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版块 我的主页
论坛 休闲区 十二区 休闲灌水
3759 8
2007-05-07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月出版,16.80元。

  《论革命》,()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3月版,19.50元。

  《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科勒尔编,孙爱玲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5月版,37.00元。

 
  今天,世界进入了一个阿伦特担忧的“公共领域的政治”更加衰退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带来新的相对贫困,宗教信仰、民族之间不断发生激烈冲突等新的现实政治课题,也刺激人们重新研究、评价阿伦特学说的欲望。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阿伦特研究者关注点集中在她担忧现代性导致整齐划一的大众化社会的深刻危机,那么,我国学者恐怕会更加关心阿伦特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分歧。

  独立思想来自独立的人格

  根据伊丽沙白·杨-布洛赫的传记《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记述,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自1945年底开始写作。最初计划是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组成。1947年阿伦特调整了计划,和在前几年已发表的论著基础上写出的前两部分不一样,在撰写第三部分的时候,她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含有西欧政治思想传统的要素,因此世俗世界很难避免被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所吸引。于是,她开始转向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和研究。

  在《理解评论集》(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94)中,阿伦特强调:极权主义体制是20世纪产生的、没有先例的、没有比较可能性的史无前例的事件,使用现成知识体系和传统政治经验已经无法对它带来的一系列新现象进行完整的有效的理解。所以,为了理解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一个中介的方法,就是把现有的认知作为预备性理解,才可能不扭曲地理解极权主义体制中的“新生事物”的一部分,逼近其本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是这样一个中介的预备性的理解。阿伦特说:

  我是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做这样的事件:它不只是涉及少数人的思想、特定的民族与社会群体的命运,而是把所有人的生活纳入这样的体制之中,至少是实际上卷入了其政治体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崭新的统治。因为这个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条件与政治关系事件,所以,其他所有的传统的断裂的修复开始变得不可能了。那以后,我们的传统的断裂成了既成事实。它作为事件,任何个人要在事前对它观察、思考已经是不可能了,也不可能进行预测、作出预先安排。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光从过去的知性的、物质上的原因来进行推论了,所以只能在照亮自身、自身的过去的事件本身发光的地方所反映出来的那些原因。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已经与马克思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又具有新的意义。马克思是以往的大思想家中唯一的、不仅是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摆脱的那种困境的人物,而且也是被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统治形态所利用、或者可以说被恶用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他为我们提供了能回归传统的可靠的足迹。因为马克思还是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比如他反抗、颠覆传统,从停留在优先理论阐释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迈入了历史的、政治的活动之中),所以,尽管不得不把极权主义诞生作为20世纪最核心的事件,传统的崩溃也已经成了既成事实,我们还是对与这不一样的、在传统及其本身概念框架里没有的新的事实抱有一点关注(引自《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传统》一文)。
  
  在马克思主义者周围

  引起她转向对马克思与西欧政治传统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48年底至1949年春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澜。阿伦特在1949年6月3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非常厌恶地这么说:

  这里的政治状况,是令人忧郁的。特别是大学、大学教师(也有几位是意外的优秀人物)非常厉害,掀起反共的浪潮。本来很激进的、长久以来反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人,多少有点倾向国务卿那种立场,……结果大学教授们都不敢相互袒心置腹说话了。……人们甚至不敢提马克思这个名字。那些愚蠢的家伙,简直把贬低马克思作为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时期她还写了《前共产主义者》等文章抵制、批判麦卡锡主义对民主传统的背叛。当然更加深层地引起她关注马克思思想的原因,是她长期无形中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亲友们的影响。阿伦特的父母都是社会党党员;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场,战后作为著名记者(笔名Andens)依然积极地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她佩服的、认为很有才华的也曾都有交往的瓦尔特·本雅明、加缪、奥登、布莱希特也可以归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行列;她虽然很厌恶阿多诺,但是早年与阿多诺也有过交往。作为“左翼人士”对她影响最大的要算她后来的丈夫布鲁希尔(Heinrich Blücher)。布鲁希尔曾为德国共产党反对派成员,参加过卢森堡、李卜克纳西组织的斯巴达克团,亲历过1918年德国革命(孙传钊《阿伦特与左翼人士》,载于《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阿伦特研究了什么

  从2002年出版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来看,1951年阿伦特就开始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但是比较集中思考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从1953年春开始的。因为阿伦特1952年申请到了古根海姆财团对“分析马克思本身”(Marx analysis itself)课题的长达两年的研究资助。1953年11月,阿伦特曾受邀请去普林斯顿大学为克里斯蒂安·高斯研究班(Christian Gauss Seminar)开设为期2个月的6次讲座,讲授的内容就是上述“分析马克思本身”课题一部分——“卡尔·马克思与政治思想传统”。后来因为为了准备芝加哥大学沃尔格林的讲座,“分析马克思本身”的研究没有最后完成。估计汇集成本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手稿就是她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准备的讲稿(第二部分手稿口语化很明显)和当时撰写、提出的研究报告。

  这些思想以后都在《人的条件》(1958年)、《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年)、《论革命》(1965年)和遗著《精神生活》(1978年)等著述中系统地表述出来。她政治思想体系中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政治与哲学的关系——西欧政治传统2500年的发源问题;“活动”、“劳动”、“工作”之间的区别问题;关于权力与暴力区分的问题;近代以来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蚕食问题;关于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贡献评价等等都有涉及,而这些课题无一不与马克思思想对西欧政治传统的挑战不无关系,所以,杨-布洛赫在上述传记里评述:“《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和《论革命》都是追溯马克思思想源头的产物。”阿伦特对马克思思想的热衷关注大约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后期。阿伦特在这些手稿里最主要的是关于马克思的三个命题的论述。

  这三个命题是:一、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二、劳动创造了人;三、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

  首先,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发端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传统遮蔽了本真的古希腊政治经验,终结于马克思。鉴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教训,柏拉图开始的政治传统把人间世俗社会视为黑暗的领域,追求终极真理的哲学家必须离开这个政治世界,选择独自“沉思生活”;马克思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政治与哲学、哲学家关系观,声称真理正在人类事务之中,哲学的真理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能真正完成,所以,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第二,马克思颠覆了传统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观念,颠覆了古希腊的人的条件——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为标准——把劳动、制作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上。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19世纪后半期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结果,却与他的最后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消灭劳动的异化,争取最大限度的余暇是相矛盾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正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蓝图。第三,在阿伦特看来,希腊城邦市民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对话,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的终极目标,马克思颠覆这一传统,强调暴力的历史作用,也和国家、阶级消亡后失去暴力可能性的共产主义理想相矛盾。
  
  现实意义:联系与分歧

  今天,世界进入了一个阿伦特担忧的“公共领域的政治”更加衰退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带来新的相对贫困,宗教信仰、民族之间不断发生激烈冲突等新的现实政治课题,也刺激人们重新研究、评价阿伦特学说的欲望。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阿伦特研究者关注点集中在她担忧现代性导致整齐划一的大众化社会的深刻危机,那么,我国学者恐怕会更加关心阿伦特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分歧。

  尽管阿伦特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两点是共同的:一,看到工业革命后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二,都向柏拉图以后的西欧政治传统提出挑战。这一手稿和她去世后后人整理的多种书信集、《政治是什么?》、《康德政治哲学讲座》、前述的《精神生活》和《思索日记》等文本一样,对于准确、全面阐释阿伦特政治思想和了解她思想发展轨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手材料。而且因为是大学研究班讲座讲稿,所以相对于文字著作而言,行文平易,简明扼要,容易解读,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美国一流大学文科教学风景的一个片断。

  正如马格利特·卡诺芬所分析的那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与现实政治事件有着难以分割、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她的思考方法却是内省方式,于是,这种孤独的精神生活与公共政治领域的紧张关系潜伏在著作中,增加了她的思想复杂性、理解的难度,容易引起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对立的阐释,成为争论焦点。所以,阿伦特很难被简单地归属于左派或右派,或者其他什么派别。

  1965年雅斯贝尔斯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曾说,阿伦特独立的学术思想来自于独立的人格。阿伦特和本雅明、卡夫卡等那个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一样,作为被孤立、边缘化的犹太人,产生了自我归属同一性的矛盾,乃至对作为整体的西欧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也产生怀疑,其中有些人把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他们不仅批判社会、政治现状,还思考思想、政治领域的整体问题。

二维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全部回复
2007-5-7 07:23:00

《倒读历史》,金克木著,张昌华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月版,20.00元。

  《书读完了》,金克木著,黄德海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1月版,32.00元。
  
  《咫尺天颜应对难》,金克木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1月版,19.80元。

 
  金克木是著名的“燕园四老”之一(另三位是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老固老矣,却是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文章写得一发不可收,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还给出版社寄去了一篇《倒读历史》。据《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记述,从金府辞出,老人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读书》每月只能发他一篇文章,但老人一寄就是四五篇——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好在杂志发之不及,还可以编书刊行,因此我们也就有幸一本接一本地读到先生的书。

  金克木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共出了多少本书?据说多达三十余种。想来这三十余种当中还不包括别人的选本(金本人对此一向采取“不管主义”:不赞同,不反对,不提供资料,不写前言,不拟书名,不审书稿,一切听凭编者所为)。这类选本多以散文随笔为主,就笔者搜求所及有谢冕编的《金克木散文选集》、陈伟光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黄德海编的《书读完了》以及最近面世的《倒读历史》(张昌华编)。金克木的名字自然是有号召力的,但像这样为不同的选家编了又编,还是有点不同寻常。这类选本,有的偏重某一方面(比如治学、文化),有的则是面面俱到,力求展现金克木的多维视野和兴趣。这里只谈别人的选本,实在是因为先生的书太多了,而笔者又并非有志于“金学”(不知有没有?),只能通过别人的眼光来打量一下这位“怪杰”(张昌华语,意指小学生出身的大学者)了。

  何况谈论金克木的学问和成就实非笔者所能,就连陈平原这样的学问大家对此也颇为踌躇乃至最终放弃呢。据陈在《“〈读书〉时代”的精灵》一文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克木的文章,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考虑到能兼及金氏的文与学的,陈平原比较能够胜任,但陈在拜读了金氏的二十余种著作后乃废书长叹,跑去跟金说不干了,原因是像《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这类书,他“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而只把金克木作为一个“随笔作家”来看,又非他愿。陈是大家,他不愿为的事情,我等一般读书人若能勉力为之,也足以沾沾自喜了,因此这里就试着谈谈作为随笔作家的金克木,或者说金克木的随笔。

  窃以为,同为“燕园四老”,同是研究印度文化,也同样爱写随笔,金克木的小文章要比季羡林写得好。无论就情怀、视野、趣味哪个方面来说,笔者都更喜欢金克木而不是季羡林。记得傅国涌先生曾说,季羡林先生在印度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自非行外所能评判,但其见识与文章却实在说不上怎么高明,比如所谓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就已成为笑谈。对此笔者亦有同感。当然本文意不在“拥金贬季”,在两位大学者中间制造不和谐(先生强调“内心的和谐”),虽然先生早已归了道山,插说几句只是想说明金克木的随笔写得好,特别是在“学者之文”中更显得出类拔萃难能可贵。

  金克木的散文到底好在哪里?这原本是个谁读谁知道的问题。笔者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先生祛除了我们在读书上的焦虑,一是先生的热中“猜谜”让人触摸到了他的家国情怀。前者是为解惑,后者是为传道,至于授业,以先生之“精骛八极,神游万仞”,而以笔者之愚陋实难受之,还是另择可造之材吧。

  金克木看了多少书?这是一个近乎天问的问题,反正我们知道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整日“在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中旅行”,兴趣广泛到令人吃惊。以这样一种身份来谈读书,当然是能令人信服的。对于我辈读书人来说,最感惶惑的就是置身“信息爆炸”的时代,书如雪片般漫天飞舞,读不胜读,先生却写了一篇《“书读完了”》,认为就文化经典来说,无须“皓首”即可“穷经”,只需选读最紧要的部分,再佐以大家的指导(这让笔者想起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先生发起编写的《中国文化导论》),也就算是“有文化”了。当然,先生这里是就基本教育来说的,目的只在求得常识。一般来说,人们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才去读书的,目标一旦明确,也就没有汗漫无归之忧了。如果有人立志成为博学鸿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读书不是目的,博学也不是目的,只有为着解惑的读书才有“求X得X”的幸福。有些为稻粱谋而读书或者说是“专业读书人”,自然难免把一本本未读的书当成是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刘绍铭就写过一篇《一双双讨债的眼睛》),但先生又告诫要“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因为“‘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说乎’的”。事实上先生读书完全是为了“猜谜”,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因此心态也就非常平和。他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出于对借书人所读书目的好奇,便按照借书人的“指引”去看书,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者文人”(《一点经历》)。

  说到解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平日里笔者对一些文史大家乃至新起之秀的考据文字总是不明所以,不知其价值何在,待到看了先生《教授文典》一文才恍然既而释然了。盖“学术界的新考证之风,照梁(启超)、胡(适)意见,仿佛是上承乾嘉学派,实际上这是接着道光年间的新风气。……照我看,近世学术思想应从道光元年(1821)算起,……清代有两个‘文达公’。……后一个是阮元(道光时去世),可算新时期开山之人。他除印《经解》外,还著《畴人传》,倡天文、数学,并收外国人,是第一部新学术书。他辑古器物及铭文,说价值如‘九经’,又重视地理等学。从此‘经学’扩大,直到后来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不是乾嘉‘小学’的继承人。”这是不是说,如今的所谓“经学”,乃是泛指对“基本事实”的钩沉辨正?若是,则现在的新考据之风自然来得正是时候,而且应该来得更猛烈些。

  金克木读书无数,自然是乐在其中,但似乎不能说老人看书只是享受“老来乐”(所谓“七十岁开始可以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无忧无虑,无人打扰,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前文已说过他是为了“猜谜”。在金氏看来,“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书读完了”》)。“猜谜”不全然是娱乐自己考验智力,而毋宁有着深沉的情怀寄寓其间。“到七十年代末,我重新开始看书时,才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又一次‘大革命’。为什么这一次要标出‘文化’招牌呢?文化到底指什么?……‘文化’成为谜。这时我已有闲暇,于是从略有所知的文化人类学开头看外国书刊。……随手写下一些围绕这个问题的文章。自己知道不过是对文化猜谜。这样说不通,再换一条路子。”(《百年投影:1898-1997》)与其说先生是在寻找文化的内涵外延,不如说他是在试图寻找历史“文化迷局”的根源?实际上,在金氏看似轻松的文字背面,往往都浸透着老人的深重忧思。针对中国历史编纂出现的断层现象,先生指出:“假如中国历史断层总是由外国人来补,这只怕是不可不注意的。本世纪(20世纪)初,据说日本人预言过,中国人学中国学要到外国去,这不会成为事实吧?”(《历史的断层》)对于喜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也未能开阔中国人的视野,先生总结的教训是其得到的“信息不灵、不全、不准、不及时,只坐等人送来”(《什么是弧三角》),读来犹让人为康熙一叹。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又怎能说我们接收的信息就没有假的、片面的和扭曲的?而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接收信息的愿望,而是没有接收信息的自由。几百年过去了,康熙皇帝的教训依然没有过时,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不过,圣人有训“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先生的个别想法,笔者也不能完全认同,至少先生本该说得更明白些。比如在《“五四”一疑》(1990)一文中,先生说:“‘德’、‘赛’若是药,也不能是一味‘独参汤’,可以起死回生,当场见效。大家还得学神农和李时珍,尝百草,辨药性,编出《本草》。”这话是说民主和科学未必是中国所需吗?“编出《本草》”是指“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绝不照搬西方模式”吗?参看《人苦不自知》一文,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要弄清自己的病根是什么从而对症下药,但老大中国的病根是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么?难道还对民主和科学有什么疑问吗?祈望先生告我。(李海华)

二维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2007-5-7 07:24:00

《设计中的设计》,()原研哉著,朱锷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1月版,48.00元。


  小浪

  □公司职员,上海

  请想像一卷方的卫生纸:中间的芯是四角形的,抽取的时候会因为阻力而发出“喀哒喀哒”的笨拙声音……世界上真有那么愚蠢的卫生纸么?对,不仅有,而且还竟是精妙的设计——它出自日本建筑家坂茂之手,整个设计的妙处恰恰在于制造这种人方便之后的不便感:因为这种阻力巧妙地传达出了“要节约能源”的信息。此外,方形的卫生纸在搬运之时因为没有了空隙,节省了空间。卫生纸,作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件,经过了此番“再设计”,呈现出迥异于人们日常经验的样貌,并提升了功能性和批判性。而这“再设计”(Re-Design),正是日本设计中心代表、武藏野大学教授原研哉先生的核心设计理念。

  在这本“一般人也能阅读”的书——《设计中的设计》里,原研哉说:“什么叫Re-Design?简单来说,就是再次设计。其内在追求在于回到原点,重新审视我们周围的设计,以最为平易近人的方式,来探索设计的本质。从无到有,当然是创造;但将已知的事物陌生化,更是一种创造。”(P39)第二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原研哉细致剖析了2000年4月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日常用品再设计”展览中的几个经典案例:广告导演佐藤雅彦设计的飞机形出入境章、建筑家隈研吾设计的半透明管道式捕蟑盒、“设计光的同时也设计黑暗”的设计家面出熏制作的小树枝火柴、津村耕佑的成人用尿不湿、深泽直人的牵线木偶式茶包和形似换气扇的拉线CD播放机等——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日常物件,但在设计师将之陌生化的过程里,这些物件获得了新鲜感,人们对这些物件的感受也更深入了。

  由“再设计”的概念出发,原研哉提出了“信息建筑”的思维方式。对原研哉来说,平面设计并不局限于海报或商标等“平面”产品,不限于视觉领域,而涉及与感觉相关的诸多媒介,是人的五感相互作用构成的一幢“信息建筑”。他以一幅中医针灸的身体经络图形象地展示了“大脑在身体各处”的理念;由此,设计变得立体起来。在长野冬奥会开幕式节目册设计中,原研哉采用了白色松软的特种纸,以压凹和烫透的技法,呈现出冰雪一般的实感。在制作松屋银座的海报时,原研哉甚至放弃了印刷,改用缝制西服的大型刺绣机,在毛毡布质地的纸上刺出了海报。原研哉的这种强调信息的“清晰”、“独创”和“幽默”而不局限于设计的捆包式服务的设计理念与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体即信息”的观念不谋而合,原研哉经由这种“设计领域的再配置”,使设计“回到了原点”。

  为了契合这种极简主义式的“空”,原研哉提出了“这样就好”这种特定的美学意识,以引导人们的消费欲望。在他看来,“这样就好”和“空”一样,表达了一种容器式的包容,“无”和“有”获得了统一。第六章“在日本的我”里,原研哉更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深入探索了这种“无”的意义。

  在全书末尾,原研哉显然还不满足于阐述他那“回到原点的设计”,他干脆跳出设计的陈腐框架,以求对“什么是设计”这个“原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索。他说:“设计不是一种技能,而是捕捉事物本质的感觉能力和洞察能力。所以,设计师要时刻保持对社会的敏感度。”(P190)这里,原研哉似乎在生活和设计之间加上了一个“约等于”的符号,活着便是一个设计者,活着便要有设计者的自觉,大概这也是《设计中的设计》不仅写给设计者、更是写给普通读者的缘由吧。

二维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2007-5-7 07:25:00

《冒犯书》,陈希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月版,26.00元。

 一直以来,我都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文学。只是,多数的中国作家,都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只有个别的作家,能够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陈希我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冒犯书》就是这样的作品。

  《冒犯书》能让我们这些日渐疲惫的阅读灵魂,重新意识到文字的力量——确实,陈希我的小说是有骨头、有力度的;许多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小说“骨感”更为显著,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所以,阅读陈希我的小说,你会为他的尖锐和突兀而感到不舒服,他似乎太狠了,不给生活留任何情面,并将生活的一切掩饰物全部撕毁,但他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破败,一种难以挽回的破败。

  陈希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接续上逼视存在、书写破败的文学传统。他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从而使生活中的荒谬、匮乏与绝望悄悄显形。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也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这或许正是陈希我的不同凡响之处: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讲述消费主义的欲望故事,他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存在危机。所以,陈希我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我以为,他这种将事件向存在转化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读陈希我的小说总令我想起卡夫卡。卡夫卡说:“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确实,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头朝下”的品质——他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与固有的传统观念是正好相反的。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比如《冒犯书》的第三章《补肾》,写的是一对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过着丈夫独自自慰、然后用手给其妻子满足的性爱生活;而那个妻子,居然认可了这种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丈夫补肾。她见补就买,而且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总能毫不费力地买到那些补物,她开始对补物的补效产生了怀疑。最后,他给丈夫买了人肾。这个血腥的细节让人想起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补肾》中的活肾却是从被社会深恶痛绝的被枪决的黑社会头目身上盗割来的——这里面,蕴含着比“人血馒头”更大的荒谬。在陈希我笔下,一切的价值观念都颠倒了,他决意要让我们看到乱世之下的人心,正如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我们灵魂中黑暗的盲点。

  陈希我的小说,与当下文坛萎靡琐碎的风气是大不相同的,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读《冒犯书》需要有坚强的神经:一对小恋人为了能够有实质性交媾,千方百计合谋,让女方钦定的未婚夫先破了处女膜(第一章《晒月亮》);一场玩笑居然引发出抢劫的妄想(第二章《暗示》);假如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抑制感觉的物质,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感觉神经的抽动,血管的奔流,我们一刻也活不下去(第五章《我疼》);假如把种种私有生活场景(包括上卫生间前后撩衣摆、在化妆时挤眉弄眼、翻看自己的内牙龈……)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如何再面对这个世界?……

  这样的文字,像是在揭发生活的隐痛和伤疤。当那些外面的饰物被除去,显露在我们视野里的,其实是一片难堪的景象——生活是经不起追问的,可作家的使命,不正是要持续、坚定地追问生活底下那个精神的核心么?存在的真相,常常隐匿在经验的丛林里,不经过追问和逼视,它永远也不会显形。因此,陈希我的小说,并不是按照经验的逻辑来设计的,他遵循的是存在的逻辑,他所要描述的也是存在的图景。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冒犯书》走的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它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二维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2007-5-7 07:26:00

《刹那花开》,费勇著,海南出版社200612月版,28.00元。


  
 
  焦虑似乎正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共有的情感——当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这个词语、越来越频繁地被这个词语所困扰时,或许就该问一声:我们为什么会焦虑?答案不一而足,所谓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被焦虑困扰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寻求解脱,心灵的解脱。于是,在身旁潮水般的人群逐渐消散,城市的喧嚣逐渐归于宁静,夜幕降临之时,我们方可以静下心来静静思考些什么,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心”。费勇的《刹那花开》是否是在深夜里成文或未可知,但于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可以而且适合在夜深人静时阅读的书。

  《刹那花开》有一个副题叫《坛经心读》,一望即可知,是一本解读佛家经典的书。《坛经》约成书于七世纪末,是唐代佛教禅宗实际创始人六祖慧能的传教说法纪录,是唯一被列为佛经的中国僧人著作,也是禅宗的代表作品,对中国思想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多少年来,《坛经》几经增删,版本众多,其中众多语句与典故已经为大众所熟知,如慧能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诸位的心动”等等。当我们读完这一本《刹那花开》时,我们恍然可以明白,于作者,这既是他理解、阐述《坛经》的解读过程,又是在写作中寻求自我心灵解脱的心路,而于读者,是在阅读中体会到一种淡定从容的人生智慧。在写与读的两端,最终收获的都是人生的一种宁静状态——“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不管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你不能等待,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刹那,就回到自己的内心,清净下来,世界也就跟着你澄定下来,一片宁静。到处,是花开的气息。”

  从《刹那花开》的体例安排,显然可见作者费勇颇费心机:从“惠能的道路”开始,到“回到自己的心”,再到“无念是怎样的一种心动”,再到“皈依佛就是皈依自性“,最终“到彼岸”。他的一路解读,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的心灵由动而静、由喧嚣而宁静,从而渐渐接近六祖慧能的精神:平平淡淡,深藏不露。

  在《只有心灵属于我们》一节中,作者说:“生命是一场过于漫长或过于短暂的旅行,游戏的规则闪烁不定。我们追逐金钱,追逐名利,追逐声色,追逐神灵,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为每一枚新增的铜板、每一寸感官的享乐、每一点空洞的名声而欢喜,或者又不断地悲哀,不断地焦虑又不停地追逐。”的确,对于身处尘世中的我们,不断受到物质的蛊惑而不断追逐名利,每一个人其实都难免陷入有形和无形的焦虑当中。究竟该如何解脱,费勇引用了释迦牟尼的临终遗言:自以为灯,自以为靠。一切有形的都会消失,只有一种属于自己,并且超越了有形与无形,那就是自己的心灵。

  所谓有求皆苦,“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欲望和死亡两大事情。人从生下来开始,就有所欲望,因而就有所求,有所求就必然有所成败,败固然痛苦,但成功也不能带来恒定的幸福,因为得到的注定会失去,就如同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亡。因而,为了满足欲望而做出种种努力,最后以死亡终结,带给我们一生的是烦恼、是痛苦。”求得太多,要的太多,欲望不停,我们如何可以真正解脱?在娓娓叙述佛经故事里,费勇让禅机在人的心灵深处频频敲击出火花,“如果你用你的心灵去观看,就会觉知到荣华的背后其实是荒凉”。这些禅意颇浓的话语,实际上是在讲述已经不被我们明晰的生活哲理与人生智慧。

  我们未必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们也未必能在庸常生活中体味到丝丝禅意,费勇解读《坛经》的过程,也许更未必是意在引导读者成为佛教徒,他通过沉静的节奏、轻灵的文字传达给我们的,其实是一条现代人摆脱羁绊通往心灵解脱之道。当我们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合上这一本《刹那花开》时,是不是心灵深处感觉到了一丝触动而有所醒悟呢?(柳中原)

  □ 延伸阅读

  《坛经校释》,(唐)慧能著,郭朋校释,中华书局2004年4月版,15.00元。

二维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2007-5-7 07:47:00

读过北大教授金克木先生散文集作《倒读历史》一书。

这本书按金老不同的文体与内容集中再现了先生的为学为人,显示了其大家风范,充分显示了金老深厚的散文功底。

很值得一看。

另外看过《刹那花开》,这是是一本解读佛家经典的书。

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读的书。……正如一评介中所说的:“只要我们无视周围的一切,沉浸到本属于自己的内心里去,清静,会让喧嚣的世界在刹那间澄定,就在这刹那之间,你会觉得,花开的气息正在将你环绕起来。这也是六祖慧能之所以不朽的精髓所在。”

理解容易,但做到很难!

  

二维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点击查看更多内容…
相关推荐
栏目导航
热门文章
推荐文章

说点什么

分享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各岗位、行业、专业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