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已有一二十篇，其中大部分也已在国际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而美国、欧洲、澳洲、中国、台湾等地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也不断增加。

　　我们已申请到为期三年的一笔大型基金，将用来组织第一次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国际会议，组织专门的匿名审稿期刊，组建专门的国际互联网教学通讯网络，甚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专门的学会。

　　我于1999年底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讲座系列，在密集的讲座中，同学们反应非常热烈。北京大学也正式邀请我帮助他们培训硕士、博士学生。

　　正如一名匿名审稿人所言“杨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见美国学术出版社组织的匿名审稿报告）。

　　这个前沿专题与中国的关系有如下几个有趣的特点。第一个是中国文字的特点使中国人特别长于组合数学的思想方法，而超边际分析的特点正好是非连续的组合数学思想方式。第二个是此专题中的不少思想虽然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存在，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实质问题是几乎同时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两个不同的大陆提出来的。而最重要的理论课题是由一群中国来的经济学者在美国和澳洲等地解决的。

　　就我自己而言， 这个学派的基本想法是我在 “文革期间”坐牢时萌芽的。我当时只能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仔细阅读的结果产生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但却非常喜欢马克思对分工的描述， 于是企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价值论，并将分工问题揉合进价值理论。我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自以为是发现了新价值理论，推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后来我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边际分析，拜倒在其精巧的数学结构面前。我发现我自己坐牢时想出的"欲望"概念100年前就已被用效用概念数学化。以此为基础的Gossen第二定理也早在一百年前发现。在普林斯顿做博士资格课程时，我开始系统地将原来的想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比较下来，发现不少东西新古典经济学比我自己想出来的价值理论高超得多。但是我也发觉，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分析却不如我自己计算出的一些模型。我花了不少时间与同学、老师讨论，以后又与我在美国、澳洲的同事和学生讨论，终于厘清我的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终于最后形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文献。

　　回顾这一过程，我觉得，我坐牢的经历使我思想上既不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又不受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束缚，是这个新学派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经济学已渐式微，新古典经济学正想填补空白。我想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可以利用这个空白，在中国得到比在其它地方快的传播。毕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创始人群中，中国人和华裔占了多数。

　　我已与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有一些安排，在中国训练博士、硕士学生。如果有愿意做新兴古典经济学题目的同学请用互联网与我们联络（Xiaokai.Yang@buseco.monash.edu.au或Xiaokai_Yang@KSG.harvard.edu ）。这本书是第一本没有数学演算，而用图示和直观的描述系统介绍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书。希望它能使一般中国读者了解这一新学派核心文献中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