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戈/文 讨价还价的行为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最喜爱的一个游戏：试想有两个人，因为是在试验中最好称呼他们为“玩家”，玩家A搞到了10块钱，但是他必须要分给玩家B，这个分配的金额从1到10任一数值都可以，在分配的额度把握上，玩家B如同乞丐，不配有任何讲价的权力。但如果玩家B不接受玩家A的分配方案，这10块钱就自动消失，谁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如果玩家B接受了，那么这10块钱就得按照A的意思如此瓜分。 这个试验的结果伤透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心。他们陷入一种难言的尴尬，标准理论面对这一实证性结果失语了。根据标准理论提供的解答，玩家B应该接受任何分配的结果，即使玩家A是个罕见的吝啬鬼，因为在玩家B看来，得到任何数值的钱对他来说都是个改善，他将接受任何结果。而玩家A显然了解这一点，于是他把吝啬的嘴脸放大到极至，给玩家B以最小的支付额，1元。于是A得9元，B得1元是均衡解。一个标准的博弈均衡洋溢着理性的气质得意洋洋地封锁了我们的思想。 实验室的结果反驳了标准理论。实际上，标准理论的均衡结果竟然在实验室里没有发生过。当被试验者获得真实的金钱，并开始展开真实游戏的进程的时候，试验者发现：当玩家A提出一个抠门的方案，玩家B面对很低的分配，将会拒绝这一分配。于是，这促使玩家A变成一个慷慨和讲究合作的人，试验的结果是玩家A常常会支付给玩家B一半的钱。一种分享和信任的关系从陌生和敌意中顽强地生长。 这个游戏叫“最后通牒”，是行为经济学最出名的游戏。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和脑神经试验经济学家乔治梅隆大学（George Mason ）Kevin McCabe说，即使引入跨期分析，标准理论在解释这一游戏的内涵上依然是错误的，在结果印证上是乏力的。玩家A并不追随标准理论最大化的假设，尽管他与玩家B之间不存在任何感情上的联系，但他能考虑到共同利益还有尊严，别人的尊严。而处于玩家B地位的那些人会用放弃（小恩小惠）微利的的方式去惩罚守财奴。 同一般的试验经济学的套路不同，试验经济学还在验证市场的有效或者非理性的来源，而不知足的研究者开始怀疑人们是否在构饰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平台上驻足太久了，忘记了人的动物属性，一群裸猿，衣冠楚楚地谈论文明和理性的源头，并自以为是地依靠社会达尔文教导的演化法则来夸大理性的限度:非理性的个人行动不适宜生存将被淘汰，只有那些把加油站恰好建到高速公路上的傻子才从饿死的傻子群的尸体里爬出来活下去。 一群综合了生物学（医学），脑神经学和经济学的热情者开始向新的方向漂移，这些人相信决定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后天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某种人类的机体物质在起作用，如同动物性的反应机制 ，就好比找出支配动物发情的那些化学物质一样。这是一个让人类感到极不舒服的信仰，也是我努力改变思想的一个关口：人脱离动物界太久了，该回家了。 这些满怀热情的异端愿意用各种动物去做试验，一个简单的集体觅食游戏设计，可以比类人类某种经济反应。这些人开创了一个新领域，叫脑神经经济学，即用神经科学的工具发现基本的动物反应机制和人类经济行为（看上去不合理性的那些经济行为）。 主导脑神经经济学的重要技术之一是M.R.I.，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这种技术是观察脑部神经物质变化的。通过观察被试验者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的脑（成像）物质变化，来发掘这其中的生物学基础，动物性本能（分泌的物质）是如何通过佩戴的后天的文化伦理和社会机制的面纱主持了人大多数关键的决策。 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发现，玩家B听到A开出低价时（low-ball offers），脑部某种物质分泌程度变高，在生物学研究中，分泌的物质程度同厌恶有关，“这个结果经反复测试有很高的可靠性”，著名脑神经经济学家Colin F. Camerer说，“厌恶与它们高度相关。” Camerer教授说，人脑对于行为人决策来说也是黑箱，如同过去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作黑箱一样。 传统上，经济学家把企业当作一个生产单位或生产函数（放入劳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一个MPDEL）。经济学在最近几十年的重要贡献，就是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理解企业内部运作和权力关系上。优秀的代理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如何使代理人同委托人利益一致（激励相容），如何协调科层和交易费用上的冲突。代理理论丰富了对企业的理解，而且从另外一个更深的程度生产函数理论，而脑神经经济学则从生物学角度对个人社会型决策行为作出新的发掘，脑神经经济学对于消费理论的冲击将很像代理人理论对企业生产函数假设的打击。自然，那些死脑筋的经济学家表示了激愤的异议。 主流经济学认为，理性人都是善于用脑的，但是脑子里想什么受什么控制是不重要的。所以理性人只需要通过行为模式来定义自身，不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举动将被剔除。社会达尔文精神弥漫于其间。（阿尔钦） 脑神经经济学家综合脑神经技术和试验经济学技术。他们会让试验者做各种有趣的游戏，还让试验者去看一些陌生人的肖像照片，让他们说出那些面孔是可信赖的。在这个问话的过程中，观察这些试验者脑神经物质变化。 最近Kevin McCabe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新的课题：合作后的双赢和分配。把“最后通牒游戏置换为一个新的“变更的环境”中。（他们的论文叫Trust Reciprocity and Interpersonal History: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可以从google下载）这个游戏是这样的：某个玩家获得10块钱，他同其他的玩家是通过互联网联系的，事前他们对对方一无所知。如果他将钱寄送过去，数额在10元以内。当钱投送给另外一个人，那么金额将变成原来数额的3倍（合作做大蛋糕）。也就是说，如果5块钱寄送过去，对方将得到15元。这个游戏的关键是接下来的部分，获得15元的那个家伙要做点什么？他会不会寄送钱来，甚至超过5元，来表达队这个陌生人的赞许和感激？ Zak教授说，试验的结果是大部分受惠者都做出回报，尽管他们不认识这个陌生人，尽管他们也可以不进行任何回报。按照标准的理论，受惠者不会把钱回报过去，因为根据理性的假设，受惠者没有必要和动力去做回报的举动。75％玩家会回报超过5元，他们想和这个陌生人一起分享共同的成果。 是的，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既不相互看见，我们又不相互认识。但我们能理解其他人的思考方式和合作渴望。这种互惠和感恩势人类长期生产史的一个积累和沉淀，基因里保存着美德的密码。所以从脑神经科学角度研究，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分泌程度同社会交往的可信程度相关。也就说说，当你决定善待别人的恩惠和带着愉悦的心情去享受合作的过程时，荷尔蒙水平是高的。 当你读到低等哺乳动物研究文献时，你发现，人类的信任何动物种群的信任在生物学基础上是一致的，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异。而这些物质都影响了社会行为和个人决策。 Kevin McCabe教授测试了试验者血液中8种不同的荷尔蒙水平。发现，在决定是否寄送钱过去，也就是对那个主动合作者来说，荷尔蒙不显示差异，主动合作的差异。即你主不主动相信别人，跟荷尔蒙分泌无关。但是，受惠者在反馈自己的感谢时，受惠者接受到的钱越多，他们的荷尔蒙水平就越高（这个试验非常精妙，控制和考虑了年龄，性别和月经周期等诸多因素，而且这个试验的结果并不同[心理]个性测量有关，受惠者还钱并不是心理素质好或者个人品德好。）简单地说，受惠6元比受惠5元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要多分泌一些。而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越高，则受惠者回报的钱数也将越多。这是一个正向的激励。主动信任触发了荷尔蒙的分泌，而荷尔蒙又反过来引起了对这种信任的嘉奖，生物学尽管很生硬但却有说服力地将两者结合起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吗？这是把人当作动物研究的上帝式的狂妄吗？这是医学侵犯经济学领土的把戏吗？我似乎可以感觉到围绕于他们中间无所不在的怀疑，他们被讽刺的热情，他们被装饰的投机，他们可笑的雄心。但是，对于一个追求开放的心灵和研究的异端的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流和标准的经济理论如果解释不了实际中的存在和发生的东西，而新的异端阐释又被人感觉太离谱的话，严肃的人们该如何取舍呢？我只想说，没有任何一种与实际有出落的理论配享受我们头脑里永恒的股权。这是我们对那些古怪的异端们表达敬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