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的自白
蔡定创
现今的“流动性过剩”，本质是劳动者工资的价值向资本金的转移，从而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分配结构性失衡。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调控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才能实现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是谁？
就在5年前，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最为盛行的时候，中国是一条正在崛起的饥饿巨龙——“什么都不缺，就缺钱”。现在，这条巨龙看起来已经感觉不到缺钱的滋味。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2006年9月底在新加坡出席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也说，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资金短缺。
2006年，中国发现并证明了我的存在，我被叫做“流动性过剩”。之前，宏观经济过热困扰了中国已经两年，然后中国负责宏观政策制定的部门开始认为我是症结所在。
根据央行10月中旬发布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金融数据来看，中国宏观调控在抑制投资过热方面有一些初步的成效。但是，在经济结构性失衡方面的调控一点也不容乐观。对比一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差，央行发布的今年3月份数据是10万亿元，到6月份人民币存贷差上升为10.32万亿元，到9月份人民币存贷差上升为10.68万亿元。
虽然央行在今年已过去的时间里，动用了汇率、利率、准备金率等各种调控工具，但我并不受其调控，不仅仍在持续增长，而且，我从3月到9月仅6个月时间就上升了6.8%。对比去年9月份同期人民币存贷差的8.9万亿元，一年之内增长达20%。在我国GDP总量仅仅18万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我以如此巨大而又高速增长姿态出现，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担忧。
中国的财经高官认为，我和“投资过热”是宏观调控中最大的难题。但在现实调控中，尤其在汇率、利率、准备金率、行政措施等工具的选择上，两年来的宏观调控过程，总显得首尾难兼顾，以至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实，我的存在以及势力的扩张，表明国民经济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深层次的不平衡。究其根源，体现为社会积累、社会再生产能力的过剩。如果继续让这种过剩的再生产能力投入到已追加了的扩大再生产中去，任其恶性循环，不仅会强化我的能量，而且会引发经济硬着陆甚至经济危机。
下面，请给我机会表白我的来由吧。
我的具体表现是，个人、企业、政府的银行存款的过剩。由于资本性资金与消费性资金在银行里都表现为存款，因此，如果中国想搞清楚病因，首先主要是搞清楚谁导致了我的存在——是资本性资金过剩？还是消费性资金过剩？
而不加区别地、笼统地谈论我，并在此基础上谈论如何调控以及如何“扩大内需”，正是过去调控失效的的主要原因。
可以清晰地看到，答案是资本性资金的过剩，而不是居民消费性资金的过剩。
首先，从来源上说，我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外汇储备超常规增加，央行用人民币将外汇买下，基础货币由此大举扩张并进入市场。而央行巨额的外汇进账，则主要来源于出口企业的溢出利润，同时包括了国外的投资、投机资金，因此，银行存款的“过剩”部分是不可能进入消费的，主要用于投资。
其次，国家统计数据说明，一方面，投资快速增长，拉动上游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投资消费品价格快速上涨；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延续了上年的回落趋势，此也指明了是投资资金过剩而不是居民消费资金过剩。
其三，从当前资金的投资效益指标看，健康的、正常的投资效益应在2∶1左右，而中国当前的边际投资效益已经在5∶1以下。边际投资效益的低下，说明了当前经济的内在矛盾是投资资金严重过剩，而内需则不足。
我从哪里来？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求一个经济的生产与消费必须平衡，从而达到生产促进消费、消费反过来也促进生产的效果。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客观上必然包括有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各种比例与平衡关系。如果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发生了不平衡，就必然影响再生产，而各种比例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工资收入就是决定消费的重要指标。按照上述均衡理论，经济增长要求工资水平相应程度地上涨。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十五”期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为５％。而且，如果排除第一产业（农业）的低增长因素，那么第二（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实际增长修正值估算为10.8%。
也就是说，假定国际资本每投资2亿元可获得1亿元产值（这是投资效率为0.5为正常市场环境下的正常投资效率），那么中国要获得第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10.8％的要求，按正常市场年新增投资率约为20%，加上中国可能因过剩而产生的投资效益损失——从而将实际投资增幅以25%为计算，那么，如果实现第二、第三产业年增长10.8%，全员职工年工资平均增长就应为8.1%。
问题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部分社会阶层的年工资平均增幅确实实现了或超过8.1%。但是，最少有一半的就业人员年工资增长远低于8.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全国就业总人数为7．58亿人，其中职工总数约3.1亿人。在3.1亿总职工人数中，约有72%（2.232亿人）是在工资增长极低的餐饮业、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社会服务业中就业。其中乡镇企业的农民工约1.2亿人。
据劳动保障部资料：“首先是轻纺、建筑、餐饮服务等领域部分行业的职工工资平均水平偏低。其次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20%以上，农民工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68元，年增长低于1%。”
假定总职工人数中的72%（2.232亿人）的职工在1990年平均月工资为600元，如果按国民经济的协调增长率8.1%计算，15年后的月工资最低应增长到1930元。但实际上这部分就业群体至2005年平均月工资仍在1000元左右。15年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3.4%。如果按此测算，仅2005年就最少有2075亿元社会劳动产品没有进入居民的消费，其价值不能被实现。
当然，在实际经济中，这些由增长带来的本应由创造这些价值的产业工人享有的社会劳动产品，没有分配给应该拥有者，自然这些产品的价值也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结果产品被出口到国外，人为压低工资而由此必然产生的本币内生性升值，则又由央行将外汇全买单的形式，变成了出口企业的人民币存款。
也就是说，企业资本由克扣劳动者福利而不可能实现的价值，是以出口作为中介，央行买单的形式而实现的。换一个说法，中国20多年来的增长，国民福利并没有同步增长，增长的大部分变成了外汇存款，再由央行买单并经过多年的积累最终产生了我。或者说，从本质上讲，我的身世是劳动者工资的价值向资本金的转移，资本与劳动的分配结构性失衡造成的，是社会总生产与总消费的失衡。
我该到哪里去？
我产生的根源是如上所述的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失衡，而且这种失衡已经积累到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地步——要知道，没有一个经济社会能够在分配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获得较高的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富人的所有消费都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没有普通民众消费能力的提高，社会为谁而生产？过去的幸运在于社会过剩的产品通过出口转移出去，但是，过多的外汇积存本身就是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
当世界市场对这种价格低到令人难以置信地步的劳动产品产生厌恶的时候，或者说出口到了对本国居民福利提高没有任何好处的时候，这种剩余产品转移也是难以为继的。根据经济自平衡原理，在中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的情况下，今后社会经济实际发展速度将主要取决于劳动者工资的增长速度。
因此，中国不能长期维持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失衡，听任已有的资源被闲置，听任本应有的国民福利被损减。要站在全民福利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做好宏观调控，把我当作资源利用起来，使国民经济上一个台阶，国民收入倍增。
办法总是有的，而且还多的是，下面就有四招儿。
首先，启动低工资职工收入倍增计划，建立产业工人工资与社会经济增速同步的强制制度措施。
上文的数据表明，中国最低收入阶层的平均工资水平仍在1000元以下，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产业工人，血汗工厂已经不再是秘密。按照经济发展最佳效果估算，2005年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应达到1930元——这个数字与实际相差一倍。应用3年左右时间，政府采用强制调控手段，将低收入阶层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一倍，并从此建立产业工人工资与社会经济增速同步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措施。
经济理论界有不少学者反对大幅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此种观点与当前的经济现实显然不符。实际上，低工资不仅仅有能降低产成本的一面，更有在分配中提高资本利润率的一面，而过高的资本利润率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加大，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速度。
其次，别把我当病魔，我本是人民币资金资源，如前所述，是由央行买单外汇收入获得，虽然不能剥夺原有者产权，但可以转用，政府可将我转用于全民医疗、全民教育、全民低保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放，将资本金变成消费资金。
当前经济通胀与通缩并存，作为资本金的我起主要作用。调控中仅有强行抑制投资的措施是不够的。我作为资本金，不可能会自行进入居民消费领域补充内需不足。正象当年国家调控中大幅举债用于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一样，现在仍应由国家以预支的形式，将我用于社会公共产品的投放。从而强制发挥经济的已有潜力，令社会经济重获均衡。
第三，国企要尽快向全民分红。 我的构成部分中，有一块来源于国企的利润至今仍留存在国企，不分红，令其始终做为一笔资本金存在银行，而国企的投资冲动又是导致当前投资过热的主因。国企利润长久积存，导致相应的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实现，从而影响可持续发展。向全民分红，并将我作为资本金的一面变成消费资金，同样用于国民的福利和社会公共产品的投放，我的坏脾气自然可以得到缓解。
最后，真正转变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过去的政绩考察着重GDP增速，对资本利益方的关怀较多，这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政府应更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由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劳动者一般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仅靠劳动价格的市场调节，不大可能实现良性均衡，由此，必须运用适当的强制力量保障经济发展中的各产业、各阶层分配比例均衡。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力量不可或缺，政府不应仅重总量观测，而应增加各社会阶层，各产业工人福利增长比例，特别是低收入职工收入增长状况的监测，侧重加强对私营、外资企业的劳动监察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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