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低工资的教条与现实 再谈劳动报酬被人为扭曲所导致的严重后果http://bbs.finance.sina.com.cn/?h=/g_forum/00/40/03/view.php%3Ffid%3D22649%26tbid%3D2732&g=10&n=1

作者：汪丁丁

这五个关键词，我写了多少年，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呼吁。不过，我发现我根本不在当代生活，所以，不足怪。现在媒体和经济学家都开始关注“人口红利”耗尽问题，太晚，太晚。人口学家都明白已经太晚，因为人口的时间滞后效应是以几十年和几百年计算的。可叹者，中国改革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短视，太短视，成也，败也？读者若不明白这篇文章的缘起，可参阅4月16日《财经》杂志，以及这里发表的几篇讨论中国经济如何可能最终被人为扭曲“劳动-资本”比价的发展策略所摧毁。注意，这类讨论容易发生谩骂，因为有人富裕有人贫困，收入问题很敏感，故，凡无理发言，一律删除。

最低工资——教条与现实

汪丁丁

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如果政府实施“最低工资”法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引用芝加哥学派的看法：失业率与最低工资水平（及其实施强度）之间，很可能保持显著的正比关系。类似地，实施“房租上限”规定很可能导致更多租客流离失所。一般而言，实施任何形式的“价格上限”规定，可能导致短缺和排队。这是教科书经济学，所谓经济学“教条”。

凡教条都重要，否则不会被奉为“经文”。在现实世界里运用教条，则必须仔细审核其前提和实施条件。例如，规定价格上限会导致短缺和排队，这一命题之所以成立，因为私有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否则，短缺可以导致抢劫而不必导致排队。

探讨中国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最不可忽视的，就是那些在具体社会中使课本上的教条得以成立或失效的前提和实施条件。例如，在目前这一转型期社会，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和资本要素的所有者，都未享有足以与西方成熟市场社会相提并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我们没有自由工会和自由农会，我们没有弱势群体的舆论优势，与此同时，我们没有中产阶级的社区和政治，我们没有广泛的法治意识和有效的立法机构，由于未来的极端不确定性，我们甚至没有“恒心”和“恒产”。也因此，中国只有完全符合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短期行为”，却并不存在基于长期理性假设的成熟要素市场。教科书经济学关于“最低工资”的教条，适用于成熟的要素市场，却很可能不适用于不成熟的要素市场。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例如，梁漱溟曾仔细论证过，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在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下仍能延续两千年而未有根本改变的“家族观念”。基于顽固不化的家族观念，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社会——过去和现在，主要是以“父母-子女”利他主义和“家族互助”的形式实现的。

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观念、最低工资三者间关系，我们还应考虑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教育和医疗体制的特殊性。作为人力资本的两种基本投资过程，教育和医疗，在目前阶段，仍主要是“国营的”而非“私营的”。另一方面，国营组织的行为模式却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非盈利的组织蜕变为旨在使“可分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颇像长期员工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可能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可能仅仅是中国经济令人惊讶的特征。不论如何，这些追求组织内部的长期员工的可分享利益的教育与医疗组织，并不像西方成熟市场社会里的教育与医疗组织那样足够敏感地对市场需求作出响应。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组织享有强大的院外活动优势和基于这一优势的垄断地位，故而具有垄断者的一切重要的“恶”——足以遮蔽这一垄断的“善”的初衷。

极不完善的要素市场和极不确定的私有产权，诱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如传统社会那样把投资局限于家族内部——长期而言，在统计意义上，家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往往比家族外部的社会关系更可靠。所以，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许是劳动力知识含量的基本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家族内部投资的基本回报方式，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照料。这一基本的循环，由于顽固的文化理由，不会因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迅速攀升而中断。

但教育与医疗费用的攀升，与劳动报酬增长速度的停滞，二者联合作用，很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在权势家族和弱势家族的两极化积累过程。那些积累了足够人力资本的社会成员，和那些尚未积累足够人力资本的社会成员，他们之间关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讨价还价过程于是日益依赖于双方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

上述的两极化过程一旦发生，事情就很可能按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罗默尔所论述的方式演变——有产者（有人力资本者）对无产者（无人力资本者）的剥削将愈演愈烈，直至这一内部冲突将它由以存在的制度炸毁为止。

我们很容易在贝克尔（发表于《政治经济评论》1990年专号）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模型中引入上述的两极化过程，并以马克思的方式称之为“经典过程”。在那篇关于“新发展经济学”的著名论文，对当代中国最具意义的，是贝克尔关于“多均衡状态”与“低水平陷阱”的论述。

根据这一带有两极化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贝克尔的新经济发展模型，实施“最低工资”法规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能迫使中国社会跳出“经典过程”，使弱势群体获得更多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改善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后者将在弱势家族内诱致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这样，就可能发生“非经典过程”——即跳出低水平陷阱之后趋向于高水平均衡的过程。

又是个第一句话就是去把自己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连经济学基本都没有搞好的人. 要么就是读资本论读过头了.

兄弟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利说其他人“站在制高点上”之类的话。同时，兄弟又认为，说这些话没有多少意思，有这精力和正气，不如去就事论事，不如去阐述和坚持自己的道理。

兄弟真诚认为：假若张五常等等，在这里的有关问题上，认真的去做论证、证明，则肯定漏洞百出，且自相矛盾。要害是在于，是否敢于郑重其事，敢于坚持到底，敢于说的明白、彻底，而不是说半截子话，而不是点到为止。----------兄弟我，就有这种自信，就有这种眼光，当然了，各位老兄是不信地。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兄弟就是不害怕认真。

小日本就最讲认真，所以是国际先进。美国也是国际先进，但是，五常张是不认真地。

至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正经说过话，都是煞有介事，神龙见首不见尾，天机不可泄露，其仪态万千，妙不可言。其实呢，他们不但无耻，并且无知，惟有口是心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7 15:18:51编辑过]

兄弟在此公开宣布：

这里的网友，没有一个会做到：公开、直接、正式论证最低工资之不可行。

没有人会这么做的，也做不到的，更不想去做地。

上面的话，就搁这了。立此存照，各位自看。

兄弟自以为是看透了五常张等人的逻辑了，和看透了张五常等人的心理了。有了这2种看透和看透所需之眼光，故有上述宣布。

请各位一笑。

我觉得不应该是"谈谈你对张五常先生的看法",应该是谈谈对他的经济观点的看法.我同意:我们现在还没有经济学方面的大师.

1、明白人一看见你这句话就已经知道究竟是谁在把自己往“那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站了。本以为你还有下文对自己所说的有个辩驳也象是在做点探讨，却不想那摇曳着尾巴的终究是要龇牙咧嘴的。

2、我确实是“连经济学基本都没有搞好的人”，因为象你这样的经济学基本都搞好了的也就充其量当了个鲁迅先生曾经用过三个词汇去概括的角色，我只是一介草民，不懂得用些形而上学的东西去让自己貌似很有学问好让老板们打发点残羹冷炙罢了。

3、《资本论》似乎只在二十多年前有读过，可惜的是当时并没读多少也没读明白才弄成了“经济学基本都没有搞好的人”，可你却还认为我“要么就是读资本论读过头了”，那可见你可能是连《资本论》都没碰过就把“经济学基本”都搞好了的，也可以想见你搞好的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经济学了。

对于资本论,这本书我确实没有怎么认真去读,只是看过资本论概要,恩格斯写的,也有几年前了，看了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假如你把资本论当成是经济学的基础,那我自然没有话说.

因为没有意思和太大作用了.当时的产业状况,劳动力状况和今天根本就不一样. 或者说是差别最大了,其中一个就是社会分工更为明确,人的竞争力增加,经济全球化,产业差别增加.既然情况的已经完全改变,用一部批判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经济理论去批判,一个半世纪以后的经济运作,有多大意义呢?

特别他没有预料到更详细的分工,人专业技能的提升,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像今天这样发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几样东西,传统意义山上的工会出现在什么行业,而什么行业却基本没有工会.或者什么行业的员工回考虑最低工资对他们的作用呢?

美国的CITY BANK, 和GM. 哪个工会势力更强.IT行业,金融行业,精密加工这些都基本没有了工会.

资本论也是一种分析问题思路的方法，一种理论能够在世界上存活下来，是因为它可以从某一角度来分析问题，而且可以提供一种思路。但是经济学的基础这种说法倒也不现实。但是经济学本身并不能以道德标准评价，如果谁把经济学或者经济学者所说的内容贴上道德标签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呵呵。

马克思本身只是从他的视角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也在一本书中看到，马克思是比较早的提出“产权”的一个经济学家，也许他从他的视角指出产权是无法充分界定的，所以他才产生出一种想法，是否存在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设想出来。后来的实践者可能断章取义的比较多。一种理论只要它符合某种形式的逻辑思维，它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被人断章取义的理解，或者故意以自己的思维来代表马克思的意见，那么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当然，现在谁也不敢说，自己深知马克思的真谛，正如，谁也不敢说自己真正理解了凯恩斯的通论。

一百多年以前的经济理论还是有价值的，亚当斯密的“市场广度制约社会分工”从某一角度体现出交易费用的存在。国富论中也隐含地提到了“逆向选择”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中也同样可以找到一些分析问题的思路。马克思对于劳动分工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马克思和哈耶克一样，都是属于知识领域跨度很大的人，这点我们都是必须承认的。

一种学说不能作为批判另一种学说的工具，它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分析思路有价值，而并非它占领了某种道德至高点。

至于工会的作用，我们应该从西方多年来的具体实际情况作出实证分析。不过好像没有数据证明最低工资是优大于劣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8 6:06:44编辑过]

高一飞：杀人、自杀、自杀性杀人——是谁把农民工逼上了绝路

● 高一飞

王斌余因为要不回工钱而杀死４人、重伤１人的事件刚刚发生不久，哈尔滨市最近又接连发生两起进城农民工讨薪不成酿成的惨剧。湖北农民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４０００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胡兴英经抢救无效于１２日死亡，工头任某被严重烧伤，创伤面积３５％。就在胡兴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从沈阳来哈尔滨市打工的曹庆也是因为自己与工友的十几万元工钱要不回来，一气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自焚，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是全身面积近４０％被烧伤，落下终身重度残疾。（农民工讨薪惨剧接连发出的警示信号2005年09月23日，来源：新华网。） ( http://www.tecn.cn )
因讨债而杀人，按照我们有些专家的说法，这是“源于素质太低”，是“不理性的行为”，“正常人再怎么样也不能杀人”。现在，有些农民工不是杀人，而是改为自杀或者自杀性杀人了。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以自己走上绝路为前提，生命无价，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在走上绝路的时候，都应当经过了一番激烈的痛苦挣扎，是什么让这些农民工在挣扎之后的结论是最终选择绝路呢？是对弱者地位无法改变的无奈、是他们对社会正常救济机制的绝望。 ( http://www.tecn.cn )
债务纠纷不光发生在农民工和工头之间，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债务问题，为什么他们很少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而在农民工身上却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呢？有人指责这是因为农民工素质太差。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家民工收入极低，工资对他们而言，是养家糊口的基本来源，对他们欠薪，就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就是要了他们的命。据统计，在最发达的广东地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有 1000元，在不发达地区，只有区区几 100元，扣除生活和交通费用，这些仅够基本维持生存所用。（珠三角遭遇农民工退保之困，2005年06月23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所以欠薪对他们而言就是性命关天的事情，他们当然会用性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另一方面是因为维权成本太高，今年5月，一份耗时一年半、历经 8省市、解析17个案例、近3万字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问世。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 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 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 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一般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 3000元。这还是保守的计算。根据对 17个案例的调查情况来看，每个案例的维权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根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的成本。（民工维权成本调查 讨薪成本至少是收益三倍 ，2005-09-17，来源： 京华时报。） ( http://www.tecn.cn )
保护农民工权益，解决欠薪问题，要多管齐下。一要靠政府部门的主动行政行为，欠薪行为违反劳动法，政府部门有责任主动对于欠薪工头进行行政处罚，有钱当老板，就无钱付工资吗？只要政府履行职责，欠薪问题完全能够解决，农民工讨债难，这显然是政府不作为的恶果；二要靠司法机关司法便民、司法为民，欠薪案件往往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如果司法机关降低费用、简化程序、有力执行、热情服务，就能让欠薪者知道欠债难逃，也能给农民工以诉讼的信心。三要靠社会舆论的关注，农民工走上绝路，是走投无路的结果，如有犯罪当然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是不去反思社会的责任，而指责农民工素质太低、不理性之说，是本年度最无耻最冷漠的一句话。 ( http://www.tecn.cn )
要建立起完善的维护农民工权利的机制，前提是要关爱弱者、以人为本。900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首先是因为家乡的那片土地养不活他们才不得不背井离乡；他们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干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得到的是社会最低的收入 ----尽管有的地方还把农民从城里寄回了多少钱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绩；他们寄人篱下，还要办理暂住证，没有暂住证还有被拘留、被遣送甚至于被打死的危险----尽管还有一位著名法学家还在为废除收容遣送而遗憾，论证“废除了收容遣送，乞丐满街跑”是多么恐怖；他们只是维持了维持了最基本的生存----尽管我们的政府一再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如果因为欠薪使农民工这样的基本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这个社会就真正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 http://www.tecn.cn )

2005.9.24于丹佛

资料链接：
1.农民工讨薪惨剧接连发出的警示信号2005年09月23日 15:31:39　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09/23/content_3532574.htm. ( http://www.tecn.cn )
2.珠三角遭遇农民工退保之困，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23日 10:00 人民网-人民日报。
3.民工维权成本调查 讨薪成本至少是收益三倍 ，2005-09-17，来源： 京华时报，http://www.nx.xinhuanet.com/misc/2005-09/17/content_5152156.htm。 ( http://www.tecn.cn )
4. 民工维权成本调查 讨薪成本至少是收益三倍 ，2005-09-17，来源： 京华时报，http://www.nx.xinhuanet.com/misc/2005-09/17/content_5152156.htm。 ( http://www.tecn.cn )
5.民工连杀四人缘于素质太低！肖余恨 来源：现代快报 ，http://star.news.sohu.com/20050906/n240343966.shtml，2005年09月06日( http://www.tecn.cn )

文章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吴思：工会原来很值钱——读民国年间《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1]

● 吴思

一、工会的货币价值

从1927年起，中兴煤矿工人的工资陡然上升。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枣庄，当时在中国排第三，产量仅次于日资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资的开滦煤矿。据《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提供的数字，1917年-1926年，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平均月薪一直徘徊在7.8块银圆左右。按1比35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相当于273元。那时候，多数工人只有一套破衣服，每天吃两顿饭，高粱面或麦子面煎饼卷大葱，外加咸菜和糊涂汤[2]。用现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话说：井下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 http://www.tecn.cn )
可是，从1927年开始，井下工人的工资连增五年。到1931年，平均月薪已达13.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1比30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3]，约等于391元，涨幅高达43%。调查者施裕寿、刘心铨写道：“近年来工资之所以特别上涨，大半是工会的力量。” ( http://www.tecn.cn )
调查者抄录的工会与资方的第三次协定可以证明这个说法。协定共15条，第一条就是增加工资。自1930年12月1日起，各级工资平均增加15%左右。随后是关于抚恤金、救济金、假日工资、花红（奖金）摊派、工人浴室、退休金、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内容，条条关系到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份协定，是工人凭借集体力量与公司反复“交涉”的结果。 ( http://www.tecn.cn )
读到这里，我如受电击，想起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说得更形象点，他将贫困看作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兴煤矿工人工资的提高，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项政治权利原来是很值钱的。 ( http://www.tecn.cn )
组织工会的权利可以换算为多少钱呢？调查者说，工资上涨大半靠工会的力量，倘若将“大半”算作75%，那么，工会能给井下工人带来32%的工资涨幅。 ( http://www.tecn.cn )
这是一条引人遐想的结论。
现在中国约有两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约为667元[4]。假如农民工有权利组建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2%，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提高至每月880元。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 http://www.tecn.cn )
中共中央在2004年推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大政策，为中国农民减掉了每年1265亿元负担。如果再进一步，像农村改革之初面对大包干那样说几句“可以可以也可以”，落实一项公民的政治权利，对农民来说，其价值竟相当于取消农业税的4倍。更进一步想，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是否可能从此进入良性循环？国外工会的抵制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可能因此减轻？综合动态地计算起来，其价值每年何止五千亿人民币。 ( http://www.tecn.cn )

二、工会真是工人的命

我关注煤矿工人的收入，本想看看他们对高死亡率的补偿要求在工资上如何体现。结果大出意料。1926年前后，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盐场、纱厂、面粉厂和铁路的低风险粗杂工的工资[5]。可是，在中兴煤矿50多年的历史上，平均每年有13.5人死于井下事故，年均死亡率约为3.9‰。2003年，中国煤矿井下工人死亡率大概也是3.9‰，与此相应，煤矿工人的工资就比建筑工人的工资多出20%以上[6]。 ( http://www.tecn.cn )
经过工会的五年活动，中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的绝对值提高了6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有43%的涨幅，与其他低风险行业的重体力劳动比起来，高出20%左右，大体说得过去了。 ( http://www.tecn.cn )
据此可推出另一种计算，以生命为本位的计算：在中兴煤矿，工会的存在，可以补偿每年3.9‰的死亡率，抵得上每年13.5条人命。如果工会被封杀，这13.5条人命，或3471个井下工人每年3.9‰的生命，就被无偿剥夺了。工会果然可以算作工人的命。 ( http://www.tecn.cn )
1915年之前，中兴煤矿的井下工人死于事故，抚恤金约为70大洋，大概相当于2003年前后的3500元人民币。1927年工会成立后，抚恤金当年就提高到100元，1931年又提高到200元[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人的命价升值将近一倍，超过了43%的工资升幅。这就是说，工人的生命得到了较多的尊重。 ( http://www.tecn.cn )
那么，在工会成立之前，在工人性命特别便宜的时候，谁占了他们的便宜？凭什么可以占他们的便宜？这块便宜的实质又是什么？从政治权利的角度看，占便宜的是资本和官家的联盟，凭借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结社的法令，利用法规占到的便宜属于“法酬”，实质就是血酬——暴力带来的收益。 ( http://www.tecn.cn )
总之，工会既值钱又值命。政治权利，不仅可以换算为财产权利，换算为钱，还可以换算为人身权利，换算为命。这些权利在效用上是相通的。权利的增加致使工人全面升值。 ( http://www.tecn.cn )

三、工会成全了工人

据说，在工会成立前，工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条驴值钱[8]。1922年，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喊过一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难免夸张，但思路很让人动心。牛马驴骡之类的役畜，究竟与工人有什么不同呢？ ( http://www.tecn.cn )
无论是牛马还是工人，都要干活吃饭，卖苦力换取“生存权”，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法律既禁止杀工人，又禁止随便杀役畜，也无根本性的不同。万一出了死亡事故，役畜的使用者要向所有者赔偿损失，资本家则向工人家庭赔偿损失，方式和价格也差不多。 ( http://www.tecn.cn )
工人与役畜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签定契约的自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如果剥夺了这些权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概念来说，就是“奴工”[9]。对应“农奴”的构词法，也可以叫“工奴”。 ( http://www.tecn.cn )
工人不是可以随便叫的。如今的用法来自欧洲，所指的社会集团是那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古汉语中，“工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同，并不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可能给地主扛长工或打短工，也可能是“士农工商”中有固定的户籍、技能、义务和生产资料的工匠。在与平民雇主的关系中，他们被称为“雇工人”；在与官府的劳役关系中，他们被称为工役、工夫或工徒；在社会分工和官民划分中，他们被称为工匠或工民。 ( http://www.tecn.cn )
中兴煤矿的工人，尤其是包工头招来的“外工”，其地位处于工奴和马克思谈论的工人之间。他们依附于“封建把头”，选择自由受到江湖行规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里工”，虽有签定契约的自由，却没有联合起来讨价还价的权利，另找饭碗又难，选择自由便大打折扣。发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欧美人，称这种中国劳动者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体，即社会政治权利残缺不全的工人。 ( http://www.tecn.cn )
如此说来，工会不仅尊重了工人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成全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命。有了工会，中国苦力就成为工人了。 ( http://www.tecn.cn )

四、国民党员的贡献

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白来的，行使起来也不容易。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说，中兴煤矿的工会，1926年之前开始酝酿，1927年北伐军到达后公开成立。工会最初的领导者，“思想均甚偏激”，经常闹出各种纠纷。 ( http://www.tecn.cn )
当时的工会也不止一个。1928年夏，国民党中央派周学昌到煤矿整顿，统一组织，规范训练。几个月后，中兴煤矿的事务改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管辖，省党部另派颜学回（国民党左派人士）等人接管工会工作。据说，颜学回等人利用工会，“煽惑”工人与资方对抗，“离间挑拨”，居心叵测。1929年1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颜学回，中兴煤矿的工会事务，由省党部另派邱瑞荃等人负责。 ( http://www.tecn.cn )
然而，邱瑞荃等人的作为，也和颜学回差不多，不久即因“言动乖张” 被上司撤职。
邱瑞荃等人走后，省党部又派来汪大经和阎玉成等人主持工会工作。没想到，这两位“煽惑”工人闹事的能力比颜学回和邱瑞荃更强。于是，资方搜集他们的材料，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中央认为汪大经等人“反动有据”，特派李崇诗（后出任军统局上海站少将站长）到中兴煤矿，将汪大经等人押解至京。整顿工会的事务改派张剑白等人负责。 ( http://www.tecn.cn )
1930年12月，“山东枣庄矿区工会”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折腾了好几年的工会终于进入“正轨”。
工会与资方交涉数年，先后达成三次协议。第一次在1929年2月，第二次在同年8月，第三次在1931年3月。前两次，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工会内部有很多问题，公司领导层又忙于改组，协议的各项条件多数未能实行。1930年12月工会正式成立后，一方面努力促成前两次协定的实施，另一方面，在1931年3月与资方代表及山东农矿厅驻矿监理、省党部、县政府、县党部代表达成15条新协定，即前边提到的有关增加工资和抚恤金等内容的协议。[10] ( http://www.tecn.cn )
——由此可见，工会的大部分成绩，竟是在未获得合法认可的处境中取得的。国民党派来的颜学回、邱瑞荃、汪大经和阎玉成四位，为了工人的利益，前赴后继，得罪了资方和国民党中央，被视为“言动乖张”，“反动有据”，先后被通缉、撤职或押解至京。在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合法化、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的实现途径等方面，这些国民党员功不可没。 ( http://www.tecn.cn )

五、共产党员的血汗

工会酝酿开创之初，那些被称为“思想偏激”的人，为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006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的组织者田位东的故事。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批共产党人的活动。 ( http://www.tecn.cn )
纪子瑞，中兴煤矿工会的首创者，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里岔镇里岔村。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批入党的7名党员之一。1926年春，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纪子瑞到枣庄煤矿区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他和工人一起下井掘煤，一起食宿，启发矿工的觉悟，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 http://www.tecn.cn )
1926年夏，纪子瑞发展了张福林等19名党员，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在枣庄中兴煤矿建立秘密工会，发展会员50余名。 ( http://www.tecn.cn )
1927年6月，北伐军到达鲁南地区，纪子瑞利用有利时机，秘密召集3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决定公开打出‘枣庄矿工劳工会’的旗号。当夜分工串联，次日便召开了2000余名矿工参加的控诉大会。台上是张福林、梁棠等人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资方代理人、厂方副经理胡希林被迫接受矿工们提出的16条要求。 ( http://www.tecn.cn )
1929年6月，混入工会的特务告密，纪子瑞被捕，押于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以“供认加入**，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暴动”的罪名，将邓恩铭、郭隆真、纪子瑞等22名共产党员在济南侯家大院刑场杀害。[11] ( http://www.tecn.cn )
纪子瑞组建秘密工会的时候，张福林被选为工会主席。枣庄矿区外工会[12]成立后，张福林也被选为负责人。1928年8月，张福林组织矿区工人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外工会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允许失业工人复工、发放积欠工资并救济失业工人。资方多次派人收买张福林，让他别管众人的事，许诺每月给他增加几块钱。张福林不答应。于是，资方派矿警队逮捕了以工人代表身份前去谈判的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斌和郭长清。 ( http://www.tecn.cn )
张福林等人先后被关押在峄县看守所、泰安监狱、省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官方动用酷刑，追问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吃不上饭的工人。最后，这几位共产党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郭长清死在狱中。[13] ( http://www.tecn.cn )
这条红色工会线索的前端是纪子瑞，中间是张福林，后边有田位东。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站”[14]中，新华社电讯稿介绍道： ( http://www.tecn.cn )
“田位东，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1928年1月，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 http://www.tecn.cn )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 ( http://www.tecn.cn )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信仰。1932年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英勇就义，年仅26岁。” ( http://www.tecn.cn )
与田位东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副手，中共枣庄特区党委副书记郑乃序。
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些共产党人，甘心让大众搭便车，为大众冒大险，不仅需要理想和信仰，还需要一套激励机制和相应组织。田位东有诗曰：“前进！前进！/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胜利就在明天！”表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张福林1928年被捕入狱，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参加抗日，中共建政后出任枣庄市市长，展示了组织的作用和激励的机制。在组织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下，政治精英们以较少的命，为大众换得较多的命，换得既值钱又值命的政治权利，共产党因此获得大众拥护，最终夺得天下。这是以小搏大的精彩故事。 ( http://www.tecn.cn )
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会不仅对工人有价值。从政党和政治的角度说，工会的价值更高，这关系到工人跟谁走，关系到天下得失。 ( http://www.tecn.cn )

六、党派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不管赤色工会还是黄色工会，都不是工人自己闹起来的，而是外来的政治精英发动并组织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分散落后，属于旧的生产方式，如同一麻袋土豆，缺乏组织，无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工人阶级则不然。可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差不多。 ( http://www.tecn.cn )
从理论上说，工人们集体劳动，利益高度一致，更无后顾之忧，组织成本应该低于农民。问题在于，比起资方和官府制造的凶险来，这点便利简直不值一提。 ( http://www.tecn.cn )
资方怕工人团结起来讨价还价，便要收买工人领袖，收买不成也要事后寻机解雇，软硬兼施，不惜勾结黑白两道根除后患。官方怕工人聚众闹事，更怕异己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对付异己力量的传统策略是“首恶必办”，露头就打，关押甚至处决。这些我们都在枣庄看到了。 ( http://www.tecn.cn )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官家主义”[15] 体制中，资方与官方往往相互勾连。北伐军到达枣庄之前，中兴煤矿的董事长是朱启钤——民国初年的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先后担任董事长的还有徐世昌和黎元洪这两位总统级的大佬，董监事中有周自齐、赵尔巽等6位省长部长以上的高官，军阀张勋、倪嗣冲、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北伐成功之后，钱新之担任总经理。这位金融界名流，一转身便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近似现在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在这种体制中，资本与权力私下结合，权贵们可以公私兼顾，公器私用，镇压工人特别方便。 ( http://www.tecn.cn )
总之，面对官商联盟，挑头者风险极大，自我牺牲的概率很高。无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是在贫下中农的行列中，甘愿为大众牺牲的圣人总是罕见的。工农大众的常用策略是：首先，尽量不当出头鸟；其次，一旦有了带头的，穷人或胆大的愿意跟着闹，中农或胆小的更倾向于搭便车。于是，在资本-官家主义的格局中，工人的低成本组织优势被抵消，代表阶级利益的自发组织难以产生，自发产生的往往是地域或江湖色彩浓重的帮会。当然我们不能抱怨中国工人阶级软弱幼稚，实在是形势太复杂，对手太强大了。 ( http://www.tecn.cn )
这时候，共产党凸显了反对党的价值。外来者承担了挑头组建工会的高风险。这些外来者信奉一套清晰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激励机制，他们不在乎资方的解雇和小恩小惠，也有办法化解、承担和补偿官府追杀的风险。这是他们的专业。在较弱的程度上，帮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有类似作用，他们之间还可能彼此竞争、合作和模仿。 ( http://www.tecn.cn )
共产党发动工人闹腾起来后，资方和官方立刻反应过来，开始争当工人阶级的代表，以便控制工人运动。
中兴煤矿的资方成立了“惠工处”，以表示“自动惠工之决心，并避免直接冲突”[16]，奈何惠工处既要听老板的，又要为工人谋福利，两边不讨好，最后被劳资双方轻视，“逐渐加以淘汰”。国民党也派人来整顿并组建工会，这个工会确实为工人争到了一些利益。中共方面骂他们是“黄色工会”，“骗人”，“挂羊头卖狗肉”17，虽说也有道理，但站在工人立场上看，代表权的竞争格局比独家垄断好，工人可以用脚投票，淘汰那些冒牌货。 ( http://www.tecn.cn )
总之，工会很值钱，秘密工会是各种工会的先驱，秘密工会更值钱。共产党承担了组建秘密工会的高风险，引起了代表权竞争，作为工会之母，这个反对党比各种工会的价值都要高。工人政治权利不足，正要仰仗他们带头争取。 ( http://www.tecn.cn )

七、工会对公司和社会的好处

据山东省实业厅1931年1月统计，中兴煤矿有里工（近似现在的正式工）2081人，外工（近似现在的农民工）3303人，总共5284人。即使人均月薪增加5元，资方一年也要增加31.7万元的劳务开支。这对公司的业务有什么影响？从公司业务的统计数据上看，似乎没有不良影响。 ( http://www.tecn.cn )
据《煤城风云》介绍：“中兴煤矿公司在1931年又得到恢复并开始走向繁荣兴旺。1932年产煤99.1万余吨，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1933年闯过了年产百万吨大关。1936年产煤173万吨，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水平。”[18] ( http://www.tecn.cn )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也说：“自从工会成立以后，成绩的确大有可观。惜乎工会成立太晚，在欧战期中业务发达时未能乘机利用。在工会初起之数年，又以倡导者不得其人，且公司业务亦因战事而遭逢厄运，未能早日作出成绩。现在工会既上正轨，公司业务亦大有起色，以后的成绩自当好些。” ( http://www.tecn.cn )
增加工资对公司业务无害，甚至有利，这是什么道理？枣庄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煤城风云》的作者贺荣第认为，资方让步可以刺激工人的劳动热情，否则将导致怠工、罢工以至破坏。[19] ( http://www.tecn.cn )
公司业务兴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市场需求扩大，运输条件改善，战乱停止等等，工人的劳动热情也是其中之一。增加工资对公司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提高了成本，这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恶意消耗，这是有利的。利弊大小需要具体计算。但是可以肯定：对公司而言，增加工资并不完全是坏事。 ( http://www.tecn.cn )
当然，假如工会权利过大，一切由工人说了算，就如同一切由资本家说了算一样，事情也会走向反面。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工运领袖刘少奇在安源和武汉已经深感苦闷：当工会势力极大，可以随便逮捕人，随便断绝交通，控制了法庭警察等暴力机器，几乎取代了政府权力的时候，中国工人也和资本家一样不知足，得寸进尺，提出足以让企业破产的过分要求，最后反而伤害自己。[20] ( http://www.tecn.cn )
不过，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工人的工资是太低而不是太高，工人的权利是太小而不是太大。历史对比表明，没有工会，即使公司有丰厚盈利，工人也难以分享好处。 ( http://www.tecn.cn )
《煤城风云》介绍说：“从1917年至1926年物价上升了20.15%，而工人的名义工资连原有的水平都没有经常保持住。1917年至1925年是中兴煤矿公司资本家赚钱的‘黄金时代’，特别是1920年资本家净赚240.7588万元，平均利润率高达63.3%，是中兴煤矿公司利润率最高的一年，而这一年资本家不但丝毫没有给工人增加工资，反而把工资率降低了2.6%。” ( http://www.tecn.cn )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写道：“工人之工资历年加增颇缓，16年（1927年）工会成立之后，公司业务虽不如16年前，然工资之增长倏然加速，其他待遇如抚恤养老等亦多改良，表示工人组织实为谋求工人本身之福利及解放的要道。” ( http://www.tecn.cn )
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是社会性的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阻止工人团结起来，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压低工资，尽管对资本家有利，却导致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整体不足，结果造成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从经济危机推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炸毁，并发出暴力革命的号召。 ( http://www.tecn.cn )
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倘若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工会，增加了工资，提高了整体购买力，经济危机就可以缓解，暴力革命就可以预防。于是，工会不仅对工人有好处，整个社会都将受益：工会可以代替革命，代替战争，避免因战争和动乱导致的财产损失和生灵涂炭，避免因社会崩溃造成的大破坏和大停滞。这种价值高得难以计算。 ( http://www.tecn.cn )

2006年4月20日

注释：
1 施裕寿、刘心铨：《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以下简称《调查》）， 1932年3月发表于北平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1期。见《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892页。李文海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 http://www.tecn.cn )
2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9页
3 银圆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对比，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附录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文汇出版社，2005年2月 ( http://www.tecn.cn )
4 关于农民工的人数，见2006年03月28日“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在就《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中国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 ( http://www.tecn.cn )
另据《学习时报》2006年1月9日第四版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和第十版武国定《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提供的数据，2004年，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 ( http://www.tecn.cn )
5 各行业工人工资，参见《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塘沽工人调查》第794页；《华北纱厂工人工资统计》，第937页；《天津面粉厂工人及工资的一个研究》，第960页；《华北铁路工人工资统计》，第988、1003页。 ( http://www.tecn.cn )
6 这几个数字是我根据《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采煤百万吨死亡率和井下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计算的。
7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7页
8 参见贺荣第：《煤城风云》，第一章“悠久的枣庄矿区和昔日的枣庄矿工”。2006年3月下载于中共山东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枣庄党史”网站，http://www.zzdsw.com ( http://www.tecn.cn )
9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第18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转引自李洪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奴隶社会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版 ( http://www.tecn.cn )
10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1页
11 参见《纪子瑞》，《青岛党史人物简介》第二集第66页，2006年3月下载于中共胶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金胶州史页网站（www.jzds.com.cn）。北伐军到达枣庄的时间，根据《煤城风云》提供的日期做了修改。 ( http://www.tecn.cn )
12 当时煤矿工人分为“里工”和“外工”。里工近似现在的正式工，外工近似现在的农民工。
13 见贺荣第《煤城风云》第二章：“创建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和开展工人罢工斗争”
14 见“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6年3月20日（http://www.zjol.com.cn），另见《人民日报》2006年3月14日第四版。 ( http://www.tecn.cn )
15 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2005年5月5日出版）
16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3页
17 参见《煤城风云》第二章
18 《煤城风云》第一章
19 贺荣第：《煤城风云·绪言》
20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

秦晖：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

● 秦晖

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首先就是商业的公正问题。商业公正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不能抢，在市场经济中不能用权利谋利益；第二，不能骗，不能搞信息欺诈。商业社会是一个强调竞争的社会，但竞争也要有一个限度，不能“赢家通吃”。我们承认竞争必然有输赢，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平均主义，但不能输家就输掉一切。 ( http://www.tecn.cn )
所以，所谓公正就是：竞争过程是公正的；对竞争过程的后果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简单来说，商业时代的不公正实际上就是：一，全家通赢；二，赢家通吃。其中，全家通赢可能是不公正最重要的一点。 ( http://www.tecn.cn )
怎么解决“赢家通吃”的情况呢？这当然需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加以解决。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说福利国家有很多坏处，福利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国的福利不必达到瑞典的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就不错了。美国的福利水平在其左派看来很糟糕，在他们眼里，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社会，是强调自由而不顾平等的社会。但与我们相比，美国的保障水平已经高出很多，这是事实。 ( http://www.tecn.cn )

底线的迷失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底线的失守当然是权利不受制约而造成的，但在语言形态上，它的迷失的确跟有些人不恰当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很大关系。 ( http://www.tecn.cn )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学界存在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实际上在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和整个西方经济社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交易权利的正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时，才有可能提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讲到农人和牧人的交易费用时说，只要产权是确定的或者说产权是明晰的，交易费用最小就可以达到效率最优化。科斯讲这句话显然有一个无需说明的前提，不管权利是属于农人还是牧人的，至少权利是合法的。他没有假设农人把牧人杀了，或者牧人把农人抢了之类的情况。 ( http://www.tecn.cn )
但是，交易费用在引进中国时有了很大的变形。
第一，交易权利的合理设立，变成一个用人为剥夺交易权利或者人为膨胀交易权利，来为某些人降低代价的命题。有一些学者说，这种做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当然可以降低了，因为只准我交易不准你交易，交易费用就极大地降低了。 ( http://www.tecn.cn )
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交易成本最低化为由来剥夺一些人的权利，这是不是交易成本本来的意义呢？或者，把不是属于一些人的东西，不经所有者的认可拿去任意交易，问题的本质是不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呢？交易费用理论到底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呢？ ( http://www.tecn.cn )
打一个比方，假如某甲和某乙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吵了半天，交易费用很大而达不成交易，结果某甲把某乙抢了，交易费用当然就下降了，因为不用交易了。 ( http://www.tecn.cn )
第二，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讲整个社会维持一个交易系统所要付出的组织成本，决不是指交易某一方所出的价格是不是最低。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交易费用时，实际上讲的都是交易的某一方，尤其是强势一方怎么样降低费用。 ( http://www.tecn.cn )
比如，有一位学者曾经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来证明过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国家和一家一户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因此合作化、人民公社是势在必行的。但他到印度考察以后得出一个相反结论，说印度经济之所以搞不过中国，是因为印度的农会、工会太厉害，印度的工人、农民都组织起来以后，统治者和他们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就大大增加，尤其印度的企业没有中国有效率，因为印度的工会很强大，资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大幅度增加。 ( http://www.tecn.cn )
如果说，一家一户与农民交易，费用很大，而农民组织起来后的交易费用就更大，是不是可以推理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放到强制性农庄里去，这样交易费用就最小了呢？这个推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讨论交易费用，实际上只考虑了一方面出价最低。把农民抓到集体农庄的思路，并没有考虑到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费用，比如，几千万人的自由算不算交易费用。 ( http://www.tecn.cn )
交易费用被解释到这种地步，问题确实太大了。这把很多交易权利的不正当设定乃至不正当剥夺，都在所谓交易费用最小化这样一个似乎学术化的话题之下给合法化了。 ( http://www.tecn.cn )

首要问题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利益各方的权利被剥夺，由一个权利中心或者说由一些不受制约的权利来配制利益。的确，在一定情况下，这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表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恰恰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在前一时期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增长，不仅在中国与东欧的经济改革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比较中也可以看出。 ( http://www.tecn.cn )
用这种办法来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真正降低了，而这是否变成一笔将来需要用高利偿还的高利贷，还很难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转轨过程的本质就是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设定以后，在交易权利设定以后，我们才能谈得上所谓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在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中，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交易权利的公平设定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完以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科斯他们所讨论的那一个层次。 ( http://www.tecn.cn )
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正问题是太过程式化的或太过底线化的，因此它还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很多理论，甚至可以说和所谓公有化和私有化的争论也没有多大关系。 ( http://www.tecn.cn )
实际上，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产权问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尊重所有者，不管是在私有化还有公有化的过程里。在美国这样的私有制国家，很多私有财产通过捐助变成公益基金，从来没有人说这种行为侵犯了私有化；同时，在很多搞私有化的国家里，私有化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定。一位网民说，“私有资产变成公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私人同意。公有资产变成私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公众同意。” ( http://www.tecn.cn )
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 http://www.tecn.cn )
其实，在中国争论公有好还是私有好，私有快点好还是慢点好，往往不得要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正，其实并不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不公正，而是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过程中，不管搞计划还是市场，总是一部分人吃亏，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 http://www.tecn.cn )
我们不必过多强调“左”或者“右”，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这两种取向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两种取向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是可以达成互补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应该有一种天平效应。在自由竞争过分发展时，就有服务于社会保障的力量——会站出来，在社会保障、福利上拿出较多的举措。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施行到一定程度，人们认为它妨碍了经济活力、阻碍了投资，那么比较倾向自由放任的人出来——政策就会朝更多的自由去倾斜。这样一种政策调整，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是不断进行的。 ( http://www.tecn.cn )
一个好的现代社会，都需要一种利益的正常调整，而且通常来讲都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而一个缺少公正的社会，利益总集中于某一个群体，而且这些利益群体通常都和权利有太多联系。 ( http://www.tecn.cn )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的社会公正的问题，所谓的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将成为很奢侈的话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西方中世纪就是效率与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并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的公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竞争结果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做制度性的改进，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也应该有一个自省，不能使得一些常识问题经过理论包装后，不公正被掩盖了。 ( http://www.tecn.cn )

张五常:人民币及其它——覆茅于轼

茅于轼真君子也。年纪比我长，但算是同辈。我们这辈子经历过二战及之后的血泪历程的人，多多少少对国家民族有赤子之心。这方面，茅兄比我强得多了。这些年他拿着短小的本钱协助农民的教育与自力更生，令人感动。我自己只是拿着笔杆爬格子，这里那里大声疾呼，比起他亲自落手落脚，渺小得很。

说赤子之心跳得比较快，比较激动，是医学之外的哲理，何况到了日暮黄昏，来日无多，这样的人免不了有点不耐烦，有点脾气了。这方面，我搞不清楚茅兄与我孰高孰低。几年前听到他在机场喝咖啡，因收费奇高，大发牢骚。当时我想，价高大可不喝，有什么牢骚可发呢？殊不知两星期前，在郑州机场，等机喝咖啡，每杯最相宜的四十，四个人坐下来，两位要喝，两位不喝，女侍应说，不喝的，只坐下，也要每位收费四十，吓得两位急急脚离开。可幸侍应提点，否则埋单收足，官司可能打到北京去。

最近读到茅兄在某访问中，提到我，其中有两点与我对国家经济的看法不同。其一是间接的，没有提到我，但可能在那访问中，有人提到我只看经济效益，反对最低工资，也反对福利经济。茅兄说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重要，不可或缺。虽然公平与正义不容易鉴定为何物，我的心与茅兄的心绝对是在正确的位置。人类天生下来就不公平，所以处理这项社会问题很复杂。我的立场有五点。一、天生有缺陷的或后天遇大不幸的，我们要帮助，最好让私人或私营慈善机构处理。二、政府要放开每个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也要维护这种机会的平等。三、虽说天生下来本领不平等，但从收入那方面看，差别不是那么大，本领有别或勤奋不同而导致的收入不同我们要接受。四、机会相等但际遇不同，导致的收入不同我们也要接受，因为我们难以分辨本领与际遇所引起的收入不同。五、权势过人，或关系超凡，可以导致很大的收入差距。这后者我反对，因为违反了自力更生机会平等这个原则。

是的，因为权势、关系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今天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反对财富不均，或反对贫富悬殊的劳苦大众，主要是见到或听到某些人靠权势及关系而大发其达。他们问：你凭什么本领比我赚那么多的钱？于是眼红，于是投诉，不平则鸣。这方面我不仅理解，而且无从反对。

大家知道，因为权势及关系而导致的贫富悬殊，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无可避免的。今天这改革大致成功了，还要再大走几步，是清除这类不「公平」的时候。问题是要怎样处理才对。答案当然是要清除那些因为权势及关系而说得上是腐败的机会及行为。是艰巨的工程，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要做，但「关系」这回事，虽然我不懂，也可以想象不易处理。

我懂的——这里要向茅兄提出——是以修改收入不均的办法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增加累进税率吗？难不倒有权有势的人——这一点，四十多年前戴维德早就提出了，支持这论点的证据有的是。推出最低工资、福利经济等项目吗？也适得其反，因为这些不鼓励收入低下的力争上游，贫富悬殊驱之不去也。

转谈人民币，茅于轼的观点与我的不同，直接地提到我。有两点，相关的。其一，茅兄认为币值上升是发展起来的国家必会出现的情况，不让人民币升值是守不住的。其二，如果中国开放金融（包括取消汇管），人民币一定升值。这两点是传统的谬误，让我澄清吧。

一、欧洲经济发展得最顺利的二百年，用本位制，币值是稳定而没有上升的。日圆当年大幅上升，一则起于美国压力，二则有本土富有人士支持，其效果是发展得非常可观的经济，兵败如山倒，不景长达二十多年，到今天还翻不了身。当年我是第一个推断了日本的不幸。前年史坦福一位大教授以整本书分析日本的惨痛经验，他支持中国，极力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基于他对日本的研究了。

二、蒙代尔也极力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基于二千年前罗马帝国与上述欧洲发展的经验，认为稳定币值是经济运作的一个重点。佛利民与蒙代尔之争，起于佛老认为，脱离了本位制后，一个大国不容易下一个固定的锚──佛老于是支持fiat money制。我起初站在佛老那边，但后来多番思考朱镕基的货币制度，知道一个大国的货币可以下一个固定的锚。英国的货币大师C. Goodhart也是下锚的拥护者，一九八三年香港考虑联系汇率时，我跟他研讨过。今天，大家的意见有出入之处，不是应不应该下锚，而是这个锚要怎样下才对。我考虑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起自一九八三，佛老当时认为成本太高，但后来朱老政策的经验，使我意识到以一个指数为锚可以稳守。

一九九七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二○○二说人民币是天下最强，二○○三年初说美国一定会施压──这些走在历史前头的话是有记载的。二○○三起我再考虑，在朱老的货币制度下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反复考虑无数次，认为不可能错，是最好的货币制度。以一篮子物品的价值指数为货币之锚，政府是不需要提供物品的，成本甚低也。在这制度下，央行不要手痒，学人家搞什么货币政策。回头说fiat money，用的是以目标（targets）为锚，以币量或利率调控经济的政策不能不用。精明如格林斯潘，在任二十年利息率轮上轮落轮了八次，与朱老的制度相比，输了几条街。

三、说过了，币值的下降压力与上升压力是不对称的。一种货币的币值要下降，处理不容易：外汇储备可能不足，减少币量不是举手之劳，不知要减多少才对，就算成功，减少币量的效果可能要等长时日才见到。但币值有上升压力，要之不升易过借火。目前央行压制人民币上升的办法，是约束需求。这是大错。他们要倒转过来，增加供应。大量把人民币放出，是简单的事，要人民币「弱」到哪里都可以。困难是通胀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开放金融，取消汇管，让人民币大量流出国外。数之不尽的亚洲国家，市民要持人民币，政府也要人民币作储备。把人民币放出去中国可以赚很多钱，这是劳苦大众的努力促成人民币强劲的回报了。不明白为什么央行不这样做。会有通胀吗？如果人民币在外地使用，或被外地的政府用作储备，中国本土是不会引起通胀的。人民币在外地代替了其它货币的一部分，央行赚大钱，也协助了外地的经济稳定性。其二，如果放了出去的人民币大量回流，中国会有通胀。采用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可大显神通矣。坚守这个锚，不会有通胀，何况这个锚的物价指数可以调整，向上向下调整都可以。万无一失，因为央行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简直水浸），有需要时可把人民币买回来。

天下间不可能有一个国家不希望有今天中国的币值上升压力！因为压力是上升的，处理容易，央行不要让地下（其实是地上）钱庄做独市生意了。开放金融，解除汇管，上海会在三年后超越香港！这类宏观推断我历来准确。

一个社会，要想自由民主法治，是不能缺乏公权的，不能缺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至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过多过大了就不好，那是另一回事情。

一个社会，要想保护任何人的任何权益，包括保护私有财产权，是离不开公权，离不开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

其实，公权是什么呢？是人权的集合。而人权是什么呢？是任何人，在任何活动上的自由交易权、自由选择权，这包括所谓的市场。

而张五常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工人工资低，那就是应该的，如果腐败分子多，那就是应该的。。。低来低去，多来多去，将来自然就好了，就双赢，就皆大欢喜。靠，这不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认命嘛，不就是中国现代人所说的“谁叫你是中国人呢”嘛。

兄弟前面所说，好多都是讲道德，都是不讲理。而张五常等的道理，还多着呢。

但是，其实兄弟的道理也多着呢。

中国古人所谓，三十而立。所谓改革开放本身就30年了，兄弟早就被培养出来了--尔等不过尔尔，难不成你还是张天师泥。

也是，我应该把贴子的标题该为：对张无常先生经济学观点的看法，省的引起人身攻击了。斑竹可以代劳不咯？

下面这个新闻说，两年后我国劳动力将现短缺，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劳动者工资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导致，这固然符合经济学啊，但是呢，张五常先生等说，工资上涨，引起资本的逃逸等等，从而企业少了，就业少了。。。这可怎么办啊？

“人为”涨工资，不符合经济学原理，而自然涨工资，就符合经济学原理了，但是呢，工资一涨又带来了投资减少，就业减少。。。看来，中国人是没办法了，中国无前途啊----那除非呢，人为压低工资啊----置供求关系、经济学原理于不顾！

人民网>>时政>>综合报道

社科院报告称两年后我国劳动力将现短缺



2007年05月11日06:40

　　本报讯(记者 刘薇)中国社科院昨天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

　　昨天，在中国社科院庆祝建院30周年系列讲座中，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布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报告介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资源，目前普遍的说法是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据其研究，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这与剩余比例三分之一的说法差距甚大。

　　报告因此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 （责任编辑：姚晓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12 0:03:29编辑过]

民工一个月工资2000不奇怪。

如果一个月五六百，让你去工地干活你肯么？？估计早死在那里了

起码在2007年，建筑工人中的外围建造工人——专业点或更入行点叫“大工”——收入是在每天60元以上的。

这个数字是苏北和皖北的实际数，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均价。

不管别人怎么看张五常，张教授的一个观点很漂亮：经济学学生就是要在大街上满街跑才可以理解经济学。

没有跑过的人，是硕士还是博士？看的书很多，但是是不是现实呐？

不喜欢所谓的经济学家 有时候听他们的话 就像放那个什么一样 唉

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