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阔历程，改革开放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僵化桎梏，激活了沉睡的生产要素与社会活力。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破冰，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到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中国用四十余年时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彼时的中国，个体敢闯敢试、企业蓬勃生长、市场活力迸发，街头巷尾充盈着“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发展气象，那种全民共享时代红利、人人皆有机会的蓬勃境界，成为一代人深刻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放缓、结构调整、竞争加剧成为新常态，曾经触手可及的增长动能似乎逐渐弱化，区域差距、行业壁垒、创新瓶颈等问题日益凸显，那种全民狂欢式的发展生机愈发显得遥远而模糊。我们不禁要追问：时代红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何曾经的勃勃生机难以复刻？其答案，藏于财富的社会性本质之中——一切时代红利，本质上都是社会协作体系中人类抽象劳动的阶段性积累与释放，而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增值，始终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沉淀的劳动网络。
要揭开时代红利与财富社会性的内在关联，必先回溯经典经济学中两种核心财富观的理论分野，为后续分析搭建理论基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创性地界定了财富的内涵，认为财富是“一国国民每年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可供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总量”。在斯密的视野中，财富的创造源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与市场交换的繁荣，分工能极大提升个体劳动生产率，而“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个体逐利行为转化为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这一观点恰能解释改革开放初期的活力源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个体劳动积极性，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僵化分工，个体与企业在自由交换中实现价值转化，社会财富随之快速积累。但斯密的理论止步于市场交换层面，未能深入揭示财富创造的本质内核，也忽略了财富背后蕴含的社会劳动积累与历史传承属性，无法解释为何同样的分工与交换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财富效应。
与斯密侧重市场交换的表层视角不同，马克思的财富观更深刻地揭示了财富的社会性本质，为我们理解时代红利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而价值的唯一根源是“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即抽离掉具体劳动的形式差异，无数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体力与脑力消耗的同质化聚合。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明确提出，财富量的多少并非由个体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也就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一理论直指核心：任何财富都不是孤立劳动的产物，而是在特定社会生产条件、分工体系与历史积累中，无数劳动者抽象劳动的集合与凝结。
马克思进一步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强调只有两大部类之间保持总量平衡与结构适配，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推进。这意味着，财富的创造不仅是个体劳动的简单叠加，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系统工程——从原材料供给、中间品加工到终端产品实现，每个环节的劳动都被纳入社会总劳动体系，财富的价值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顺畅运转。而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是社会协作效率优化、历史劳动积累转化的结果，最终体现为社会整体财富创造能力的跃升。这种抽象劳动的社会聚合与历史沉淀，正是财富社会性的核心要义，也为我们衔接陈建强的现代经济理论提供了关键桥梁。
陈建强在其经济研究中提出的固定成本三重内涵框架，恰恰是对马克思“人类一般抽象劳动凝结”理论的现代具象化阐释，二者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等价性。陈建强将固定成本划分为潜在宏观固定成本（MFCₚ）、实际宏观固定成本（MFCₐ）与追加微观固定成本（fₑ）三类：潜在宏观固定成本是由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规定的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如牛顿力学奠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人类历代科研劳动者抽象劳动的结晶；实际宏观固定成本是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实际投入运行的生产条件，如基础设施、供应链网络等，是当代劳动者抽象劳动与历史劳动沉淀的结合体；追加微观固定成本则是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追加的竞争性投入，依附于前两类社会共有固定成本而存在。
从这一框架出发，马克思所说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正是陈建强理论中潜在宏观固定成本与实际宏观固定成本的核心构成。潜在宏观固定成本的形成，源于无数科学家、研究者跨越时空的探索劳动，是人类抽象劳动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积累与突破；实际宏观固定成本的构建，则是当代劳动者在历史劳动基础上，通过社会化生产形成的协作网络，是抽象劳动的现实转化与应用。二者均具有社会共有、非排他性的属性，与马克思强调的财富社会性高度契合。而追加微观固定成本作为企业的私人投入，其价值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共有的宏观固定成本，本质上是对社会抽象劳动成果的再利用与再分配。
由此可自然推导出核心结论：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最终具象化于中间品市场之中。中间品作为社会总产品循环的关键纽带，涵盖了从核心零部件、生产机械到技术服务的各类产品，是连接上游原材料与下游终端产品的核心枢纽。中间品市场的本质，是将分散在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人类抽象劳动进行整合与标准化，通过分工深化实现固定成本的社会分摊。正如陈建强所指出的，中间品种类的增加与市场成熟度的提升，能让行业总研发固定成本被更多产品分摊，企业可通过“外购”中间品替代“自制”，将节省的资本配置到核心创新环节，从而显著降低微观创新固定成本。这种机制的本质，正是中间品市场作为抽象劳动聚合载体，实现了社会劳动成果的高效流转与共享，让个体企业能够低成本接入全社会的抽象劳动体系。
同时，马克思强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与生产率的提升具有直接等价关系，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恰恰依赖于中间品市场对抽象劳动的高效整合。当中间品市场成熟度提高，企业无需重复投入劳动研发基础技术与零部件，可直接利用市场中已凝结的抽象劳动成果，这本质上是缩短了企业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推动全社会生产率的跃升。这种“抽象劳动共享—固定成本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生产率提升”的逻辑链条，构成了时代红利产生的核心机制，也完美诠释了财富社会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中国近四十余年的崛起奇迹，正是这一逻辑链条的生动实践。传统认知往往将中国的增长归功于出口规模的扩大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一解读未能触及本质。事实上，中国崛起的核心动力，在于通过接轨国际市场，接入了西方国家沉淀近百年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体系，而中间品进口则是实现这一接入的关键路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潜在宏观固定成本与实际宏观固定成本均处于较低水平，若依靠自主积累完成技术突破与基础设施建设，需付出漫长的时间与巨额的劳动投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难以快速缩短。而通过进口西方廉价的能源产品、先进的生产机械、高精度核心零部件等中间品，中国直接接入了其百年积累的抽象劳动体系，大幅降低了产业升级的宏观固定成本。
具体而言，进口的生产机械替代了传统手工劳动，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快速转化为工业生产力，缩短了工业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核心零部件的进口让中国企业无需从零开始研发，可集中精力从事组装、改进与本土化创新，降低了创新的追加微观固定成本；廉价能源产品则为工业化提供了低成本动力支撑，保障了社会化生产的高效运转。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中间品进口占总进口额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以上，其中高端机械与零部件进口占比超30%，这些中间品所凝结的西方历代劳动者的抽象劳动，为中国工业化进程节省了数十年的时间成本与劳动投入。这种“借力发展”的模式，本质上是通过融入全球中间品市场，共享人类社会积累的抽象劳动成果，进而快速积累自身的实际宏观固定成本，催生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崛起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接入全球抽象劳动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本土化协作与劳动再积累，实现了抽象劳动的二次创造与升级。例如，中国在进口汽车零部件的同时，培育了本土的零部件配套企业，通过模仿、改进与创新，将外来抽象劳动与本土劳动结合，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最终实现了从进口到出口的转型。这一过程印证了财富的社会性本质：任何国家的财富增长都无法脱离全球社会劳动网络，时代红利的产生既是自身劳动积累的结果，也是对人类共同劳动成果的共享与再创造。
当我们用这一理论框架审视主流经济学理论时，便能清晰发现克鲁格曼关于金钱外部性的理论误读，而这种误读的深层根源，在于其维护私有制合法性的不自觉，以及对“企业中心论”神话的固守。保罗·克鲁格曼作为新贸易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将中间品市场的作用简化为“中间品种类增加→价格指数下降→生产率直接提升”的线性逻辑，混淆了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的本质区别。陈建强在批判中明确指出，克鲁格曼的模型刻意将中间品多样性嵌入最终品生产函数，误将通过价格机制降低成本的“金钱外部性”，等同于能改变生产函数的“技术外部性”，忽视了创新的超边际本质与固定成本的核心中介作用。
从本质上看，克鲁格曼的理论谬误源于其对财富社会性的刻意回避。他将中间品市场带来的效率提升归功于企业的集聚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延续了“企业是财富创造核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叙事，却刻意忽视了中间品市场本身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社会化聚合体。正如陈建强所揭示的，中间品市场提升生产率的真实路径是“中间品种类增加→采购成本下降&专业化选择增多→创新固定成本降低→更多企业进行创新超边际决策→成功创新扩散→宏观生产率提升”。这一过程中，真正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中间品市场所凝结的社会抽象劳动，企业只是这一社会劳动网络的参与者与受益者，而非财富创造的终极源头。
克鲁格曼之所以陷入这种误读，深层原因在于其理论需为私有制的合法性提供支撑。若承认中间品市场对企业创新固定成本的决定性影响，就等于承认财富的社会性本质——企业的利润与创新成果，本质上是对社会共有的抽象劳动成果的再分配，而非企业自身孤立劳动的产物。这一结论会直接动摇私有制的伦理基础，打破“企业精英创造财富”的神话。因此，克鲁格曼的理论刻意模糊中间品市场的社会属性，将社会化劳动成果私有化，本质上是为资本独占时代红利提供理论辩护。正如陈建强所批判的，这种理论导致了严重的现实危害：政策制定者误将扩大市场规模作为增长核心，忽视了降低创新固定成本的根本；财富分配中，中间品市场带来的外部性收益被少数垄断企业独占，加剧了贫富分化。
俄乌战争中无人机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理解抽象劳动、固定成本与财富社会性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当代案例。在这场战争中，无人机不再是简单的辅助装备，而是重塑战场形态的核心力量。但无人机的核心价值，并非直接提升参战方的杀伤效率，而是其内涵的飞控、图传、导航等技术，内化了人类长期积累的一般抽象劳动，大幅降低了后续创新的固定成本。这些技术并非单一企业或国家的孤立创造，而是全球无数工程师、研究者跨越数十年的劳动积累——从早期航空技术的突破，到微电子技术的迭代，再到人工智能算法的优化，每一项技术进步都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最终以中间品的形式（如无人机核心模块）进入生产环节。
正是基于这种抽象劳动的内化，参战各方能够以更低的固定成本开发出适应战场需求的新型无人机，如光纤式无人机。光纤通信技术本身是人类在通信领域长期抽象劳动的成果，已形成成熟的中间品供给体系，企业无需重复投入巨额劳动研发基础技术，只需将光纤模块与现有无人机技术结合，便可快速实现产品升级。这种创新模式完全契合陈建强的固定成本理论：无人机产业的潜在宏观固定成本（基础技术积累）早已由人类社会共同完成，实际宏观固定成本（核心模块供应链）已形成社会化网络，企业的追加微观固定成本被大幅降低，从而能够快速响应市场与战场需求。
这一案例深刻印证了财富的社会性本质：即便是用于战争的高科技产品，其价值根源依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劳动积累。无人机的战场优势，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抽象劳动在特定场景下的集中释放，而企业与国家只是这一社会劳动成果的使用者与转化者。同时，这一案例也揭示了时代红利的转化逻辑——谁能更高效地接入并整合社会抽象劳动体系（中间品市场），谁就能以更低的固定成本实现创新突破，从而抢占红利分配的核心位置。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红利变迁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实践，我们对时代红利与财富社会性的认知愈发清晰：时代红利并非偶然的政策红利或要素红利，而是人类一般抽象劳动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协作体系中的阶段性爆发；财富的本质并非个体劳动的孤立产物，而是跨越时空的社会劳动聚合体，中间品市场则是这种聚合体的核心载体。从马克思对抽象劳动与社会总产品的剖析，到陈建强对固定成本与中间品市场机制的解读，再到中国崛起与无人机应用的现实案例，都指向同一结论：脱离社会协作的劳动无法形成有效财富，脱离财富社会性的红利也难以持续。
曾经改革开放初期的勃勃生机，源于我们打破了僵化的制度壁垒，接入了全球抽象劳动体系，实现了社会劳动协作效率的跨越式提升；而当下红利形态的转变，并非红利消失，而是财富创造的社会性要求升级——从简单的“借力外部抽象劳动”，转向“自主积累与全球整合并重”，从低端分工的劳动聚合，转向高端领域的抽象劳动再创造。这就要求我们打破“企业中心论”的认知误区，重视中间品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加大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以提升潜在宏观固定成本，优化社会化协作网络以盘活实际宏观固定成本，让更多市场主体能够低成本接入社会抽象劳动体系。
同时，我们也需正视财富分配的社会性本质，打破资本对社会劳动成果的独占，让时代红利惠及全体劳动者。唯有如此，才能重构“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发展格局，让财富的社会性真正成为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和谐进步的核心动力。毕竟，一切时代红利的终极源泉，都是人类共同的劳动创造，而财富的终极价值，也在于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时代红利与财富社会性的根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