否定前三十年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情况下的艰苦奋斗,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什么经济成就都没有,曲线的增长应当是平的,因此绘出曲线就是这个样子: 更有右派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如果改革开放早三十年进行,他们就能够更早地过上1979年的日子,因此就把1979年以后的曲线接到1949年,右派认为中国如果不犯所谓“错误”,增长曲线应当是这个样子: 周其仁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能不能来强国论坛和我做一个和平友好的学术讨论? 我还不敢谈农村的广大居民,我就谈城镇居民。现在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500元多一些,按党中央的计划在二十年以后翻两翻将是平均月收入2000元。而平均平均,就是把大家的收入加起来除以大家的人数。因此在这个平均值上,如果有人多拿,就必然意味着有人少拿。 因此,现在在中国每制造一个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就是制造了一个超过平均值500元二十倍的人,就意味着可能同时有四十个人平均月收入为二百五十元,和这个一万元的人平均一下,平均出了国家统计局给的五百元这个数。因此每制造一个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就意味着在同时制造了四十个穷人。这就意味着这个月收入一万元以上的人是二十年以后的城镇居民的收入的五倍,提前过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五十年以后的一个平均城镇居民过的生活,我还是不敢提农村。 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改革为什么要继续制造月收入一万元以上的人?为什么?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说话吗? 如果一个富翁说那些穷人受穷是因为他们笨蛋,但经济学家不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吗?如果你都认为全国最广大的十亿以上的人民都成了垃圾,你又凭什么当经济学家呢? ***************************************** 没事想在网上发议论,但不想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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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9-17 23:28:00
都不知道说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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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23 09:49:00

不懂,太深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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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25 20:32:00

这种讨论 似乎意义不是很大

国企的问题 已经慢慢淡出我的视野,也正在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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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27 11:20:00

这种问题我倒很感兴趣,我来胡说八道几句

现在的问题是体制之争么?封建主义虽然N百年必有轮回,但是也有贞观之治啊,资本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美国,可是也有印度瘪三,社会主义早期取得的成就很大么。

什么问题?经济是人的问题,制度是人的问题,没有人祸,人都可以活得很好。只要每个人有效率,有完善的监督机制,沟通机制,纠偏机制,完善机制,民主机制,我看人都可以活得很好,无所谓叫个什么名字。

现在的国企改制,我认为是过份了点,没有了生产资源的平台,哪来积累财富的机会,在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控制与主导,强者说话,弱者无奈,这很不好。

老百姓需要什么?吃饭,住宿,穿衣,养家庭。现在房子要自己积一生的劳动买,医疗不敢上医院,对老了担忧,孩子教育费用昂贵,想想对月收1000元的城市工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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