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扶贫年年贫，也谈中国式的扶贫改革

杨李 2005年4月6日发于博亿网（www.booye.com）

近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从明年开始完全停止对中国长达25年的粮食援助。据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更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决定，而是世界粮食署与中国政府通过协商以后达成的共识。用世界粮食署驻华代表道格拉斯的话说，中国在扶贫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完全有能力照顾好 自己的人民了。 消灭贫困，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长期以来专注投入的一项工作，为此，我们国家设立了专门的扶贫基金，帮助贫困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同时，从中央到各个省市，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深入到各个贫困地区去扶贫。这些扶贫资金和工作组，诚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每年都消灭了不少绝对贫困人口。 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时候，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甚至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按道理，中国乡村的发展，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千年不遇的好时期。 可是，最近从一位在某县扶贫的朋友那里获得的种种信息，让我看到了中国扶贫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另外一面。 朋友原来是某省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干部，也有在沿海地区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年轻、有知识、有思想、充满朝气与闯劲，在贫困乡村出生与成长，熟悉乡村的一切。这次是受省政府的委托和派遣，代表省领导去那个省的某个贫困县扶贫，在那个贫困县挂了个县委常委的职衔，而且从省里的扶贫资金里带去了一笔钱。几个朋友为他饯行时，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抓住机遇，大有一番作为，最好能创立一种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至少也是一种能根本解决乡村贫困的扶贫模式。当然他自己也是豪情壮志。 然而，他只去了半个月，思路就开始变化了，开始走过去的扶贫工作组走的老路，做同样的事情。 那么过去的扶贫工作组是怎么做的呢？归纳起来叫做中国式的扶贫八式，具体如下： 第一式，筑路建桥，每个扶贫工作组去到那里，都会帮助一些没有通公路的乡村修筑乡村公路； 第二式，打水井挖沼气，解决农民的用水和能源问题； 第三式，兴修水利，改造农田； 第四式，发放慰问金，慰问五保老人和残疾人士或特困户； 第五式，发展养殖业，给农民发些钱，让每家每户多养几头猪，几只鸡鸭鹅之类的；当然也有的会把钱用来发展种植业，比如大棚蔬菜、比如种经济作物等等； 第七式，组织劳务输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第八式，开办学习班和培训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以及政策水平。 咋一看的话，无论谁都挑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是在贫困乡村呆过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长期在关注乡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我深深地知道乡村和农民缺的是什么。 乡村贫困的原因，一般来看，有几个方面，一是当地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很多地方耕地少，土地又贫瘠，自然灾害频繁，没有区位优势；二是基础设施的问题，交通与通讯的不发达，造成当地的农产品运不出去，信息不流畅，整个乡村处于一种闭塞的状况中；三是农民的文化素质底、思想观念落后，眼界不够开阔，没有与现代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接轨；四是农村的产业结构、包括相应的土地农业政策，农产品市场的出路问题等等。 上面的问题，都是制约一些贫困落后地区乡村经济发展客观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通过政府多年的努力，已经逐步解决，比如实施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视、村村通电话的工程。但是，这些通了公路或是电视电话的贫困村庄，有不少还是依然很贫困。 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上面讲到的那些问题都还只是这些地区贫困的表面原因，根本的问题是农村的经济体制问题，制约了中国乡村的发展。 现在的农村经济体制，是20多年前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中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集体经济模式，把土地承包到户，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确实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现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的农村经济体制并没有相应的进一步的改变和调整，自然没有任何优势，到了一定的时期，反而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或者成为乡村发展的瓶颈。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对这些落后与贫困地区的农民，给他们养几头猪或者几只鸭，当年确实可以增加几十上百块钱的收入。但是他们永远无法摘除贫困的帽子。他们今年养了几头猪、几只鸡，那么明年呢？是否明年再多养几头猪或者鸡，收入就会必然增长？ 其实扶贫的工作组都很清楚，这样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有人会真正去从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去创新，去突破、去解决体制性的根本问题。对于扶贫工作组，都在力求“稳”，谁也不愿意去冒险创新，谁也不愿意去招惹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求政绩工程，捞个政治资本，所以，他们扶贫的模式都是一样，因此就出现了很多贫困地区扶贫十几二十年了，中央与地方拨去的扶贫资金已经高达数亿人民币，扶贫工作组也换了一拨又一拨，而结果是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局面。 当然，对于贫困地区的的政府和人民，他们也不愿意摘除贫困的帽子，因为，有这顶帽子，就有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支持，每年就可以获得从中央到省市的大笔扶贫资金，这些资金甚至可以超过当地的一级政府的财经收入。 在朋友扶贫的那个县，20多万人口，每年财经收入有9000多万元，农民人平收入也超过2000块，但是上报给中央的却是另外一套数字，而给省里汇报的又是一套，省里也希望多些贫困县，多争取一些中央的扶贫资金。 我们并不渴望发展得好的乡村都是一种能人经济，或者，每个乡村都有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因为我们知道，所以有华西村、有临街村、有大邱庄，是因为当地有吴仁宝、有王洪彬、有禹作敏们。而我们的那些贫困与落后的乡村则没有这些能人，还有，也并不是要求每个一个乡村都要发展工业，都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大胆改革创新，充分挖掘各种资源，发展集约式乡村经济，走乡村产业化的道路，搭建市场信息平台，建立畅通的市场渠道应该是打破目前乡村经济体制的一条很好的出路。 如果政府对扶贫工作组有一套考核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必须要在当地建立一套适合当地情况的乡村经济模式，同时把这些扶贫资金做为来实施这些模式的原始资本，那么，不要太长时间，这些贫困地区就会涌现千百万个类似于华西村、类似于临街村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最终将在全国普及，成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