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永不停嘴的学者 http://www.lizhining.cn/articles/random/j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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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嘴的学者

（2005.8.4.-5.）

【网友“飘尘”留言】　您的文章意义深刻

　　看了您的文章，对一些自己不满意的事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李志宁回复】

　　谢谢。人们都在思考，大家交流看法，我想，就会提升自己的认识。

【网友“酱土豆”留言】 拜读大作

读君一篇文章感觉茅塞顿开，希望象您这样的学者在中国越多越好！

【李志宁回复】

　　谢谢您的肯定。我也希望，所有被称为学者的人们都能“独立思考”，都能勇敢地说出见解，并只说自己的见解、而不是重复上级的套话。如果那样，中国可能早已经是另一种面貌。

【网友“心寒”留言】　越看越心寒

　　很佩服李老师把这些社会问题看的这么透彻，更佩服您敢于直白的说出来，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您的文章，也希望会有更多象您一样有良心和责任感的学者．

【李志宁回复】

　　谢谢肯定。正如您说的，我认为，良心和责任感，对于“学者”是起码应当具备的品质。

【网友QQ留言】　经济学家有何妙计？

李老师：你好！
　　经济侃爷（学者）厉以宁、林毅夫之流又有妙论----“启动内需，让农民消费”，就可以让我国的经济能持续发展。真高明，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想到人民？
　　且不说有压在人民头上三座经济大山--“下岗失业”、“医疗乱收费”、“教育乱收费”，光是以李老师计算的我国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收入（此计算成果得到国际金融报、羊城晚报认可）和国务院公布的我国农民现金收入为1千多元的现实情况，能启动多少内需消费呢？

【李志宁回复】

　　QQ您好！厉以宁之流的主流经济学家，直到如今仍在快乐地表演。他们到底代表了谁们的利益、使得他们能够永不停嘴呢？

【网友HOHO留言】

　　厉以宁就……，我真想……！

【网友“文风晓义”留言】

　　李志宁，你是个勇者！

　　请坚信，你并不孤独！

　　人民需要你的呐喊！

　　——即使他（她）们此时选择的仍是沉默！

【李志宁回复】

　　谢谢你，如此称赞，我很过意不去，我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我想，人民也总有不再沉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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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刘吉，正在为中国资本家使劲吆喝http://www.lizhining.cn/articles/random/d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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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正在为中国资本家使劲吆喝

（2007.3.24.）

　　刘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前副院长，从新闻报道看来，他现在社科院仍有一间办公室。这种行政味道十足的“社科院长”，还是有派头！我以前只闻其名，但从没有看过他写的学问。今天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这种爬到高位的家伙，这种有发言权的社科“官员”，这种资本家的贴心人，是多么无耻。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以前鲁迅会那么生气，称某些人为“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些人“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今天时代不同了，刘吉这种人可不“乏”，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狂走狗”。自古以来，学者们通常耻于为“有钱人”说话，总有一丝清高。学者们大都自认为是清流，他们通常是为贫穷、可怜的人们呼吁奔走。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是假的，所以，他们就成了鲁迅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者是佩戴着知识分子标牌的“二丑”。他们总是作出一副假笑的样子，似乎和他们的主子、和“豪门”并不是一伙的，所以，鲁迅才撕下了他们的画皮来。但中国今天的时代，确实大不同了，在邓小平那个“少数人先富”大政策的带领下，可以为资本家和剥削公开招摇喊叫了！这是个极为深刻的变化。“学者们”在装模作样上已经大不同了！这种不同，不仅是相对于改革前，而且与千百年来的学者之风迥异。也所以，当代中国，许多学者式的资本家走狗们，在上面的支持下大喊大叫，他们也不用假装同情穷人了，他们太兴奋了，于是也就变得近乎疯狂了！
　　刘吉，看来就是这样的疯狂者的代表之一。当然，也就只是个代表而已。

　　从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刘吉并非一个真的社科学者，而是个只知高声叫骂“草根”学者的家伙。他看不起草根。他是从上海“宣传官员”位置上，爬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位置的。什么人能够爬到这个位置？这不难想象。什么人会看重这些“官员出身”的“学问管理者”？当然也不难想象。中国有一张黑网，把“学问”真正用“行政办法”管起来了。所以，现在的中国，几乎谈不上还有什么人在真正做学问了，中国的许多“学术”也只好越来越官话化、狗屁化了，一钱不值。
　　刘吉居然硬说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太自负了，这实在是欺人、又自欺。这种把自己看成是“无懈可击”、也就是一点错儿都没有的人，是不可能认识真理的。他这里对记者说的所谓学说，其实也到处是“懈”，说实在话，简直都不值一驳，实在是让人懒得一击。因为他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学问”，实在太没水平了。而且老实说，他说的那些话甚至也没有多少“欺骗性”，因为这样的讲话欺骗不了谁。就是说，他欺骗不了中国人民的多数，他只能欺骗自己。

附（一）：

刘吉：我提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的观点无懈可击

2007年03月18日 05:39

经济观察报

　　“我是一个 ‘四高分子’———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热情高。”刘吉说。

　　2007年3月8日上午，全国 “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五楼刘吉的办公室里，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让记者着实领略了他的“热情高”。

　　1958年，刘吉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从事科研工作，不惑之年却转向了社会科学研究。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目前担任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是什么促使他“半路出家”？

　　“改革开放后，李昌同志(当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反问他，‘你当年为什么参加一二·九运动？’他说因为当时‘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回答，‘我也是。十年文革，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实验桌’呵。”

　　一个多月前，他对《南方周末》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此言一出，舆论大哗。不同意刘吉观点的，占绝大多数。

　　当记者告诉他一些读者给本报写信批评他的观点时，他要求记者把邮件转给他看。他高声说：“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和他们当面辩论。”

　　刘吉滔滔不绝地阐发着自己对两极分化和原罪问题的见解。楼下的长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他中气十足的声音压过了大街上传来的噪音，性情之率真，精力之充沛，全然不像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提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是无懈可击的

　　经济观察报：自从你对媒体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甚至可以说舆论汹汹，其中批评质疑是主流，谩骂者也大有人在。你怎么看待这种局面？

　　刘吉：我提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看都是无懈可击的。

　　什么叫两极分化？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就知道，两极分化是马克思提出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无产阶级劳动，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导致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化。一个越来越往天上走，一个越来越往地下走，此谓之“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的生活也比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的中国人生活好多了，哪来“两极分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毕竟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而且其间的绝对差距确实在扩大。

　　刘吉：有的得到的多些，有的得到的少些，由此出现的差距是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这不是两极分化，因为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绝对富裕化。

　　这是定性的判断，然后我们定量地来看。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从6.4亿降至2.2亿，人口贫困率从64%降低到16%。按照中国数据，1978年有2.5亿人不得温饱，而2003年贫困人口3000万！如此短的时间里面，贫困人口降低这么多，绝大部分中国人进入小康生活水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所以当时联合国在上海召开了世界扶贫大会，召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来学习中国的经验。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是在中国召开了一个现场会。

　　刘吉：世界公认嘛。

　　还有一个很好的指标是银行储蓄。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人均储蓄只有2块多，现在我们是多少了？现在我们整个银行储蓄有13万亿多。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是万元户啊。说实在的，今天大多数人的银行存款都有十万八万的，少的也有几万。

　　有人说存款里面80%是有钱人的存款。我说这很滑稽，有钱的人把钱存在银行里？有钱人分几类：一类是贪官。贪官要是把贪污的钱全存在银行里不就暴露了？要存也是存少部分的。他贪污的钱要么存到外资银行里去，要不就是像沈阳副市长马向东那样把钱藏在夹壁里，都烂了。再就是民营企业家，他的钱还要扩大再生产，他要去投资，投资才能够赚更多的钱，所以现在的流动资金不够，老想贷款，贷款信用不够，他欠着银行的钱，他怎么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呢？还没有听说把钱存在银行里能变成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所以真正把钱存在银行里的是老百姓，因为工薪阶层即便想投资也不知道怎么投，生活好了，有一点积蓄，投资怕风险，当然是存在银行里，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怎么可以拿来做“两极分化”的文章呢？可能80%是城市人口的存款，20%是农民的存款，这反映了城乡差别，但是不能说银行的存款这么多不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我说，根本不存在着什么两极分化、绝对贫困化，没有这事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普遍的，有的提高多些快些，有的提高少些慢些。这是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功绩，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说一些年轻同志，他们没有经过普遍贫穷，他们一般都不知道这些数据，还情有可原，问题是那些自称为“草根经济学家”的学者，你们挂着经济学家的牌子，说两极分化，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说两极分化的人就是想否定改革，反对、否定邓小平的改革，把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认定为资本主义复辟！还是郎咸平先生坦率：“当今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是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

　　经济观察报：有人会说，你这是在给人家扣帽子。

　　刘吉：不是我在扣帽子，而是确实有些人别有用心。我看到处宣扬中国存在两极分化的，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造反起家的暴发户，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天堂，其实他们生活也改善了，但他们失去了权力，心怀不满；第二种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是些不知感恩的人。请那些在网上谩骂的人晚上睡在床上扪扪良心自问，他家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去问问他爸他妈。

　　正确认识中国存在的贫富差距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现在确实有贫富差距吧？

　　刘吉：当然我们现在有贫富差距，差距也比较大，这是事实。谁要否认它呢？我也不要否认，我也否认不了。既然搞市场经济，差距就是要拉开的，这是规律，我干吗要否认啊？好像我否认两极分化，就是否认贫富差距，还说我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真不知道谁在那儿闭着眼睛说瞎话？根本不需要否认贫富差距，问题是怎么看贫富差距，怎么正确认识贫富差距！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有贫富差距是好事？

　　刘吉：过去我们崇尚平均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分配压抑谁呢？才能高的、才能大的、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人群，先进的人群受到压抑，生产力怎么能发展呢？社会怎么发展？蛋糕怎么做大？这样下去国家只能越来越贫穷，普遍贫穷。

　　人的才能有大有小，对社会劳动价值大的，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就应该多拿，这才是公平。劳动价值低的，劳动贡献小的人少拿，这才是合理的。如果不管贡献大小，大家都一样平均主义分配，这公平吗？最后只好大家都不干活，养懒汉的社会怎么前进呢？任何一个群体，公平合理的分配都是常态分配曲线。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里，天才都是少数，傻子、低能的弱智者也是少数，大家都是中等智慧才能的人，常态分配曲线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阶层占大多数。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按照常态分配曲线分配，最后就是菱形的、橄榄形的社会。

　　刘吉：这才是最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也是最有效率的分配，因为少数人致富了，劳动致富了，在前面起了引导的作用，大家向他看齐，激励大家前进。这种橄榄型的分配不仅是最公平的分配，也是最有效率的分配，这种分配是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这样的社会才能不断地往前进，可持续地往前进，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改革开放使“平均主义分配”走向有差距分配，是历史性进步，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

　　经济观察报：那么怎样理解共同富裕呢？

　　刘吉：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不是说大家一样的均贫富，这就是小农经济、小生产者的共同富裕观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观的根本区别。小生产者的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怎么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啊。均贫富就是把地主打倒，最后他当地主，这就是起来造反，当流寇。这就是很简单的，不要社会改革，不要创新社会制度。这种事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并没有解决重要的贫困问题，最后还是普遍贫穷而且是周期性的战争。只有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各尽所能，各取其值，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观。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共同富裕观，一种是小农式的，以所谓的均贫富为体现形式。

　　刘吉：这种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是反动的。

　　遗憾的是，在我国，均贫富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中国在思想领域里面真正的阻碍是小生产者封建主义的小生产意识。中国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小农经济的小生产意识是马克思教条主义的社会基础，它们互相呼应。教条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得到小生产者的拥护，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他们向往的是马克思早已批判的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他们似乎也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封建主义为了失去的天堂是视资本主义为死敌的！

　　经济观察报：如你所说，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观，在这种共同富裕观里，效率与公平如何统一？

　　刘吉：要想各尽所能，要想各取其值，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所以邓小平开创的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才是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不是说没有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仍然是有差距的，但只要这个差距是按照人的才能或者是劳动价值分配的差距，就是合理的差距，就是一个公平的差距，这就是社会活力有动力的差距，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社会怎么前进？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嘛！

　　四种不公平不合理的贫富差距

　　经济观察报：那么，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否就没有问题呢？

　　刘吉：现在的差距是不是都是好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善的，旧的体制还在起作用，包括均贫富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还有广泛的市场。各种因素交织，造成很多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我认为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腐败。腐败就造就一批贪官，也造就一些不法企业家。腐败怎么形成的？主要是体制腐败，因为企业进入市场经济了，而政府还延续着很多权力，既然时间就是金钱，你早批下来我就赚钱，你迟批下来我就没了，而迟批一天、早批一天的权力在政府这里，自由裁量度很大，因此权钱就可以交换，权钱一交易，这就腐败了。这叫体制性腐败。政府不应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位置上去。因为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当然是不合理的。

　　经济观察报：而且这种差距给公众的印象是最坏的。

　　刘吉：现在腐败淡化了，谈贫富差距成了第一位了，好像跟腐败没关系，这不是很荒唐吗？不知一个是因，一个是果，舍因论果就要走入歧途，求因果追本原才是正途。

　　第二种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就是市场经济法制的不健全，因此有很多“寻租”的机会。某些官员亲属以此“发财”就属此类。

　　第三种就是垄断，垄断造成贫富差距。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把用全民的资源赚的钱，给自己发工资。把全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剥削过去了，这像话吗？某些外企收购国企民企形成行业垄断，也属此类。

　　第四种就是一些 “血汗工厂”剥削。比如报载，在深圳、东莞等地，女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显然是在剥削工人，获取超额利润。由此造成的差距也是不合理的。这个差距也是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造成的。

　　我认为这四种造成的差距都是不合理的，因此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合理的差距，而不是笼统地讲贫富差距大。什么范围之内的差距才是合理的？我认为在数量上限制是毫无意义的。关键要在这些性质上解决它。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财富多少，而是看他财富怎么来的，以及怎么用的，这才是对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不能一般性地反对贫富差距，这没有意义？

　　刘吉：有贫富差距才是好事情，“均贫富”才是祸害无穷。当然，我们的贫富差距也不等于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是质的差别，贫富差距要看两类，一类是通过劳动获利造成的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差距，是我们赞成的；第二种差距是非法的、不合理的差距，我们是反对的。因此不要笼统地去反对贫富差距，而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特权问题，解决法治问题，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夸大贫富差距问题，就会搞乱社会思想，加之煽情，就会走到“均贫富”的老路上去。不如反腐败，健全法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经济观察报：与贫富差距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原罪”。所谓“原罪”就是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非法获得的，近年来出现了要追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的呼声。而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认为，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

　　刘吉：我赞成胡德平的看法。“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经济观察报：那怎么看待民企初期的诸多行为规范问题？

　　刘吉：首先，必须认识到，民营企业崛起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结果，是邓小平倡导的，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民企“原罪”，不就是等于说改革开放有“原罪”吗？不就是等于说党和国家、邓小平有“原罪”吗？关于民营企业本身状况，总的估计，我的看法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在当时起来的第一批民营企业中，完全干干净净的是少数，完全是靠非法起来的也是极少数，大多数当时也不是完全合法的，或者是打了一些擦边球的。那么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你没有法律，你法律不健全啊，有的法律是计划经济的旧法律，正是需要改革冲破的。当时国家允许搞民营企业，但又没有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也来不及搞这些，没有实践谁又知道该做哪些呢？比如又不给人家资金，没有融资法，也没有合法物流渠道，个体户只能冒“投机倒把”的罪名跑单帮嘛！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给你政策，你搞去吧。

　　刘吉：当时的政策允许他们这样干。如果要追究的话，应该追究的是我们的政策。是党的政策鼓励他们这么做的，他们打了一些擦边球。考虑到这种历史背景，可以这么说，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完全干净的也有，是绝对有的，如中关村一些企业就是科技人员干起来的。即使是打了擦边球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些企业家是怎么过来的？有的就睡在装猪的火车上，他没有钱啊，就爬到运猪的列车上去睡觉，你说他违法的，可是你知道他多辛苦啊！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是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我说你不是，你有“四千万投资”：“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万计，历尽千辛万苦。”

　　现在人家富起来了，就来倒打一耙说人家“原罪”，这是典型的小农思想、“红眼病”，要不得。当时你干什么去了？你怕旧体制整你，也怕吃那些苦嘛！

　　《经济观察报》：人民大学的何伟教授说，“原罪”这个词不知道是谁造出来的，可能是从《圣经》里面借来的，《圣经》不是讲“原罪”吗？

　　刘吉：《圣经》讲所有人都有原罪。现在拿到企业家身上来说事，第一是不符合事实，第二，即使当时有一些擦边球，也是情有可原、法理可容的。在改革初期，不违反过去的旧法，你怎么改革？这不能叫原罪，改革旧制度、冲击旧制度怎么能说是原罪呢？“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是革命的秩序，列宁曾对那些指责革命的人说：“革命的秩序是最合理最好的秩序。”毛主席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敢于冲击，打擦边球冲击旧体制，结果实践证明它是对的，这个就不可以叫原罪，这叫历史的贡献。

　　我们要正确地评估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民营企业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交了多少税，给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这样伟大的贡献和他们打当时的擦边球，可以相提并论吗？中央文件写得清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且民营企业家中间还有10%到15%是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致富，你能否认他们是共产党员吗？即使少数当年有非法行为，有的在以后不同阶段被“绳之以法”了，而大多数现在也不干了。当他是万元户的时候、十万元户的时候，他可能做了违法的事情，当他变成千万户、亿万户的时候，他就是遵纪守法了，成“正果”了，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不需要再违法了，现在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是遵纪守法的。

　　《经济观察报》：他会觉得不值得再去冒违法的险？

　　答：我想是这样。现在社会主义法制越来越健全了，人们的法治观念也在不断加强。遵纪守法可以致富，冒险犯法干什么？即使当时第一桶金是不好的，二十几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就是追究法律责任的话，也是过去的了，20年失效了，不允许人有点错误啊，不允许人改正错误啊，你这点宽容都没有啊？这就没有道理了。如果他现在还继续干违法的事情，我们法制健全了，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笼统地提“原罪”，本身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事实。明明知道不符合事实偏要提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了。无非是想把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打成黑心肠的资本家，制造今日 “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复辟的假象！一般老百姓是想不出“原罪”这个词的，用莫须有的“原罪”蛊惑人心是值得警惕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本刊记者 马国川 北京报道

附：（二）

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刻

中央民大教授 张宏良先生：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 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
　　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 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
　　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 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 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
　　约2000万少女被迫#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 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 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的财富挥霍，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土地主还是现代社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
　　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4，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 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 ～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 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人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5，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 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
　　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 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而死在家里。
　　《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6，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 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省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 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 —20 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殖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如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 年底，仅海外**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级**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支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支解为许多小国。（九派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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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和30年前比富，意义何在？ http://www.lizhining.cn/articles/random/d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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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0年前比富，意义何在？

（2007.3.9.）

张先生，您好！

我读了您的来信。谢谢。其实，我不是个刀客，我不太确切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多年以前看过一个台湾的武打片，名叫《刀客和路客》，如果“刀客”指抱打不平的人，我也似乎有几分像。但在学术界，我基本上是孤独的、没有名气的、无人理睬的、自己径自讲着自己个人想法的所谓“研究人员”。我知道自己学术水平不高，所以也很安于自己的现状。

我是不是更倾向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也有可能吧。我写的东西，大都是综合地来看人类社会的，这也可能与我的研究专业（中国当代经济史）有些脱离。但我是兴之所至，我只是想把我的想法都写出来，如此而已。我没有任何恶意，我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更适于中国人民多数的利益。实际上，社会上的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各种学问之间，也是如此。

吴敬琏之流的经济学家貌似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但这些经济学家们的作为，只能表明，他们大都对目前的政治状况是满意的。不然的话，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不一样，以他们这些人的地位，是能够影响国家大事的。或者是，他们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套，但是嘴里不说，所以他们才不谈政治的。我认为，这就不是一个诚实学者的作为了。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这样，都是不负责任的。

确实，我对目前那些整天说空话、说套话的官场现象感到很烦躁，有时会有批评或指责，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修养不够。我没有练到“心如古井水”，总会面对某些很赖的事情生气，人之常情，在所难免。大家都会有情绪，但人们考虑的常常是，是不是把意见“说出来”？说出来，对自己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害怕，这当然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国社会是复杂的，有时是很冷酷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大家都不把心里话说出来，都憋住，闷在心里，对身体未见得好，而这个社会也就因此会变得很虚伪。

我常常希望，学者们能够对中国社会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就像当年的鲁迅所做的那样。那才是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也应是“学者”二字的本色。但现在中国学者们的主流，却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这就很可悲了。我说的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而且，中国的学者们还常常不仅如此，他们还不仅仅只是“有话不说”，而是多数时候简直胡说一气，表现出吹捧和逢迎的马屁作风。这是令人感到难过的，不仅为中国社会难过，也为这些学者们自身难过。他们把本来很清高的“学者”二字，变得俗不可耐，甚至也变成了一种为自己搞钱的趁手用具，和什么“官员”、“企业家”、“大腕儿”、“能人”这些词汇混在一起，可以说不分高下，难以区分。我最近看到网上说，英国有报章评论中国的情况，说中国是贪官污吏、黑心商人和无良学者的“黑三角”。所以，我也很为“学者”这两个字难过了。

我从不歌功颂德，总是喜欢批评，这也可能被认为是个不好的习惯。但是实际上，歌功颂德才是真正的恶习，只有批评才是良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否定了知识分子“不歌功颂德”的品性。所以可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倾向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有“不歌功颂德”的风骨。只是后来，大都被悠悠岁月磨掉了。

而中国目前有的事情，实际上真是应当批评一下，才能使人们头脑清醒一些。但是有些事，就是没见到有人批评。

举个例子，国家发委（即前“国家计委”）的主任最近在两会上讲解贫富分化问题时，强调要“自己和自己比”，这就是个很奇怪的比法。而他的论据则更奇怪。他说：“2006年和1978年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平均每年都增长6.7%。”因此他说：“生活水平改善，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翻天覆地的。我们刚过完春节，倒退二三十年，那时候春节我们吃什么、买什么、用什么、玩什么？可能在座的年岁大一点的人都记忆犹新。那时候就是一个人增加半斤花生、二两瓜子、三斤带鱼，还得拿本排队。现在过年大家吃什么，光放鞭炮就海了。压岁钱过去一毛、五毛就不错了，现在也是一张，但是变成一百元，有的甚至是上千元，都不同程度说明我们的生活有明显改善。”

这就是一位发委主任、一位国家高官讲的话么？我简直没看出什么“水平”。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拿今天和30年前相比？30年都过去了，就是说，一代人都过去了，20多岁的小伙子，已经变成了50多岁的老头子了，但高官还在那儿讲什么“二两瓜子”的故事，有说服力吗？韩国自60年代到90年代也是30年，60年代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2美元，他们现在怎么已经可以不“自己和自己比”了？而是和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去比了？再说30年，从1978年退回去30年，那是1948年，那是个什么年月啊？是不是1978年也可以说比30年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呢？这种比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明白，如果30年里才“生活有明显改善”，那算什么“翻天覆地”？而如果30年的长时间里，人民生活都没有“明显”改善，就像“文革”时那样，十年里都不涨一次工资，这在“和平时期“是说不过去的。

再说，说城乡的人民纯收入“平均每年”都增长了6.7%，又有什么意义？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增长的。有的“先富起来的人”可能每年增长1000%，而有的人则可能生活下降，在0%以下。我认为，想用6.7%的这么个“平均”数据来说服中国人民，是不容易的。再说了，6.7%，也并不是个令人震惊和欣喜不已的数字。近30年间的GDP又增长了多少？起码是9%以上吧？

我写的是这些，无非是想向您说明，我的确有时对“时事”进行了批评，但这批评是必要的、负责任的、而且根本不是恶意的。

祝好！

李志宁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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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不要再念“蛋糕经”了 http://www.lizhining.cn/articles/random/e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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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念“蛋糕经”了

（2006.3.31.）

　　我觉得，无论学者还是国家，都不要再念“蛋糕经”了。

　　最近，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酸溜溜的文章，就是那种专门描绘高级人物们的散文。这些文章写完后，好像还要在醋坛子里泡一泡，使人看了不由要倒了牙。例如，从报纸上知道，马凯先生最近也成了奇才。我以前早就听说马凯这个名字，但最近才知道，这位“国家计委主任”似乎还是一位诗人。能吟诗作赋，也是一件儒雅的事，不错。
　　不过最近读了一篇3月20日的报道说：马凯在一个高层论坛上说，“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当然公务员的工资也好、企业职工的工资也好，都要有新的增长。”（见2006.3.24.《报刊文摘》头版）
　　据报道说，马凯的这短短一句话，让台下数百名听众鸦雀无声。为什么呢？
　　我的脑子慢，看了半天，对这句话好像没有看懂。我觉得文法上有点古怪。
　　马凯先生接着说：“我们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蛋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的提高。”“着力改变目前存在的职工、特别是工人最低工资制度上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最低工资水平过低、几年不提高等情况都要逐步改变。”
　　文法上的事不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话风格。
　　但为什么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后，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种说法，就很有点陈词滥调了。这早就是经济学家们的说词，起码80年代以来，就已经听得腻住了。事实上自改革后，人民生活在近30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一种“逐年地稳步提高”，而是出现了混乱的分配。有的人一下子提得很高，有的人多少年提不了一点，有的人则由于下岗失业而生活大大下降了。但自文革结束，“蛋糕”却是稳步做大的。2004的GDP蛋糕，按可比价格，已经是1978年的10.3倍。而同期，人口总数增加了35%。所以，“蛋糕”已经不可谓做得不够大了。
　　那么人民生活呢？我不想用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这样的统计数据，因为这里包括富豪的收入。我感觉，还使用人均工资的数据好些（虽然其中也有若干国企高管的剥削性“高工资”）。但是200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以1978年为基期（=100）的人均工资增长指数。所以，没办法，只好自己算一算了。在这本《统计年鉴》上，还比较粗，有的年份没有。从1978-2004年共有26年，但年鉴上只有19个年头。无奈，就对付着算算这19年人均“实际工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一项统计内容，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平均增长率吧。
　　19年的“环比”增长的数据是：106.0（1978）；106.1（1980）；105.3（1985）；95.2（1989）；109.2（1990）；以后就是每年都有了：104.0；106.7；107.1；107.7；103.8；103.8；101.1；107.2；113.1；111.4；115.2；115.5；112.0；110.5。
　　我计算下来，19年的平均增长指数为6.88%。也就是说，26年间“实际工资”的增长，2004年大约是1978年的3.5倍。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26年间GDP的增长为10.3倍，而人均“实际工资”增长只有3.5倍。
　　我不知我的计算是不是有问题。但我想，大致上差不多。而且，由于2005年底修订了2004年GDP，说少统计了2.3万亿元，达到159878亿元（而《中国统计年鉴》原来公布的是136875.9万亿元）。
　　这样一来，GDP的增长，也就不是上面说的10.3倍了，还要更高。
　　而我国职工的人均“实际工资”的增长还是3.5倍，不会有变化。

　　这说明了什么呢？
　　改革以来的历史说明，人民实际工资的增长，与“蛋糕做大”没什么关系。
　　经济学家总是说，要保持一个增长率，要把蛋糕做大，否则人民的就业呀什么的，很多事情就不好解决。
　　我想说，那都是骗人的。
　　关键是：掌握了钱财的那些人，愿不愿意改善广大职工的工资状况？只要愿意改善，财力其实根本不成问题。那么多贪官贪污，从来没听到国家说：哎呀，财力不足了！但是一说到要给广大职工涨一点工资，减轻一点人民医疗和教育的负担，不要拖欠民工和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什么的，那就会听到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一起高喊：没有钱啊！财力不足啊！还要加强税收啊！……

　　蛋糕，已经做得那么大了，还是财力不足！那么蛋糕要多大，财力才能足呢？我看，我们的政府会永远叫着不足的。不信的话，等着看看好了。
　　蛋糕做了那么大了，我今天在电视上瞥了一眼，看见两个税务员在偏僻的小山村收税。那么穷的地方，收得个起劲！我立刻想起一句唐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税收，谁都知道，主要应当由富人来承担。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下台时曾告诫布什“不要减税”，但共和党人布什执意减税，为的是减轻富人的负担。尽管布什和不少中国官员一样，是和富人心连心，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税收主要是富人承担的。
　　中国相反，个税竟然主要是由穷人负担。
　　建国初期时，陈云心里很明白并明确，税负、公债，主要的对象都是工商业者（也就是资本家）。现在好了，有钱人在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照顾，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就这样，他们还是偷税漏税的主力。国家对穷人，则板起了越来越冷的面孔，个税要工薪者多出，银行对小户要收费，就是警察对较穷的人都会多一点盘问吧。
　　穷人，真的很痛苦。
　　真是，有时想想，最痛苦的大概要算那些革命先烈了，他们当年为了穷人，把所有的血都流尽了。现在在泉下，可能也正在痛哭呢！

　　（按：人均“实际工资”19年平均增长指数，我又计算一次，为6.91%。基本差不多。计算方法为“几何平均法”。简言之，就是将每年环比的增长倍数、而不是百分点或千分点，相乘；然后再做开方，相乘了几次，就开几次方。在上面的例子中，就要开19次方，因为是19年。如果数据是26年间的，相乘26次，就开26次方。可以用对数做，也可以用带有函数的计算器做，不困难。　　　　　　　　　　　　　　

　　　　　　　　　　　　　　　　　　　　 　　　　　　　　李志宁 2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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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保护劳动者不受资本的过度侵犯 http://www.lizhining.cn/articles/random/d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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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劳动者不受资本的过度侵犯

（2007.2.21.）

【网友xin da发来邮件 2007.2.21.】

李老师:
　　春节好!值此新春佳节遥祝您全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好久没看到您的新作,怪想您的.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希望您能对此作个评论(若有打扰敬请原谅.谢谢啦):

中共改革派倡民主 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十七大前夕，中国党内改革派理论家谢`韬在最新一期理论刊物《炎黄春秋》发表言论大胆的文章，提倡民主，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据美国之音报道，海外媒体注意到，在十七大前夕，中国党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斗空前激烈。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公开赞赏西方强国的民主崛起之论，随后温家宝又签署《国务院令》，宣布在奥运期间放宽对外国记者采访限制，继而又宣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扩大公民知情权等，让海外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期望。
　　在邬`书`林禁书风波之后，《北京日报》首发《民主是个好东西》，接着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刊发，并且被各个网络媒体争相转载，海外舆论纷纷猜度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否代表中共高层的观点。
　　春节刚过，中国国内的改革派理论家20日发表了另一篇言论更加大胆的文章，受到海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每次中共举行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共党内各派力量都会就改革方向及速度展开激烈论战，并试图影响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取向。
　　党龄超过六十年的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最新一期的理论刊物《炎黄春秋》发表长文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坏现象，使党内“左派”趁机利用群众的不满，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
　　谢`韬的文章题目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艺术所撰序言》。谢`韬在谈到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提出，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的命题。文章还援引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的回忆录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谢`韬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现象，“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份、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而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谢`韬在文章中说，有人说中国的制度好得很，中国绝对不能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谢韬认为，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的制度不能够阻止把五十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法西斯式的文革废止中国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问道：“说这个政府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护宪法尊严方面形同虚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谢`韬在文章中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了。谢`韬说，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他说，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公开呼吁胡锦涛和温家宝要大胆直言，不要回避争论。他说，过去中央采取的“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以及“不争论”的政策等于是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放弃了自己的答辩权，任凭左派对改革开放进行攻击和非难。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负责人陈奎德对谢韬的文章表示高度的赞赏。陈奎德说：“谢`韬在文章中表达了近年来中共内部一些觉悟了的老党员以及党内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看法。谢韬先生我见过，我们在美国谈过很久。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过去也受过很多苦，包括胡风集团等，经历过很多党内的风风雨雨和各种残酷斗争。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做法是完全拒绝了。
　　“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在世界上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从社会学上的角度，比较确切的说法是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为左翼的自由主义。”
　　不过，陈奎德指出，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有些不同。陈奎德认为，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对私有财产给与足够的重视，因为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权力最基本的来源；其次，陈奎德主张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2007.2.21

【李志宁回复 2007.2.21.】

先生您好！春节好！收到来信，感谢您记挂着。

关于您今天发来的文章，我认为，这件事情，有总比没有好。但我一直觉得，外国人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总有点隔膜。他们把中共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并没有事实依据。而且，他们似乎还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的，这很难抓住事情的要害。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官员层，问题还是从整体上出现了一种“利益集团化”倾向。所以，我们的“政”党，几乎不像一个标准的政治组织了。从三个代表的提出，例如自称是“生产力”的代表和“利益”的代表，可以看出，中国官员层正日益变成一个“经济组织”、而不是政治组织。对于贪官污吏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具有“超经济剥削”性质的组织。他们没有政治理想，没有明确可行的政治纲领，他们的全部政治语言都是空话和老套话。而现今，几乎所有的官员，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对“经济”和“利益”情有独钟，大讲特讲，而且倾心追求。于是，可以说，国家的各种名义上的“政治组织”也都“公司化”了，除了赚钱，几乎中国任何大小官员都没有了更高的政治理想。而国家的各种政治职能都大大蜕化，其“经济”职能远远超过了“政治”职能。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一个直接原因，由于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进步，一下子变得万分艰难。既然大家都不谈政治了，也就都没有政治理想了，于是，全社会，人们的注意力，包括官们的注意力，都自然集中到“经济”上，人们的眼睛都盯上了钱，都去搞钱。赚了钱，这既实惠又能被称赞为好猫，大家都乐此不疲。1989年的人民反腐败洪流，那么声势浩大，史上空前，但是由于枪响而彻底失败。此后，贪官污吏大发展，而且不仅是官，包括很多民，只要有哪怕一点点权力，也要追求腐败。几乎全民族都由反腐败转变为追腐败，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从此后，算真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不太相信现在高层有所谓“政治改革派”。我也不太相信有你发来的文章中所谓“中共党内各派力量”。如果真的有，如果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党内有派”，那中国的政治形势也早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样子。

对潘文所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坏现象，使党内‘左派’趁机利用群众的不满，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不能认同。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回到前面一个“时代”，条件不同了，事情总会有所不同。前面的时代是回不去的，即使“左派”再怎么鼓吹，也没有任何可能。所以，这样内容的“左右派斗争”并没有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否“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事情并不重要。倒是，更重要的事情肯定是当代，而不是前个时代。对于“改革”的错误，对于“以改革的名义”所犯下的任何错误，采取回避的态度，给人民扣帽子的态度，那都是没有用的。

“事实”本身是什么？究竟“真理”是什么？这，不会取决于任何人的“态度”。

至于我个人，我想写一篇文章，酝酿很久了，我想重新梳理一下建国以来的历史，写一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由于一时没有了李志宁网页，无法动笔。其实，现在虽然没有毛泽东了，但政治制度上与当时并没有多大区别，依然是专制制度，并不是民主制度。有人说，现在人们说话比那时自由多了，其实，这个自由并不是改革给的，而是人民自己给自己的。当几十年下来、人们“听话听烦了”的时候，大家都不由说起了自己的话，终于法不治众。而从官员层来说，从管制习惯来说，人民至今依然没有获得无拘无束的言论自由，也没有出版自由，甚至仍然没有思想的自由。您瞧，咱们的宣传官员们，不是至今仍每天在“教育”着人民应当如何去“想事情”吗？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宣传”，或者是“宣讲”，而不是讨论，不是去征求人民的同意，那就谈不上思想自由。

在中国，尽管国家大法（《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但人们不难发现，这部大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是多么不被官们和人们当一回事。在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空有悲愤地拿起一本《宪法》，但《宪法》无法保护他；周恩来面对“革命小将”的疯狂举动，只能无奈的说他们已经“超越”了宪法……。什么时候，宪法能成为一部真正的国家大法呢？宪法又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部限制所有人的权力、特别是要限制所谓“最高权力”的大法呢？。这其中肯定有个道理。

（《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再说改革？中国的“改革”已经被历史证明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涨价”二字；说得复杂一点，“改革”，就是要取消社会保障和人民福利，让高剩余价值率下面生活的劳动人民自己到困难线上去挣扎，而贪官污吏和不法资本家，则有可能攫取大笔财富。医改、教改等一系列改革都证明了“改革就是涨价”，几乎没有别的了。

让资本家富有，这一点也不困难。而要让劳动者富裕，才能显示出“政治制度”的优越。中国的“改革”恰恰是让“少数人”暴富的改革，是让中国回到人吃人的18世纪的欧洲社会。无论再说多少改革将会“共同富裕”的漂亮空话都没用，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优越于中国的专制制度，并不仅在于它“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在于它们的脑体劳动者可以自主成立各种工会组织，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不受资本的过度侵犯。这是使西方社会能够安定的精髓。中国的不少官员和学者几乎是只看到前者，说明了他们的立场，说明他们早就失去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立场，一些人早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可以说成了“发财先锋队”。

另外，我不喜欢姓谢的文章嘲笑“理想主义者”的语气。19世纪老的理想主义者是可敬的，包括圣西门、欧文和马克思这些人。他们很同情受苦的工人阶级，而现在无论是盲目吹捧马列毛的一群愤青，还是如谢`韬这种反对马列毛的人群，他们的同情，他们的依恋，或者在高高在上的领袖（如毛邓），或者在发了横财的资产者（如民营企业家者流），我觉得在这两种人的心灵深处，都没有对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同情心的位置，甚至，连怜悯都没有。

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和他们这两个方面都相反。

所以我常在“学术”上感到孤独。现在，不少有“学问”的人们惺惺惜惺惺，不少攫取到财富的人们也会惺惺惜惺惺，只有我，和任何人都不“惺惺相惜”，因为我又没有学问又没有财富，既不同情领袖们，也不同情资本家，只是比较同情穷苦的劳动者。所以，不少同事认为我是个低水平的研究人员，我当然也从不分辨什么。道不同么。

谢在文章说到反右、大跃进、文革，说中国的制度对此没有反抗。的确如此，但是改革后，中国的制度对1989年可怕的流血事件，也依然没有丝毫反抗。所以，改革后并没有出现制约权力的民主宪政制度。我看，不仅在政治上，就是经济上也没有出现制约贪污和行贿的有效制度。据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所有国家，但是30年搞下来，大陆中国人的收入大致只及四小龙的1/10，只及美国的1/20-30。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制度也不是个好制度。

您发来的文章说，一个陈姓的美国人说谢的文章“表达了近年来中共内部一些觉悟了的老党员以及党内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看法”。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我曾接触过不少老共产党员，他们早在70-80年代之交就提出了大量对中国制度的批评。他们对专制主义的批评相当有水平，并且很尖锐。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80年代初期，大量刚刚被“解放”的所谓老干部，就被用“离休”的方法大批驱离了政治舞台，毛泽东用打倒和下放的粗暴办法，而邓小平用“离休”的办法，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让这些人失去“争论”的位置。这些人在1981-1983年间基本全都离开了政治舞台，只有那些听话和照本宣套话的极少数老干部留了下来，免得让毛泽东之后的新的领袖们产生不快、或者干扰他们的“改革”。所以，问题绝不是“近年来”才提出来的、才有所觉悟的。

先草草讲这么几句吧。

我今天出去看人，晚上9点才到家，没有仔细想，就先写了这些。如果说得不对，尽请批评。我认为，批评是获得真理的有效途径，而“查封”则不是个好办法，并只能起反作用。如果高明的学者们把我的“言论”批评倒了，那是真有本事，而且中国人民也会在这种“批评和反批评”中受益。

　　（近日在网上看见，有人批评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我以前没有看过刘吉的文章，今日一看，才发现此人确是鼓吹资本家利益的所谓“学者”。刘吉说中国现在没有什么贫富问题，因为邓小平当年将“共同富裕”的时间规定为可能“几十代”之后。起草文件时，有人将“几十代”几个字划去，但邓小平又将它添上了。刘吉认为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他搬出了邓小平。但那网友说，这就是说，邓认为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几十代”才可能共同富裕。几十代是多少？假设30代吧。一代是多长时间？假设30年吧。那就是说，900年之后，中国才会出现共同富裕。

　　　　　　　　　　　　　　　　　　　　　　　　　　　李志宁　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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