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体现出制度变迁主体的状态，其原因大致在于其曾经制定的很多制度成为变迁壁垒。退回改革之初，试图推行土地承包制的农民私下签了生死状，冒着极大的风险开始尝试（谁是主体，在那个时刻？）政府旁观，发现成功，也发现不得不改，才逐步试行推广。只要不是激进改革，最终需要政府来解除其曾经建立的制度壁垒，也需要政府来提供相应的、以前不曾有的制度。

很多学者都言及，建立市场经济的逻辑性前提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存在的制度。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难免其责的承担了很多制度变迁任务。但，谁是主体似乎很难定位。大致只能说，在这个放权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的分工需要慢慢界定。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等人在这方面论述得比较多，大致的含义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会是一个中立的、独立于经济领域之外的组织，而是参与到经济领域活动中的关键性组织。

也许需要始终记住的是诺斯、哈耶克他们对于政府性质的评说。诺斯的提法是：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政府能够克服有限理性，能够始终提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权，而不是反之。尤其是当社会不存在规约政府行为的制度架构时。

关于公务员制度变迁，我不熟悉，不能妄言。

个人感觉，也许首先需要分析曾经的制度是怎样的，遭遇了什么的问题，是何种诱因促使了该制度的变迁。其次也许应该是，当其呈现出变迁的表象时，究竟有什么事被本质性的改变了。这种本质性的改变，在经济学里常用的词汇是“相对价格”。当选择的成本—收益结构被改变，意味着行为选择的相对价格发生了改变，人们就会改变行为选择。所以，也许需要仔细研究，在现有和曾经的公务员制度下，行政体系之外的人们的行为选择有所改变吗？然后，行政体系内部的人们的行为选择改变了吗？无论其改变没有，都需要问为什么没有或有发生改变。

看过楼主发的一些帖子，确实很精辟。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这场深刻变革，我以为似乎可以用宏观经济学中“时间的动态不一致性”来解释：一项制度安排（政策）在开始时可能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在环境的变化，决策者放弃了最初的选择，而转向其他的制度安排，这涉及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且不论政府（决策者）是否克服了有限理性，政府的性质本来就是双重的，况且，这一制度创新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言，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扫清了最大障碍，窃以为，这一结论似乎为时过早。这一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过程，本身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界定日益明晰的过程，也是政府在面临制度环境改变时主动革新原有制度设计、弥补制度缺陷的过程，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动态学吧。

中国的制度变迁，很多时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的作用不过是在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时，出于对社会稳定的偏好，而给予认可，使之合法化。

另外，资本市场的这场变革，只是整个金融体系变革的一部分，换言之，这一制度安排只是整个制度结构中的一种，当某种制度安排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导致与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不相适应性，从而推动整个制度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