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大学文科的出路在通识教育          薛涌</P>
<P>最近，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包伟民教授公开拒招研究生。据他说，他每招一个研究生，竟要自己掏腰包向学校缴钱。同时，他也透露出历史这个行当长年无法获得财政支持的苦境。</P>
<P>这一事件，揭示出目前大学在实用化的潮流中“文史荒”的普遍困境。包教授指出，历史学没有利润可言，需要学校的投入。我作为在海外历史系里的同行，对此也深有同感。不过，让学校投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前几年大学纷纷烧钱建“一流大学”，尚无法有效地支持历史系。如今大学欠债过多，不少濒临破产，不得不财政紧缩，历史系就更惨了。包教授不得不自掏腰包带研究生，大概和前几年大学盲目扩展后的财政空虚不无关系吧。</P>
<P>在我看来，历史系不赚钱，但还是要靠自己吃饭。怎么才能靠自己吃饭？首先大学中的制度要改，文化要改。</P>
<P>怎么改？首先要改革教学本身。大学要教授自己缴钱带研究生是个闻所未闻的事情，很令人费解。也许大学方面认为，历史系的研究生“没有用”，反而占用了学校的设施和资源，以此政策，可以控制研究生的招生规模。</P>
<P>我一向是主张中国的大学要缩小甚至放弃博士生课程的。不过，象浙大这样的学校，历史系研究生成了多余，却令人奇怪。浙大是试行通识教育比较早的学校。按说通识教育应该有大量的文史课程作为基础。历史系因此也应该比别的学校更受重视才对。</P>
<P>问题在于，通识教育不仅仅是改革课程的设置和要求，还要改革教学本身。以我在国外的经验看，好的大学，即使是初级的入门课程，除了大班讲授外，都要有研究生主持的讨论班。比如一个三百人的大课，需要有十几个讨论班，每班规模在十五六个学生上下，这样就必须有十几个研究生当助教。没有这种面对面的讨论班，上大课就成了满堂灌，和上电大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满堂灌的方式无法保证学生充分消化课程的内容，更无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P>
<P>我在耶鲁读博士期间，三四年级必须当助教。当助教所获得的“工资”，把一部分奖学金替代下来。在这样的制度下，研究生教育就成了本科生教育的一个环节，使每个研究生都介入课堂教学。后来研究生组织工会闹罢工，说研究生是教学的主力，受了学校的剥削等等，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也反映出研究生对本科生的教育确实非常重要。没有研究生，许多讨论班就开不起来了，教学质量就会打折扣。另外，本科生教育，也成了研究生教育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这些读博士的，毕业后的“正途”就是在大学教书。在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外，还要学习教学技巧，积累课堂经验。主持讨论班（偶尔也讲大课），正好也给我们提供了机会。</P>
<P>从浙大这个奇怪的规定看，历史系的研究生教育对学校几乎无任何价值可言。那么，通识教育的课程是什么？有历史课吗？除了上大课满堂灌外，本科生能够参与多少讨论班？谁来主持这些讨论班？在这方面没有保障，本科生教学如何开张？质量如何保障？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个回答。</P>
<P>同时，历史系的教授们，也必须改变自己圈子内那种专业“文化”。众所周知，在大学教授中，大部分人都是重视专业课，看不起公共课。这当然和“又红又专”时代以政治课为主体的公共课文化有关系。但是，通识教育必须改变这样的“文化”。说白了，通识教育要重文史。反过来说，文史就是通识教育中的公共课，教育方法要改变。比如美国大学本科生的历史课上，一般绝大多数学生是非历史专业的，是来追求通识教育的目标的。这对我们长年坚持的专业化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教书时，每堂课开始都要向学生讲明：我的教学目标不是向你们传授某些历史知识，而是训练你怎样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观点，怎样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怎样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寻找证据，作一个好的调查者。老实说，这一教育哲学，和法学院并无太大不同。美国许多法学院喜欢历史系的学生，许多学生为了进法学院而选历史课，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比如历史课中的史料教学，就是一个训练学生寻找和分析证据的过程。在这方面出色的学生，出去也应该能够成为一个好律师，好侦探。只有我们这些从事历史教学的人这么教，才能令人信服地向学生们证明：历史关系到你的未来，培养着成功的基本素质。这样，通识教育才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新名词，而能成为本科生教育的真实基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