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1年8月一个闷热的夜晚,我随意浏览国内某热门网站时,一篇名为“高考满分作文石器时代版” 的网络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关于“诚信”的)——
故事从何说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也就是我。我住在小岛上的山洞里,挨过一个又一个冬季是如此的困难,我和我同伴要找到足够的粮食、水和木柴。每个晚上会有一个人,坚守在火堆之旁,如果火堆熄灭的话,洞外不停回响着野兽饥饿的叫嚣将欺近到我们的身边。
终于有一年,大旱来临,我们即便山林觅尽也找不到粮食,眼看着洞中储藏的粮食日渐减少,长老们蹙额无策。每天,三餐缩减为一餐,我们彼此面壁躺着,我们清醒地知道我们挨不了多久。每一次,两人一组派出去的搜索队大多一走就没有回来,即便回来了也只带来失望的消息。越多越多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死去,恐惧象夜晚的火堆照亮了每个人的心灵。洞外的野兽是早绝迹了,我心中的野兽却不走,来来回回,发出低沉阴森的声音,不停的提醒着我面对着它的存在。
那一天,轮到了我和另一个同伴走出洞外搜索,我们不知道走了多远,汗水一点一滴的下来,在龟裂的大地的上走,两条腿瑟瑟的抖着。我不停的说着,粮食快完了,水也没了。我的同伴目光炯炯的告诉我——回去也是等死,面对他的勇气,我连一点的惭愧之情也不会有,我太饿了。“找到了,水,呵呵,还有,你看看,这是什么果子,能吃吗?”同伴惊喜的叫了起来。眼前出现了一片奇怪的植物,他们没有花,没有叶子,只有果实,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不停地啃着,坐在地上,我们早已干涸的眼眶滚下了眼泪。
同伴抹着嘴说,我要回去告诉大家。我边啃边想着,把大家叫过来,眼前的果子也不过多支撑十几天,但是我没有多说什么。回山洞的路上,我一直犹疑着,我的同伴脚步飞快的走在我的前面。我掏出早准备好的石头,我心里的那头野兽跳了出来,我手中的石头重重的在他的后脑勺就是一下,他倒了下来。我明白了那么多外出搜索的人为什么都没有回去。
对饥饿的恐惧使得我不敢做出任何乐观的打算,比如发现的果子是否足以支持我挨过这个冬天。我把同伴的尸体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看也不看的塞进我的嘴里,眼泪又下来了,可是一切不能多想,我告诉自己,即便死我也要死在所有人的后面。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了山洞,所有人的都已经死去,面孔中爬满了殂虫,这让我感到恶心,我燃起火把焚烧了洞中的一切。
一年又一年,五千年很快就过去了,有了部落有了街市有了城镇有过饥荒有过战争,我呢,足够的智慧度过了我拥有的岁月。这刻画着苦难的一张脸让每个人感到诚信的力量,我一遍一遍告诉所有人,仅仅拥有健康、美貌、机敏、才学、金钱、荣誉是不够的,只有诚信,诚信才能让我们活下来,象我活的这样好。
这一次,是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刚开始,平原上一片饿浮,哀鸿遍野。很快的,高山变为小岛。洪水不停地追蹑着我的足跟,我再一次的感到恐惧,但是我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看见那些相信我的人一个又一个的没顶,没顶之前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绝望了,洪水漫过了我的腿,我的腰,我心中的野兽找不到一个噬食的对象。我闭上了眼睛。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躺在一艘小床的甲板上,两个人抬着我的四肢。一张高目深鼻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低下头,告诉我他叫诺亚,他自我介绍他是上帝的使者,上帝不满意自己以前的创意,将收回所有的陆地再造一个世界,驾御的这艘小船只能载七个人,他们依次象征着世界未来七大洲的七个希望,——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目前我已经找到了六个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答错了,洪水就是你的归宿,我也将再次扬帆寻找那个人。”诺亚说,“在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中你的位置是什么?”我笑了起来,说——诚信。
现在,大家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只要我们活着并想活下去,我们就要不停的说谎,并告诉身边所有的人,这就是诚信。
读完这篇文章,我端座在桌前,久久沉思。屋内烟雾缭绕,眼前仿佛浮现出里查德·道金斯 给我们描绘的那个生物世界:
大约30亿至40亿年前,我们这个星球绝大部分都被海洋覆盖着,海洋里富含大量的有机分子,如同一锅“原始营养汤”。有机物质在某一些地方积聚起来,或许在海岸边逐渐干燥起来的浮垢上,或许悬浮在微小的水珠中。总之,它们在受到诸如太阳的紫外线或者是电闪雷击等能量的进一步影响后,相互结合成一些较大的分子簇,在稠浓的“原始营养汤”中相安无事地自 由漂浮。
某一个关键的时刻到了,一个非凡的分子偶然地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复制基因”(replicator)。也许它并不是那些分子簇中最大的或最复杂的,但是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就是能够不停地自我复制。它,就是曾经出现过或现今仍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约1700万种生物的共同祖先。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祖先”想象为由一条复杂的长链所构成的大分子,长链本身则由各种类型的、较小的分子构件所组成。最初,在“原始营养汤”里,这种小小的分子构件到处都是。这些分子构件一但接触到具有复制能力的基因,就会依照复制基因本身的序列排列起来,形成一条稳定的长链。当然,这条长链也有一分为二的可能,这样就产生两个复制基因,而每个复制基因还能继续复制自己的拷贝。
但是,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并不会永世长存。当复制基因变得越来越多、而分子构件变得越来越少时,复制基因必然为了争夺珍贵的资源而互相搏斗。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基因变得日渐稀少,最后难逃绝种的命运。而那些在竞争中取胜的基因则得以延续,并成倍地增长起来。生存竞争迫使生存的方法变得更巧妙,更富有成效。一些复制基因甚至“发现”了一些方法,通过化学途径分解对方,并利用分裂出来的构件复制自己的拷贝。这些原始的肉食动物在消灭竞争对手的同时,也为自己摄取了食物和能量。
40亿年的时间长河流淌过去了,古代的复制基因并没有消失,因为它们是掌握了生存技巧的行家老手 。今天,它们中的一支安稳地寄居在庞大笨重、步履蹒跚的“生存机器”——人的体内,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过遥控来操纵外部世界。事实上,它们就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保存它们或许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人类只不过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于是,里查德·道金斯以一个生物学家的身份总结说,成功的基因有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无情的自私性。如果你认真研究过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假如你和我一样,希望建立一个诚信、博爱、利益共享和无私合作的社会,那么你就不要指望从人的生物属性中得到帮助,因为我们的本性生来就是自私的。
这就是里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它和那篇网络文章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好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看完道金斯的这本名著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绝望,一种刻骨铭心的绝望。因为这是从一个严肃的生物学家口中说出来的“真理”,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来 反对“科学”。而就我自己所从事的经济学专业来说,我似乎更没有理由反对这种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私的基因》正是从生物本性上论证了“经济人”的合理性。当时,我正在反思经 济学的核心预设——“经济人”的正确性。道金斯带来的信息无疑是“毁灭”性的。但后来我终于意识到,如果要维护人类对“善”的信仰,仅仅对经济学持批判态度是不够的,我必须同时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两条战线上展开战斗!
《自私的基因》初版于1976年,在其后20多年里,它又多次再版,被人们称为是一部“杰出的”、“成功的”、“精湛无比和优秀过人的”、“能够激动人心的”、“辉煌而智慧的”、“所有人都应该读的”好书。我无法知道现在的青年人有多少读过或将来会读到这本书,但 我知道那篇网络文章的青年作者读过这本书,而且我也知道在中国现今的大学生中这本书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阅读率。
我常常想,大概不会有人希望我们的后代带着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并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但也许大部分人都会同意道金斯的这个观点,即我们“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把 慷慨大度和克己利人的精神灌输到人们的头脑去”。不!我想大声呼喊。如果我们不能从最原始的生物本性中寻找到“善”的依据,那么在“善”与“恶”的较量中,“恶”将永远是一个支配者!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实的!正是靠着这个信念,才有我坚持数年的心历探索。我相信,所有愿意思考并相信善的人们,都会和我一起进行这场艰苦的探索!
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从严格意义来说,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这一基本的遗传单位。”(Dawkins,1976)两种不同的生物性状,比如A与B,假如A的遗传频率比B高,那怕这种遗传优势微乎其微,也可能对生物进化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物学家计算,某种生物性状只要有0.001的遗传优势,即使1年繁殖1次,经过23400年就足以改变这个物种(陈阅增,1997)。
从这点出发,当代生物学家事实上否定了生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因为无论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他,从基因层面都体现了一种自私性或利己性。由于利己行为的生存适应性大于利他行为,如上所述,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后者也会被无情淘汰。以至于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Dawkins,1976)
从演化均衡角度看,道金斯说,即便一开始存在一个没有叛逆者的利他主义群体,我们也很难阻止自私个体的侵入,因为不能保证不会由突变而产生一个自私的个体;只要产生了一个叛逆者,它不但拒绝做出任何牺牲,而且还会利用别人的牺牲为自己牟利;按照定义,它就会比其他成员有更大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会继承其自私的特征;这样的自然选择经过几十或几百代以后,利他的个体就将被自私的个体湮没,利他的群体与自私的群体就没有办法分辨了(Dawkins,1976)。因此,道金斯认为利他行为不是一个ESS,即“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因为它无法抵御自私行为的侵入。反之,包括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在内的利己行为却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道金斯强调基因自私性时虽然也考虑到了人类的道德问题,但他认为,道德必须从外部强加在一个本质自私的人身上,“我们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可能来宣扬慷慨大度和克己利人的精神”,因此“你不要指望从人的天性中得到任何帮助,因为我们天生是自私的。”(Dawkins,1976)根据阿莱克什达的理解,他是上述生物学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伦理学家,甚至社会道德也只能从表面上超越自私,他断言“只有把社会看作一个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集合,我们才能理解伦理、道德、人类行为和人类心理。”(Alexander,1987)美国生物学家杰塞林甚至宣称,“如果不是感情用事,我们会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纯粹的慈善行为会改善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所谓的合作事实上只是机会主义和利用他人的结合体。”(Ghiselin,1974)
综上所述,所谓“道金斯信条”就是:凡是进化而来的东西,其天性就是自私的。事实上,这不仅是道金斯个人的看法,它也是当代主流生物学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和当代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看法相当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上述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随着现代基因技术和遗传科学的发展,所有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中得以保存和进化,与个体适应性无益或有害的生物性状最终都会在遗传中丢失和湮没。从这点出发,当代生物学事实上否定了生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因为无论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他,从基因层面都体现了一种自私性或利己性。由于利己行为的生存适应性大于利他行为,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后者也会被无情淘汰。
但现在我们能够自信地指出,生物学家的上述看法是错误的。“道金斯信条”可能来源于一个长期的误导和偏见。为什么?因为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性比利己行为低”,而这一前提是建立在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对适应性贡献的基础上的。
我们认为,“道金斯信条”的上述前提是不正确的。因为生物适应性是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体系,它不可能被某个单一的事件所决定。具体地说,一个利他者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与自私者的个别交往,而且还取决于他与其他利他者的交往;由于这些交往更容易达成合作从而使双方享受到合作剩余,只要这个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者损失的进化优势。同样道理,一个自私者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与利他者的个别交往,而且还取决于他与其他自私者的交往;由于这些交往很难达成合作从而使双方无法享受合作剩余,如果这种损失足够大,就会使自私者攫取的进化优势损失殆尽。
如果不是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而是在合作及合作剩余的框架中对生物个体的适应性进行全面评估;即使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生物个体或个体的基因,利他行为也能够通过整体间的补偿机制获得相对的进化优势。因此,我们的结论与道金斯等主流生物学家的结论大相径庭——自私并不是人类惟一的天性!经过自然选择和进化产生的人类心智与人类行为,不仅与自利心相容,而且也与利他心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