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今年二月间，两位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物——民主党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相继在自己的竞选声明中称，太多美国人的生命被“废弃”(wasted)在了伊拉克战场上。旋即，两人又迫于舆论压力，为自己失言侮辱了美国大兵的爱国主义情操而公开道歉。奥巴马在道歉时说，我本该沿用一直以来的措辞“牺牲”(sacrifice)的。于是，整个二、三月间，美国媒体围绕着“废弃的生命”(the　wasted　lives)打得不可开交。

　　究竟是“被废弃的”，还是“被牺牲的”？问题的核心似乎在于被修饰词“生命”。如此，则对施动者行为正当性的质疑，忽然变为对受动者内在价值的判断——究竟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动词被动型兼形容词的简单语法规则在这里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对于以雄辩取胜的政治家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修辞的障眼法。而对于齐格蒙特·鲍曼来说，这却是一个常识的盲点，它根植于人心更脆弱、更幽暗的深处。

　　2004年，鲍曼写作了《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这一年，他八十岁。这把年纪的老头大都趁着迟暮的闲暇，记录自己的或比自己还要老的老头的故事，鲍曼似乎没多少心思关注自身。自1972年，开始用英文写作起，他几乎是以笔为矢，如雨般地射向资本社会的每一个痛处；以“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和大屠杀》、《现代性和矛盾态度》)为转折点，几乎他的每部著作都在资本文明的深处激荡起了巨大的回声。当他感到迟暮的岁月正逼近时，发表著述反而益加频密，截至其在2006年10月最新出版的“流动性五部曲”之五：《流动的时间——生活在不确定性的时代》，鲍曼在34年间共出版了36部英文著作。难怪有研究者说，阅读鲍曼，你可以同时感受到老年人的自由和年轻人的火热。

　　《废弃的生命》讲述的是现代社会中多余人的故事。他们中，有的是城市里劳而固穷的阶层(the　working　poor)，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正在加入这个行业；有的是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发达国家的公民以对白蚁的恐惧眼神注视着他们；有的是资本文明世界路灯光影之外的人，发达国家的人准备用金钱换取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现代理性、乐观的规划看来，他们是无助于世界历史进程(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从文化霸权的角度讲，亦即人类文明)的过剩人口。对此，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排犹运动。所以，这听起来便很像是在讲述鲍曼自己的故事。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早年的生活轨迹因三次反犹迫害而出现急转：14岁时被迫举家迁居苏联、28岁时远大的军旅生涯夭折，41岁时华沙大学的学术生活被粉碎。但鲍曼并未赋予自己的犹太身份以思考的优先性，他在移居西方二十年后才开始表述自己对于反犹问题的见解。对他而言，这并不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权利问题，由此他与汉娜·阿伦特便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种出自人类理性与乐观规划的社会架构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我们对于世界的展望出了什么问题？在强权体制中，人们总是尽可能地被纳入一个普遍秩序中去，朝向同一种乌托邦信仰生长，多余人在其中往往以一个危险的异己者的面目出现，面对规定的社会范型，他们要么被强行型塑，要么被毁灭。鲍曼选择了另一条更痛苦的道路——在一个体制中被宣告死亡，在另一个体制中流亡。鲍曼拆解了旧日苏维埃帝国的乌托邦，却没能找到光明世界的入口。在保姆型国家退位的体制中，自由、平等与权利成为泡影；占据统治地位的并不是公民而是消费者。鲍曼眼见这样的新世界壮大，多数人陶醉于消费主义的狂欢氛围，在享受着消费市场的单向自由的同时，他们作为公民的行为能力日渐凋亡；穷人被拒斥在所有自由之外，政府对于社会事务控制力萎缩，所剩的只能是压制那些没有嘉年华入场券的人的愤懑。鲍曼没有找到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不是歧路亡羊的抉择，而是道路本身已经消失。

　　在道路消失的地方，鲍曼找到了后现代性。资本社会的教条是每个人必须自己证明自身存在的交换价值。于是，人与人失去了相互依傍的纽带，每一个单独的肉体存在成为社会焦虑的直接发泄对象，导致人类社会各种对立冲突。对于他人的责任感迅速钝化，成为每个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的无法规避的重重道德困境。在当下，并不是犹太人、伊斯兰人或是任何一个“他者”在形成对“我们”的威胁，而是社会的碎化和普遍的“安全恐慌”。鲍曼向我们揭示了产生“废弃物”的文化根源：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文明以某种方式将死亡上升为永恒而使生活获得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部分个体的死亡意味着人类的永恒，所以我们愿意以现代性的某些美好愿景为牺牲部分个体的高尚借口。而当现代性的基础被瓦解以后，崇高感便荡然无存，我们直面的是被废弃的陌生生命的痛楚。

　　鲍曼作为一个陌生人与更广大的陌生人们站在一起，他无法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解决方案，或是任何学科性的方案，而是转向莱维纳斯的“他者的伦理”，这位“后现代性的先知”最终完成了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回归。于是，他只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现代性的故事。

　　在全书开头，他说这个故事有许多讲法。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讲的是阿格劳拉和里奥尼亚的故事。现代社会，就像阿格劳拉城一般永远建筑在自己的名字之上，像里奥尼亚一样欢快地拥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富足、同时被自己制造的废弃物所围困。听着这些寓言的我们，就像故事中的可汗在征服了广阔疆域后那般，感到宽慰而忧伤。新浪潮之母瓦尔达在《拾荒者》中用镜头对准城市的拾荒爱好／工作者，放大了米勒《拾穗者》的意象，影片结尾处那个在垃圾堆里被拾回的心形土豆，是以一曲优美的田园牧歌在向工业社会做温和反抗。

　　而鲍曼的故事，既没有凄楚也没有优美，有的是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在全书的结尾，鲍曼这样问道：“是否包含／排斥游戏是人类进行其日常生活的唯一方式，同时，作为其结果，这种游戏是否是我们所共有的世界唯一能想象到的——被给予的——形式？”
　　
　　延伸阅读
　　
　　《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英)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6.00元。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版，1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