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张树民先生“经济学的标签：经济人假设”（见本报No.593期）一文后，对“一门学科的基础假设是不容质疑的”、“科学地看问题就是片面地看问题”、“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标签”颇有异议。先看下面一段：

“让我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吧。雷锋经常被人们拿来否证经济学的假说，经受不住考验的人开始修改雷锋的效用函数，认为雷锋除了追求货币收益之外还追求非货币收益，帮助别人是为了获得快乐，从而雷锋仍然是一个自利的个体。

结论是对的，回答的逻辑却错了。雷锋和很多人一样，在两种收益当中，我们要假设他更偏好前者，他的选择不是产生于特定的效用函数，而是产生于时代的约束。在那个时代，货币的分配功能受到严格的限制，当时流行的是带有明显的等级特色的配给制度。请问，在这种制度下，你会理性地追求什么呢？实际上，在无法通过货币交换来满足欲望的地方，人们都会互相帮助。帮助别人并不是感情投资，而仅仅是为了能够在以后获得别人的帮助。”（请原谅我完整地引了这么长一段话，因为怕部分引述不能准确地传达他的意思）。

文中认为，雷锋助人是为了能够在以后获得别人的帮助，而这又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货币的分配功能受到了限制。但又一想，不对呀，雷锋即使没有宣传的那么高尚，也不至于这么功利这么“算计”吧？帮助别人就是想着以后获得别人的帮助？那样似乎不用把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用在帮助别人上面吧？在今天这个时代，货币的分配功能应该是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了，照此逻辑，就应该没有什么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了，但生活中见义勇为乃至英勇牺牲的也不是一例两例吧？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有别人遇到事情时我帮忙，我遇到事情时别人也可能帮我的想法，但如果纯粹是为了交换，不至于牺牲生命吧？能这样揣度英雄？生活中助人为乐侠肝义胆的人就更多了，我就见过别人有困难总是无私地帮助，自己有困难却总是自己抗着的人，他们的交换在哪里呢？如果说中国的货币分配功能还不够彻底，那美国应该是比较彻底了吧，助人为乐在那里也屡见不鲜啊。张先生在前文还举了慈善捐赠的例子，暗示他们主要是为了减免税负。但据我所知，比尔.盖茨准备捐献作慈善事业的财产占的比例超过了99%，巴菲特等人也有此意，这是减免税负所能解释的吗？

再来看看这个观点：“一门学科的基础假设不容质疑”。这是谁家的王法？在牛顿时代，时间和空间是独立的，时空是绝对的，速度是可以合成的，这都是基础性假定，是公理。爱因斯坦质疑了这个基础性假定，大胆假定光速是不可合成的（光速恒定），发现了相对论，推出时间和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相对的。相对论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是对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证伪”。在哥白尼之前，太阳围绕着地球转是基础假定，在珈利略之前，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是基础假定，物体要推才能动也是基础假定，在更早之前，地球是平的也是基础假定，所以太阳是从西边掉到海里，从海底运到东边------

每一次对基础性假设的质疑都导致了科学的重大进步，我没研究过科学哲学，只知道一些科学史的皮毛，就举出了这么多反例，怎么张先生就视而不见了呢？就以理性人（经济人）本身来说，对理性的质疑不是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吗？有人说他们的工作将重塑经济学大厦，这话见仁见智，但诺贝尔奖授给他们说明他们的工作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和他们比，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兴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我们没有必要那样武断吧？否则贻笑大方事小，扼杀思想事大。当年德国组织了100位科学家批驳爱因斯坦，如果爱因斯坦相信了“不容质疑”，放弃了相对论，那我们现在还生活在牛顿时代。我国没有得诺贝尔奖固然有评奖的因素和基础研究不够先进的因素，但和这种“不容质疑”的心态也有很大关系吧？王淦昌是我国科学界的泰斗，两弹一星的元勋，年青时他聪明刻苦，深得导师喜欢，是得诺贝尔奖的料子，事实上他也确实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比仑琴更早发现X光，但“不质疑”的他放过去了，而“质疑”的仑琴追根究底，发现了X光。回忆起这件事，为个人计，为民族计，怎一个遗憾了得！在今天举国上下思考怎么“创新”反思传统思维方式的时候，张先生的“不容质疑”是不是有点开倒车呢？

文章结束前，附带说一句，免得在这个问题上又纠缠不清，就是质疑不一定是全部否定，可能是全部否定，也可能是部分否定，也可能是对以前的理论条件的深化。比如物体要推才能动的假定被全部否定，时间和空间独立、速度可以合成的假定被部分否定——当速度很低时是这样的，而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没有推翻理性人假定，而是深化了对理性人的理解，使我们对“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中的“约束条件”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