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和小商贩的矛盾时来已久，在还没有城管这个职业的时候，只要有城市管理的意识，就会有这种矛盾。远的不用追朔，最让我们有所启迪示例子，应该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    1980年，有5个子女的义乌妇女冯爱倩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在县城偷偷摸摸地摆起地摊。1982年5月的一天，货物屡次被没收的冯爱倩鼓足勇气站在了义乌县委门前，来跟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讨说法。县委书记谢高华与普通农妇冯爱倩的争论进行了一个下午。最后，谢高华告诉冯爱倩：你回去摆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查你们。这一次应该说城管都输了，领导居然没有支持城管，这恐怕是最早的案例，也是唯一的案例。正是这个唯一，成就了义乌，使义乌成为世界著名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不是所有失职城管都能造就义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想，绝大多数的市县领导更是这么想，更不用说城管自己了，他们理所当然要这样想，所以直到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义乌。
    世界上只有一个义乌，但不是仅仅义乌一个城市当初曾疏于城市管理。世界别的国家不说，但就中国来说，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中国是疏于城市管理的，这也造就了很多城市的繁荣。当然，主要是小集镇的繁荣。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小城镇如雨后春笋，纷纷冒了出来，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集市的历史，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交通堵塞，汽车喇叭此起彼伏，即看不到交通警，也看不到城管；既没有人去找交通警，也没有人去找城管。这些集市成就了这些小城镇，也开始了中国城市化的复苏。
    不光是小城镇，其实很多大城市也有这样的市场，很乱，也很热闹；很挤，也很方便。北京也有，在笔者居住地周围，过去只有一个国营蔬菜店，它有什么，你就只能买什么；售货员递给哪一个，你就只好哪一个。品种单调，态度恶劣。后来有了一个露天的蔬菜摊子，各色品种都有，还可以挑拣，方便了很多。除了两会期间，都有活鸡、活鱼卖，还负责宰杀、褪毛、刮麟，方便极了。
    后来这些东西因有碍观瞻，都被迫消失了。我们只好往更远的范围去寻找这样的市场，再后来因为非典，城里就不能卖活鸡了，而超市里的鸡，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纠纷，家属赖着不肯火化的那一只。再后来，那些市场也随着城市的更新，高楼大厦的崛起，全都消失了。
    不知道当年义乌的那个妇女对县委书记说了些什么，我相信她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最后起作用的恐怕也不是这些道理，而是“一支一叶总关情”的同情心罢了。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春节回到家乡，街头上有很多卖毛线的。听亲戚说，是毛纺厂的下岗职工，企业不景气，她们卖的毛线就是她们的工资。当初她们刚开始把这些工资兑成现金时，有关部门也是围追堵截，他们认为那工资是税前的，应该交税；而工人们则认为这工资不仅税后的，而且还缩了水。最后，据说也是一位领导说：“让她们卖吧，她们也不容易。”
    世界上有很多的职业，有的职业需要同情心，也可以展现同情心，特别是出了啥事，可以到处去看的那种。有些需要收敛你的同情心，很不幸，城管就是这样的一种。网上有个故事（有人考证说是假的），说法官责问一个前东德士兵，他曾开枪打死了偷越过柏林墙叛逃的群众，“你为什么不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想对于城管这个职业来说，因为同情心多少有点失职才是一个好城管。
    实际上城管管不了经济，这里只是想提醒有掌管一份经济的领导，真的要手下留情，没有宽松的环境，就没有经济持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