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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27

《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凌志军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4月版,38.00元。

不是革命,而是演化
  从四通到联想,从新浪到百度,从CCDOS到剑侠情缘,IT业最近20多年的发展实实在在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关村是这段历史的缩影。而我们也并不只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自郑必坚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以来,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不绝于耳。1949年后,中国百废待兴,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让世界担心其会不会威胁其他国家,会不会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发生冲突。到改革开放,才使得敌意的眼神逐渐柔和,最终热情关注中国的改变。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让世人侧目,中国会坚守和平道路吗?会威胁他国吗?会与他国发生冲突吗?这是世界应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发出的新疑问。

  但实际上,中国人本身并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仿佛那是水到渠成而无须多加思索的。当然,也有人试图解释中国的这种变化,并且认为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乃至是一种新的革命。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中就透露了这种看法。

  改革三十年,对于处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企业而言,确实是冷暖自知。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辉煌的企业现已销声匿迹,曾经显赫的盛名现已灰飞烟灭,曾经默默无名的反而风头正健——吴晓波在其新书《激荡三十年》中描绘了暗潮涌动年代里中国企业的沉浮史。尽管凌志军和吴晓波两人都关注中国的企业,都试图管中窥豹来解读中国的变迁,甚至都抓住了对历史有影响的个人加以“浓描”,但吴晓波聚焦在企业冲出计划经济的旧体制束缚迈向市场的艰难险阻,并指出中国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极大改变了这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毫无疑问,他们的确改变了中国的企业史和商业环境。)而凌志军虽然仅仅专注于科技企业的领域,但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商业层面,而是认为这是一场“新革命”:中关村发生的一切,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探讨过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熊彼特看来,革命这样的字眼或许不是创新所能承担的,除非革命也是一种“创造性毁灭”。但从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解读来看,革命是“毁灭有之,创造未足”。因此,“革命”不是描述中国这近三十年风雨的最好词汇。《连线》杂志喜欢鼓吹新技术会带来革命,并且热情讴歌网络的伟大,但即使中关村有一连串响亮的名字在回荡,联想、新浪、百度等,离真正的创新却还非常遥远。正如李开复所说的,缺乏一种创新的文化。

  凌志军自己也写道:“(中关村)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写照,尽管书中有刘志华、夏颖奇这样的开明官员,但抵挡不住这一传统本身的延展。所以,凌志军接下来写道:“很多事情,与技术创新没有关系,与经济学规律没有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边,它更多的是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与人性之中某些阳光和阴暗的东西有关。”这也是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中早已得出的结论。因此用新革命回应崛起,恐怕是个误读了。
  
  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当然,凌志军“纳须弥于芥子”,将中国社会纳于中关村里,以一村看中国社会变迁,倒也有“一沙一世界”的意味。据称凌志军为写此书耗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位中关村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在这三年中,凌志军以微软和联想为素材陆续出版了《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联想风云》等或许是这种对科技公司的关注,以及素材的积累,促成了凌志军写作《中国的新革命》。这一路径揭示出其从公司到区域再到整个中国的思维扩展过程,也的确使《中国的新革命》得以“以中关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为蓝本,以中国企业成长的历史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为切入点”,从而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凌志军笔下首先涌出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对这些人物刻画中,凌志军很注重对比。如果在前一章中出现了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官僚,下一章就会出现不遗余力推动新思想的开明官员与之针锋相对;如果出现了遍体鳞伤的失败者,就有声名显赫的成功者作为对照。在中关村这弹丸之地,梦想与失落,壮志与低徊,雄心与屈辱,全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生动的历史”。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反倒不是那些科技公司,而是“新东方”。在中关村出现“新东方”这家专业培训英语的机构,恰恰折射出中关村乃至中国改革的诸多问题。首先是引进、接着是模仿、最后是基于本土的创新,中关村的大部分企业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而“新东方”是在年轻人操着蹩脚的英语却梦想大洋彼岸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在一片科技企业的身影中,“新东方”无疑是一个边际创新。这个公司遇到的盗版问题困扰以及诉讼等,却又与不少科技公司的问题惊人的相似。尽管凌志军对“新东方”着墨不多,但我认为这个例子很好说明了中关村发展的历史。

  与强调边缘处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熊彼特不同,哈耶克注意到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方向上前进,最终能使自发秩序得到扩展,而市场机制将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信念至今仍在激励那些捍卫市场自由的人们。奇怪的是,凌志军笔下尽管有千折百回的故事,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却没有放宽视界对市场加以审视。实际上,凌志军要描述的是1980-2006年间从中关村体现出来的东西如何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关村被当做一个试验区,要搞成“中国硅谷”,但它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发明了新技术和催生了新产品,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试验社会新思想和价值取向的重任。正如这本书的推荐语中提道: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起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演化之路

  但在中关村发生的一切对旧体制的突围过程中,市场的作用在书中并没有得到凸现,而是个人的故事唱了主角。尽管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思想也强调个人在自己的方向上前进,但哈耶克没有忘记专业化的个人需要通过某种机制连接起来,才能创造出一个更有效率也更伟大的制度,这就是市场。而市场制度并不是依靠几个商业英雄和几位开明官员就能建立起来的。

  布罗代尔在解释欧洲经济发展史时,曾经提到那些底层的市场构成了欧洲交换下限的齿轮,齿轮之间环环相扣,逐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制度的演化。在中关村那么多公司故事里,其中勾连的逻辑却并不十分清晰,更像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冒出来的,作者也没有深入挖掘背后的那些关联。尽管从技术升级的角度而言,从联想到新浪到百度也可以看出技术侧重点从微机到网络到搜索的变迁,但依然没有明确的线索可以让人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找到一条清晰的路径切入。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的路很漫长,也无法在逻辑上一蹴而就,将中关村变成推动中国变革的象征。实际上,中关村出于技术变迁而推进的改革,尽管也影响新思想的传播,动摇了旧的体制,但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的情况却不是技术变迁带来的,而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变换引致的。

  尽管《中国的新革命》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但凌志军依旧停留在描述个人英雄史以及包公式的政府官员上,并且笔端过多流露个人感情,这使得本书的史料价值受到了主观情绪的影响而有所减弱,也使得《中国的新革命》一书未能充分揭示“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的演化之路,除了英雄和政府,还有许许多多个体的自发行为。除了高科技,甚至除了“新东方”,还有卖大饼油条的,搞房地产的,替人跑腿的等等,这些书本之外的人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将整个中关村置于改革的宏观环境下,不难发现中关村或许是一个缩影,但还有很多影响中关村的因素没有纳入到凌志军的视野。这或许因为凌志军还未能从《成长》、《联想风云》所遗留的故纸堆里探出来,用布罗代尔或黄仁宇的历史观来武装,而仅仅是拿出记者写报告文学的笔调。这是本书的美中不足。(李华芳)
  
  相关阅读
 《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凌志军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9月版,23.80元。
  《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凌志军著,海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18.00元。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凌志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5.00元。
  《联想风云》,凌志军著,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29.80元。
  《激荡三十年》,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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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27 08:07:00

《嗜书瘾君子》汤姆.拉伯著 陈建铭译 边城出版社

不可救药的书痴自白

 (杨小洲)春节长假里读董桥先生一篇旧作《初版水仙花》,说他从前在英伦淘书的故事,其中有“中外集藏书籍文玩的人情怀一样:搜猎的历程是最大的乐趣,拥有了反而往往淡然了。坊间我们买得起的初版好书不多,搜猎的时日长,向隅的遭遇多,共过患难的感觉浓,交情自然深了”。说的是依各人眼光与品位的淘书经历,多数爱书人都曾感同身受。那时候董桥正与几位喜欢书籍的知己意趣相投,大家每周聚在一起喝咖啡交流谈论各自淘书所得,慢慢消受淘书带来的美好时光。董桥在这里对喜爱书籍的人没有严格划分,一声“曾为梅花醉不归”的叹息,恋恋红尘中共患难的感觉,决定彼此藉以成为朋友。

  不过爱书人与书痴到底有所区别,美国人汤姆·拉伯据自己的淘书经验和爱书心得,说:“有两个名词曾被用以区分两种迷恋书的行为:bibliophilia(书之爱)与bibliomania(书之痴)。两者之间以基本心态之不同粗略划分。书痴竭力于搜书、藏书,而爱书人(尽管也并不排斥收藏书籍)则用心在求取书中的知识与智能。”大概这就是我们所要甄别的爱书人与书痴的定义。因此这本书的原名《biblioholism》被译为《嗜书瘾君子》,就有“书痴”与“爱书人”兼收并蓄的意思,堪称妙笔。

  若单看《嗜书瘾君子》书名,便知又有某位痴人被书籍“撞了一下腰”,雅兴之事只因“我为书狂”,倒也尽兴。虽然坊间关于书或谈书淘书爱书一类的书籍已经出版很多种,但似乎仍不能满足对书籍深怀痴情的读者。自从八十年前那位美国老叟爱德华·纽顿以《藏书之爱》开俏皮之风,其后那些谈书访书猎书的文字多少都染上这种美国习气。《嗜书瘾君子》作者显然受其影响,走的也是幽默俏皮的文风,自说自话的美国式噱头为逗引起读者掩襟一笑,也为释放自己隐藏于心的淘书之乐。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虽无仪态万方之丽,却有口吐珠玑之质,通篇都是嗜书的闲情适趣,妙语横生。倘使从出版时间推算,当是我读到写作年代最近的一本书痴呓语。它的版权页上注明初版在2001年,因此它所谈叙的趣事和语言也就更为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尽管书中很少谈及作者自己的淘书历程,但书里那些对书痴无可救药的自白,足令这世间广大书虫们欣喜。过去绅士们冲冠一怒为好书,不免要受到腹诽而耿耿于怀,但放在今天,则被视为佳话四处传扬。这表明人们对待时世有了更多宽容。多数情况下,《嗜书瘾君子》靠自我嘲解来叙述书痴冷暖自知的淘书人生,借此引发读者共鸣。尤其一句“嗜书瘾君子的存在由两部分组成:买书、看书。此乃生命之所以值得延续下去的重要理由”,大抵可视为《嗜书瘾君子》为书痴立传的名言。

  《嗜书瘾君子》全书分有十四章谈论关于书籍的话题,另加一章“后话”叙述逛书店的奥妙,读此可知作者嗜书的程度。与其他书痴淘书所写的书籍不同,汤姆·拉伯将书痴的各类症候,用一个章节“病症剖析”来讲叙,分“生理症状”、“居住环境”、“生活品质”、“末期病状”和“嗜书瘾小常识:性格缺陷抑或生理病症?”将这些与书相关的毛病一网打尽,让患此症状的书痴们对号入座。“我们与书本的情爱之路,一路走来,理性与痴狂之间往往只隔一线”,头头是道的说教只为自我检讨之后,获得情深似海的读者会心微笑。

  另一章“旁症博瘾”谈论“读瘾”、“嗜书网痴”、“学究”、“葬书狂”、“书刽子手”这些与书有关的另类瘾症,说来说去,则“一言以蔽之:一样米可养百种嗜书瘾君子——其中若干患者的病情甚至一个比一个严重”,颇使人颔首。

  机智风趣虽是《嗜书瘾君子》一大特色,但书中语言过于调侃,免不了闲杂琐语,让人觉得美国式夸夸其谈未免华而不实,譬如:“想要像莎士比亚那样子出口成章吗?把《奥塞罗》剁一剁、加进《哈姆雷特》熬成一大盅端上桌,吃它几口,保证你从此饱腹诗书、满满一肚子好文章。”尽管极尽风趣,却也不免要损伤叙述内容的严谨与完整。从这个角度来讲,原作与译笔之间的“信、达、雅”更耐人玩味。

  从全书看,似乎翻译者陈建铭的个人语言更有趣味。借着他翻译那部《藏书之爱》作凭据,文字的机智灵活在他手里已臻老谋深算地步,仿佛这书成了陈建铭个人的风味展示,大有超过原作者的表现。像“咱们还是希望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客观地审视这种瘾头”一类,便很有我们时代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作者汤姆·拉伯对尤金·菲尔德《书痴留情录》惜惜相怜,常引述到自己笔底作陪嫁新娘。这里补充一句:尤金那本《书痴留情录》前几年有大陆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译为《书痴的爱情事件》,台湾与大陆两个书名的译法不同,意思相去甚远。话说回来,将《嗜书瘾君子》与《书痴的爱情事件》两书对照来读,近似的幽默与俏皮文字,正可体会另一种书痴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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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27 08:08:00

《作秀为王》,陈文定/主笔,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4月版,29.80

希望你不是教我诈

(老 五)跟我差不多同时进入新闻圈的陈文定同志南征北战,经历过《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两张报纸的摸爬滚打之后,终成一位名记。他不仅自己成了名记,更成功地推出了“作秀大王”比特,这样一个比自己名气更大的名人。

  他现在又推出了《作秀为王》这本特别的新书,将在4月24日重庆举行的第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首发。陈文定还请动了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门户网站的新闻总监联手作序推荐,在这样一个天罗地“网”的年代,这等阵仗就犹如昔日武当派的张翠山出山,少林、崆峒、峨眉、恒山派掌门都来捧场,江湖儿女哪个不羡慕嫉妒,不想亲眼看看张五侠到底功夫如何了得。

  比特这个人,很聪明,宋丹丹夸赵本山的话用来夸他更合适:你太有才了。“大肚女童求助秀”、“百丐年夜饭”、“北京地铁唐僧秀”,一次次作秀,一次次成功,在媒体和社会中引起巨大反响,用陈文定的话讲:到位的“作秀”,就是很好的另类的“事件营销”,更是绝妙的另类策划。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你策划的事件越大,作秀的料儿越猛,震撼力也就越强,媒体的关注度越高,传播的效果自然就越好。

  确实,很多企业和商家,一掷千金地做广告,甚至不惜重金请名人来代言,结果是广告做得越大,老百姓越不信。如果他们能像比特这样巧妙地借力、借势、借时,那么最后的效果可能不仅仅是“四两拨千万”,甚至有可能创造一个商业上的经典。就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海尔,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张瑞敏举起大锤“砸”冰箱,结果砸出来一个超级名牌。

  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比特已经成立了“作秀公司”,开始把“折腾”转向商业领域,已经彻底超越了陈文定最早给他的“作秀为出名,出名好做事”的定位,他的梦想终于照亮了现实。

  但是,在一个又一个商业秀呼之欲出的同时,另一个事实是有一天当记者赶到跳楼讨工资现场时,竟然接到当事人的电话说:你们不用采访我,新闻通稿放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子里。还有,前两天我到七九八艺术区去看一幅目前非常火的摄影作品:一个裸体女郎坐在沙发背上,手拿相机遥控线,前头坐着三个西装男人有老有少端着报纸看。朋友告诉我这个裸体女郎就是摄影师本人,类似创意的她的一幅照片现在可以卖到上万美金。还有,前两天开封市市长表示,为了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关注开封,他愿意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穿上宋朝服装秀一下。

  我不知道,比特和陈文定对这些怎么看?我知道,现在为博出位多少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脱光自己和别人,不少地方为了建世界第几亚洲第几高楼不惜炸掉刚建数年的新楼。公益作秀,幸福作秀,痛苦作秀,学者作秀,明星作秀,政府作秀……

  我们刚才还说道:广告做到极致,广告不再可信。可以想象:比特的公司名叫“作秀时代”,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成了一个作秀的时代,当所有的人都在作秀,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可信?千万别让“作秀”为王。

  由此及彼,这本“中国第一本深度剖析作秀和另类策划”的《作秀为王》一书,也让我非常矛盾。作为朋友,我替文定高兴,但是,我更希望这本书只是他对“作秀”的一个总结,而不是某种理念的倡导和推广。畅销书作家刘镛有一本书的名字叫:我不是教你诈。我多希望,这个名字能够同样地用在文定的这本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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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27 08:08:00

 《棋行天下》,董明珠著,花城出版社20004月版,19.80元。
   
  《行棋无悔》,董明珠著,珠海出版社20065月版,39.80元。

“董明珠走过的路,连草都不长。”关于格力电器总经理董明珠,这句判断句被反复引用,似乎已成为董明珠的符号,再加之她执着地与国美交恶,竞争对手不断地说她狠,是个“铁女人”,外界对于这个女人更是望而生畏。

  于是,在众多聒噪的议论中,董明珠就这样被人轻易误读了。这些误读或许源于格力是一家偏安珠海一隅默默进行工业精神实践的制造企业,它不善炒作,选择了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

  但是从《棋行天下》到《行棋无悔》,外界恍然顿悟,董和她倡导的“工业精神”以及格力的真正原始冲动力,远非一个单纯的“叫板渠道”的故事可以概括(这一度被媒体放大)。她所坚持的企业正道并无惊奇,但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里,这样的精神早已经被相当多的企业抛弃了。

  如果说,在《棋行天下》里,董明珠是一个平民英雄,她成功实现了从推销员到总经理的梦想;那么行到《行棋无悔》处,我们看到的是董明珠2001年以来的心路历程。无论是“淮地哗变”还是“壮士断腕”,空调商战瞬息万变,她咬定青山不放松,处理紧急事件的智慧和谋略昭显其中。如果说,《棋行天下》是一个真实的励志故事,那么《行棋无悔》则告诉业界一个朴素的真理:企业成功不能靠投机取巧,成功乃做好企业的本分,让企业运营回归到营销的最基本的层面。

  正如董明珠所说,“做企业如同做人”、“人最怕随大流,企业经营之道也不能随大流”,与众多家电企业持不同价值观的是,董明珠永远把产品力放在高于营销的位置。董永远不赞同恶性的、没有利润只有量的增长,她认为企业的商道就是大家做好一件事,并从中获得应有的利益。于是,董才对工业精神有那般热忱——“工业精神就是吃亏精神”。董批评过多的商业心态和短视导致的产品同质,由此引发的价格战以及渠道上的“霸主”,她认为,这种热情就是正和博弈的哲学基石。

  我曾经反复问过董明珠,企业如同人一样,遇事遇挑战都会有动摇,为什么你却能偏执地坚持自己?是啊,格力和其他家电企业所遭遇的营销环境无二,为什么就你格力绝不降价,绝不向强势经销商妥协,坚持格力的正和博弈?硬朗、坚决、不轻言妥协,董明珠的“铁腕”在这时不时显现。她反复说,企业正道在于执着并身体力行贯彻到底。所谓企业正道就是坚持。“是的,有人想过整我,但我天地无私,一生正气,偏偏不向他们低头……工作中没有柔情可言,女性领导不是靠亲和力来解决问题,制度是铁的纪律,就好像部队打仗一样,在战场上能用柔情来解决吗?必须由严格的制度和纪律来完成。”

  是的,经营正道无甚出奇,但又有几人能做到?我们往往看到,大多数精彩的营销理论都在惨烈的竞争态势中被异化,我们往往看到美好的、正道的、回归本原的东西在肉搏中慢慢消失殆尽。经验总是告诉我们,前途是美好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大家各自珍重吧。但她永远不随大流,而这种在常人看来如此不合时宜的、有些过于刚正不阿的拒绝最后成功了。于是,董明珠《行棋无悔》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悲观主义者,在这个价值观动荡的多元社会里,企业之道与做人之道并无二致,唯有坚持正道。

  遇到这样偏执的人,连历史都怕了。于是,悲观如我们重拾了信心。于是,CCTV年度经济人物给予她的颁奖词这样说道:要照亮中国经济,需要有超越利润和个人私利之上的艰苦探索,这是责任,这就是董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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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27 08:09:00

《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江晓原、刘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月版,32.00元。

说学逗唱聊学术(李正伟)

一般合著书籍都罕有活泼的气息。由江晓原与刘兵两位学者合著的《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虽然的确是一本关于科学文化的学术著作,然而除了具有该具备的学术气息之外,却又不乏活泼轻快之感,这种两位学者就科学与文化关系所展开的系列对话也曾经被昵称为“学术相声”(江晓原语)。或许称作对话还过于严肃,不如叫作聊天。在这里,聊天也成了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现在网络的发达更给学者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这种交流随时都可以进行而不受地域的影响,因此与其他学术交流平台相比,聊天更能够促成思想上的交流,更是完整而及时的。

  此书的内容,如江晓原所说,选择了“一些目前最有争议同时也是最重要并迫切需要讨论和澄清的问题来谈”,特别是关于科学与文化的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书中透露出来的是对学术的开放性和宽容性的主张,这种主张是所有学术研究都适用的。即使是对待目前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问题上,两位作者依然持平和宽容的心态,虽然据我们所知,他们经常是处在科学与人文之争风口浪尖上的重要人物。刘兵认为,“其实(科学与人文)这两个阵营的对话是很少的,存在着相互的不理解”。战争之所以如此激烈的首要原因就是双方都没有尝试着去了解对方。对此,江晓原的“君子和而不同”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星占学与伪科学问题上,刘兵依然认为“应该更多地去从心理、社会和文化的方面对之做些研究,这也许是更为适当的做法”。对于一个不同于自己喜好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就用乱棍打倒的做法错在没有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你怎么能够一下判断出一个事物的是是非非呢?江晓原说,“科学主义……拒绝从另一种思路思考,他认为人类的技术是可以征服一切自然的。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使用某种技术出现问题了,一定是因为这个技术发展得还不够。所以,如果量化出了问题,那就是量化得还不够。”

  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科研体制问题。两位作者非常不赞成目前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考核。刘兵说,“当我们只注意著作的形式,甚至只会以数字、数册的方式来考核学术成果,而忽略了更重要、更实质的学术内容时,会是如何的荒谬”,揭示了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奇怪现象。而对于“创新点”的批评,刘兵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我们可以乘一乘,算一算我们有多少创新点,实际上到最后我们最大的创新可能在于如何编写创新点!”笔者目前也开始琢磨今后的评职问题了,虽然以前曾经表示不屑,但是在社会竞争的压力下,继续找研究的“创新点”依然是当务之急。

  两位作者一方面提出中国社会中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解决办法或者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看法。这无疑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做法。如众所周知的科研体制中对于诺贝尔奖的极端重视,江晓原认为“作为国家科学政策,或作为一个科学机构的规划,当然不能舍本逐末,将获奖作为目标,让‘实’倒过来为‘名’服务”。可以说,他们总能够以锐利的眼光,发现问题的实质。笔者也想转引《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作者在其中文版序中所言,“我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仔细思考:一个以赢得诺贝尔奖为目标的政策有何意义?”希望以此来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当事机构、当事体制。两位作者在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下对目前科研之现状提出了质疑,或许这也会引发一场论战,但希望相关机构能够充分重视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互相猜忌之中。

  如江晓原所说,他们不是反科学的。作为理科出身的人文学者,他们对科学有着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所欣赏的科学家,他们依然表现出了支持的态度。他们只不过在尝试“不必采用比较优劣的办法,而是采取一种‘互补’看法来看待科学与人文,这样,也许才真正有利于两者的结合和通融”(刘兵语)。看来,持续了不少年头的科学与人文之战并不会那么轻易解决,不过借用江晓原的说法,“现在未能解答,可以遗诸异日;我们未能解答,可以遗诸他人。提出问题就有意义。”

  两位作者在学术上的勤劳、直面社会现状的勇敢和智慧与对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了这本书的产生。其实,两位作者除了关注与科学有关的有争议的问题外,也关心社会上的各种具有争议的以及影响深刻的话题,只不过两个人对待同一现象的视角总是与众不同,因而能够发现一般人所注意不到或者不能够确切表达的问题。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所能够提供的信息囊括了有关文化、艺术、文艺、娱乐等诸多方面的信息。或许有人说,一部学术著作,怎么允许聊那么多无用的问题。其实不然,学术并不是单独存在于真空中的,仅仅关注圈内所谓的学术也未必就能真正获得学术的成功。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让大脑兴奋起来,未必不利于学术。

  另一方面,他们又总能够以幽默让我们会心一笑。如江晓原说,“……牛顿‘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之类。其实那时候牛顿就是想掌握,世界上也没有这种玩意儿啊”;又如刘兵说,“就对于宇宙学的普及来说,霍金是极大地成功了,剩下还可以设想的,是我们这里何时会有这种级别的科普畅销书——当然,我们希望其作者不用坐在轮椅上写出它来。”所以我在看此书的时候,一方面是要看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给自己的启发,一方面又总是在等着看下一个包袱。学术相声真是魅力无穷啊。

延伸阅读
  
  《交界上的对话》,江晓原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19.00元。

  《像风一样:科学史与科学文化论》,刘兵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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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27 08:16:00

《嗜书瘾君子》值得一看。

这是一个爱书人的黑色幽默自我告白,行文笔调夸张逗趣,同时也充满揶揄的自我消遣口吻,因此读起来有时不免觉得有夸大吹嘘之嫌,但故事其实距离事实并不远,因为我们周边就有很多爱书成癖的人,其中的不少故事都可以对照找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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